记忆中的父亲

父亲虽然参加革命比较早，但基本还是那类老派的严厉父亲，我们几个孩子对他都很畏惧，总是敬而远之。在儿时的记忆里，父亲的工作单位很神秘，之所以神秘，并不是因为父亲的工作单位是什么保密部门，而是他从不让孩子去办公室找他。我有机会第一次走进父亲在县委宣传部的办公室，还要“感谢”1976年7月的唐山大地震。当时县委院里搭了防震棚，父亲带着我在防震棚住了十几个晚上。正是那十几个晚上，让我看到了父亲的另一面，也许是更真实的一面：他也会和同事们开玩笑，也会爽朗大声地笑。

父亲是个对读书非常看重的人。据奶奶说，父亲要读书，而爷爷则希望他尽早做点事儿，爷俩儿为此曾经多次闹翻。父亲参加革命后，坚持用自己为数不多的津贴供叔叔读完中专，应该是他渴望读书情怀的一种继续。父亲珍藏着一张1955年东北财经学院的肄业证书，每当提起这张肄业证书父亲都会很兴奋，因为这是他受过高等教育的证明。父亲每每也会流露出遗憾，遗憾当时因工作需要，没能最终完成学业，只学习了一年就重回了工作岗位。家里能够出个大学生，可能是父亲一生最强烈的愿望，但我们4个孩子都让他失望了；特别是我这个他唯一的儿子，在我身上他寄予的无限期望，被我的不努力彻底击碎了。

父亲的为人，用正直两个字来概括最恰当不过了。在他工作的最后几年，他所在的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大权在握，但他作为一把手始终廉洁为官，一身正气，在我们家里多次发生过来“走后门”的人被他粗暴撵走的事儿。为了安排没考上大学的我就业，身为劳动局长的父亲竟然做出了自己提前5年离休，让儿子接班的痛苦选择，用自己的局长身份给儿子换一个全民工的资格。这就是父亲！父亲身后没给儿女留下丰厚的遗产，但他正直为人的家传，却让我们这些儿女受用终生。

父亲是个有坚定信念的共产党员，党性观念非常强，不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中，他对党的忠诚都是不容置疑的。在上世纪60年初全国困难时期，操持全家的母亲一度对未来产生了怀疑，担心挺不过那场因全国性的天灾人祸而造成的饥荒。这时父亲总是坚定地安慰母亲：相信党，一切困难都会过去！母亲回忆说，当时的情景简直就是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中瓦西里劝慰妻子：“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场面的中国版。从父亲身上我们看到了老一代布尔什维克对自己党的无限忠诚。

父亲临终前几天就开始进入深度昏迷状态，因此没能给我留下什么嘱咐的话。父亲虽然走了，但我时刻都会感到父亲的存在，因为我知道，父亲在另一个世界里，始终在关注着他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