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本來想聊一聊《安娜·卡列尼娜》這部小說的，但這部小說的作者托爾斯泰一生充滿了傳奇，寫到一半，使我不得不另起爐灶，單開一篇來介紹托爾斯泰的偉大一生。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是十九世紀俄國的偉大作家，歐洲批判現實主義的傑出代表。列寧曾說：“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
托爾斯泰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於俄國圖拉省的一座貴族莊園——亞斯納亞波利亞納。他的家世，可以說是名門望族，典型的貴族之家。父親尼古拉·伊里奇·托爾斯泰伯爵參加過一八一二年反抗拿破崙的衛國戰爭，以中校銜退役。母親瑪麗亞·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謝·沃爾康斯基公爵的女兒。莊園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就是托爾斯泰母親的陪嫁產業。
托爾斯泰自幼接受貴族教育，但他一歲半喪母，九歲喪父，靠姑母撫育，童年和幼年是在痛苦與不幸中度過的，從而養成了他愛好沉思的性格。一八四四年托爾斯泰考入喀山大學，先是東方語言系，後轉法律系，均無甚興趣。
當時俄國農民運動風起雲湧，社會思潮澎湃起伏，年輕的托爾斯泰一方面戀上了社交生活，另一方面則迷上了盧梭的迴歸自然的思想。到大學三年級時，即一八四七年四月，他便告別了當時沉悶、枯燥、守舊的課堂，毅然回到了亞斯納亞波利亞納。
這時他與三個哥哥業已分家，他分得了這座莊園，擁有一千四百七十俄畝土地和三百三十名農奴。回到莊園後，托爾斯泰親自管理農事，努力改善農民生活，改善地主與農民的關係，這種改良主義做法，未能獲得農民的理解，歸於失敗。沮喪之餘，他又致力於農村教育，收效亦微。
一八五三年，托爾斯泰懷著不安的心情來到莫斯科，在上流社會中廝混了一陣，不僅沒有找到出路，相反，紙醉金迷的生活使他感到厭倦。一八五一年四月，他隨兄尼古拉去高加索作戰。一八五四年三月，又加入多瑙河部隊，參加了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他作戰勇敢，表現了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
托爾斯泰的軍旅生涯，從一八五一年四月開始，到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以中尉銜退役為止，長達六年之久，他不僅接觸到了高加索優美的自然風光，而且更多地熟悉了平民出身的軍官和士兵的優秀品質，加深了他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和對農奴制的批判意識。這一切更激起了他強烈的創作慾望。
一八五二年至一八六二年是他創作的早期。早期的代表作有：自傳體三部曲《童年》、《幼年》、《青年》（1852—1857），《襲擊》（1853），《伐木》（1853—1855），《塞瓦斯托波爾的故事》（1854—1855），《一個地主的早晨》（1856），《琉森》（1857），《哥薩克》（1852—1863）等。託翁早期的作品為中短篇小說，貫穿了作家的民主主義、人道主義、追求平民化和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思想。這時期是作家在藝術上、乃至社會問題上初步探索與實驗的時期。
托爾斯泰於一八五六年十一月退役後，次年初到法國、瑞士、意大利和德國遊歷，一方面擴大了文學藝術視野，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對西歐資本主義殘酷性和俄國落後面貌的認識。歸國後，他在莊園繼續進行文學創作，並以極大熱忱從事農村教育事業，先後為農民子弟開辦了二十多所學校，在調解農民與地主的糾紛時，又往往站在農民一邊，凡此種種，必然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家宅屢遭憲兵搜查，不久學校也被迫關閉。面對著農奴制改革和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托爾斯泰思想上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
圍繞著農奴制改革問題，社會各派勢力鬥爭日益尖銳，托爾斯泰企圖在不觸動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解決農民問題的種種方案，連連碰壁。在文藝問題上，他與屠格涅夫一道，由於堅持自由主義立場，而與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等革命民主主義派決裂。如果說托爾斯泰四十年代在大學學習時，接受盧梭思想、採取開明的貴族地主立場是他世界觀的第一次變化的話，那麼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系列事件和矛盾，正促使他的世界觀醞釀第二次變化。
一八六二年九月，托爾斯泰與索菲亞·安德烈耶夫娜結婚，婚後獲得了一段時間的心靈寧靜。從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六九年，他花六年心血，完成了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這是一部反映俄國軍民在一八一二年抗擊拿破崙入侵的衛國戰爭的史詩性鉅著，作家謳歌了俄國軍民同仇敵愾的崇高愛國主義精神，也顯示了作家本人對祖國和人民命運的關心。
《戰爭與和平》的問世，使作家贏得了世界聲譽。除《戰爭與和平》外，他還從一八七三年起轉向現代題材的探索，到一八七七年，寫出了長篇小說《安娜·卡列尼娜》，對當代的政治、經濟、農業、家庭、婚姻、道德等一系列問題重新進行審視。從一八六三年至一八八年，可以說是托爾斯泰創作的中期。這個時期的創作以長篇小說為主，是他藝術上登峰造極的時期，也是思想上矛盾激烈，緊張探索，世界觀發生變化的時期。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俄國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城市工人運動與農村農民運動此起彼伏，加上托爾斯泰的家庭矛盾也日益突出，這一切都使他十分苦惱，出現了新的思想危機。他研讀各種哲學和宗教著作，卻找不到答案。
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一年，他寫成了《懺悔錄》，無情地解剖自己，勇敢地和過去訣別，拋棄開明地主立場，轉而接受宗法制農民的思想，對貴族地主階級及其基礎——土地私有制表示了強烈的否定，對國家和教會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然而，他卻反對暴力革命，反對暴力解決農民問題，提倡基督的博愛和自我修養，主張從宗教和倫理中尋找解決社會矛盾的途徑。
隨著世界觀的變化，托爾斯泰到晚年（九十年代）也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慣。他拒絕履行貴族義務，親自參加體力勞動，衣食簡樸，經常訪貧問苦，積極參加救災工作。與此同時，托爾斯泰晚期（1881—1910）的創作也發生了很大變化。
從態度上看，他力圖使自己的創作符合人民的需要，做人民的代言人；從體裁上看，更加多樣化。除了長篇小說《復活》（1889—1899）外，主要是中短篇小說、戲劇、民間故事以及大量的文藝論著和政論作品，這就形成了作家在晚期創作中對黑暗現實的批判更激烈、更深刻、更及時的特色。然而作家仍然宣傳宗教思想，鼓吹“不以暴力抗惡”和“道德自我完善”，這種救世藥方，對於解決當時的社會矛盾有害而無益。
託翁晚年不顧年事已高，健康受損，一方面四處奔走，為農民請命，為農民排憂解難；另一方面仍筆耕不倦，成果不減當年，用“老當益壯”四個字來形容，當不為過。然而，作家晚年又是十分痛苦不幸的。
一是沙皇政府和憲兵的迫害以及教會的壓力（只是懾於他的聲望，反動派才沒有下毒手）；二是家庭矛盾尖銳化，妻子對丈夫的所作所為越來越不能諒解與支持；三是自身的矛盾，他既不願接受革命民主主義思想，而自己的宣傳說教以及種種努力又未能改變現狀。這一切都使他心力交瘁，走投無路，多次打算出走，未能成行。
終於於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深夜出走，途中患肺炎，於十一月七日死於阿斯塔波夫車站，終年八十二歲。一代文豪，就這樣悄悄地、無可奈何地告別了苦難的人間。
托爾斯泰的一生是憂國憂民、為民請命的一生，是緊張探索、不斷進取的一生，是筆耕不倦、碩果累累的一生。他在長達六十年的創作生涯中，為後人留下了九十卷豐富的文學遺產。這裡還應當提一下的是他的書信和日記。書信多達三十一卷，日記有十三卷，兩者幾乎佔他文學遺產的二分之一。他寫日記寫了六十四年，直到逝世前一天為止。這是他不斷自我反省、不斷進行探索的心靈記錄，是研究托爾斯泰的重要資料。托爾斯泰創作的藝術技巧爐火純青，藝術魅力無與倫比，人們可以從多方面進行概括。
這裡，我只想強調一點，即托爾斯泰既善於展現宏觀世界，又善於刻畫微觀世界。前者表現為善於駕馭大跨度時空，多線索結構和多人物場景，雖然千頭萬緒，錯節盤根，作家卻可以編織得天衣無縫，渾然一體（如《戰爭與和平》）；後者表現為善於洞察人物的內心奧秘，細緻地描寫心理的嬗變過程，對其喜愛的人物不隱諱其缺點，對其憎惡的人物也不窒息其良知的一絲閃光（如《安娜·卡列尼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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