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還是隱私？這是一個問題。
【華商韜略·洛杉磯報道】
美國的疫情，至今沒有減緩的跡象。
抗疫之戰加速升級，美聯邦政府不得不向各行各業尋求助力，硅谷科技巨頭更首當其衝。
但不論是先進的科技還是寶貴的數據，這些措施在讓白宮看到一絲希望的同時，又引發了巨大的隱私爭議。
【緊鑼密鼓的信息合作】
3月11日，美國白宮。
總統辦公桌的案頭，擺放著新冠病毒確診病例突破1000例關口的簡報。人們注意到，對疫情向來“樂觀”的特朗普，從這天起悄然改口。除了號召病人“在家待著”，還頒佈了一項對歐洲公民前往美國旅行的禁令。
但在“歐洲”後面，特朗普匪夷所思加上了一個括弧——（英國除外）。
這使得禁令的作用變得相當有限，不過，美國政府好歹開始重視新冠疫情了。
畢竟，美國白宮的科技政策辦公室首席技術官、總統副助理邁克爾·克拉西奧斯（Michael Kratsios），腦子不糊塗。
從3月11日開始，他接連召集谷歌、微軟、蘋果、臉書等硅谷巨頭，共商抗疫大計。從消除新冠病毒謠言、緩解民眾恐慌情緒，到支持遠程辦公、遠程醫療，乃至調動16臺超級計算機，加快對疾病傳播預測和藥物建模的工作速率……
這讓美國抗疫，多少展現出科技大國的風範。
硅谷巨頭們開始紛紛行動：
臉書禁止發佈可“治癒”病毒的廣告，並給世界衛生組織提供了免費的廣告位；
谷歌、蘋果，則將應用商店中非官方和政府健康機構發佈的相關應用全部下架；
谷歌在新冠病毒搜索頁面將預警信息置頂，與美國政府合作建立的疾病預防與教育網站，也在3月21日上線。
……
但“311”會議的真實目的，很快浮出水面，並演變成一場“羅生門”。
據政治意見網站Politico消息，聯邦政府對科技巨頭們隱秘的要求是：分享數據，以幫助政府追蹤病毒，減緩新冠病毒的傳播。比如，通過分析手機定位數據，就能確定保持安全社交距離的方法是否有效。
這個消息，立刻遭到白宮的否認。
但谷歌一位發言人則回應稱，公司正“探索有助於對抗COVID-19的彙總匿名位置信息的方式，該項目將遵循嚴格的隱私協議，並且不會涉及共享任何有關個人位置、行動或聯繫方式的數據”。
這反而證明了傳言確有其事。
實際上，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CDC）已經推出了“500城市”項目。它通過追蹤美國500多個大城市的地理位置信息，以確定人們是否遵守居家隔離的規定。
▲4月4日，紐約市民在中央公園跑步騎行
比如，研究人員發現大量人群聚集在紐約布魯克林的展望公園裡，隨即把情況通報給了地方當局。
蘋果的聲明則義正辭嚴：公司參加了白宮新冠病毒工作會議不假，但重點在遠程醫療、遠程學習提供支持領域。蘋果甚至保證，絕不會跟蹤並暴露用戶的隱私信息。
但美國政府沒有輕言放棄，一直試圖說服相關企業。
《華盛頓郵報》就爆料稱，“311”會議前一天，美國政府已經在跟電信巨頭談判，以獲取對匿名手機彙總數據的訪問權限。
除了谷歌、臉書、蘋果等企業巨頭，白宮試圖說服合作利用位置數據的公司，多達60家。
白宮科技辦某官員的說法則恰恰相反：政府是“受到了美國科技公司的遊說”，他們希望能利用匿名大數據，為新冠病毒建模提供關鍵信息，以便追蹤新冠病毒傳播的蹤跡和模式。
首席技術官克拉西奧斯則言辭懇切：
美國科技公司的快速行動，對防治新冠病毒的進程已是至關重要。但是，人們的隱私怎麼辦？
【由來已久的分歧與博弈】
在中國，隱私洩露不是難以容忍的問題；但在美國，對隱私的重視深入骨髓，產生的爭議也由來已久。
美國《憲法》第一、第四修正案中，通過保護言論、宗教信仰自由，禁止不合理搜查、扣押的方式，構建起保護隱私權的法理壁壘。
1974年出臺的《隱私法》，則是美國個人信息保護最重要的聯邦法律，並對政府蒐集、存儲、處理個人信息做了詳細規定。
此後，美國細分領域的隱私措施，更是不厭其煩。從《電子通訊隱私法》、《金融隱私權法案》、《有線通訊隱私權法案》、《電視隱私保護法案》等國家、聯邦立法，到“在線隱私聯盟”、“個人隱私選擇平臺”等行業自律協會，乃至“美國公民自由聯盟” 這類非盈利組織等，無所不包。
美國構建的，是一個縱橫交錯的隱私保護體系。
但震撼世界的“911事件”，改變了一切。
▲小布什簽署“愛國法”
2001年10月，小布什總統簽署了由共和黨議員吉姆·森森布倫納作為主要起草人的
《愛國者法案》（以下簡稱“愛國法”）。法案規定：美國國家安全機關可以在全球範圍蒐集電話、郵件、醫療、財務、金融等各類記錄，允許從美國互聯網公司提取音頻、視頻、圖片、郵件和文檔記錄；甚至允許使用“黑客”手段，入侵、破壞、竊取國外的數據情報。2002年，美國國會又通過《國土安全法》，允許對美國公民個人信息進行“數據挖掘”。
“兩法”讓美國公民隱私權幾乎蕩然無存，在朝野引發巨大爭議。像美國公民自由聯盟，針對“兩法”發起了50多起訴訟；包括紐約在內的3個州、246座城市也通過決議，明確反對“愛國法”。
反對者中最著名的人物，正是昔日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後來的美國國務卿克里。
當年，克里曾投票支持“愛國法”。但他隨後發現，FBI除了對美國公民實施竊聽、查看私人郵件和上網記錄，甚至還監察圖書館借閱記錄，以判斷讀者是否受恐怖主義影響。
這些荒誕舉動，讓克里轉而成為最激烈的抨擊者：
“布什對‘愛國法’的運用，無意涉及、也沒有涉及與反恐有關的方面去。”儘管有諸多不滿，但出於國家安全和基於“政府授權”的前提，美國公眾在隱私問題上，做出了事實上的讓步。
2011年，美國成功擊斃本拉登，讓“愛國法”喪失了繼續存在的合理性。
但此時，民主黨的奧巴馬政府，正盡情品嚐著權力的滋味。儘管飽受爭議，他們極力為“愛國法”續命。
結果2013年，“稜鏡門”爆發，“愛國法”的底褲終於兜不住了。
在美國政府看來，“兩法”足以讓全球信息盡在掌握；但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知道，恐怖分子經常會換手機號，NSA就要重新布控、撒網、走程序。等拿到“政府授權”再去窺探信息，黃花菜都涼了。
怎樣才能將下一個“911事件”扼殺於無形？NSA決定鋌而走險：繞開一切授權，利用美國根服務器的獨霸優勢和“愛國法”中的“時間彈性”，大搞先斬後奏。
先斬後奏搞多了，就成了先斬不奏、亂斬亂奏。
於是，連斯諾登這樣的“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稜鏡門”曝光後，NSA的惡行公之於眾，不僅全球譁然，美國內部更是輿情洶洶。NSA成眾矢之的，起訴其違反《憲法》第四修正案的個人和組織不計其數。
奧巴馬明白，“愛國法”可能保不住了。
2014年，美國政府啟動對NSA的監控改革；國會也順應民心，制定了
《美國自由法案》（以下簡稱“自由法”），以便為NSA勒上“自由”枷鎖。“自由法”規定，NSA只有在獲得秘密法庭的許可，才能向通信企業索要記錄。否則，再也不允許大規模收集美國公民的隱私數據（但監控全球不受約束）。
有趣的是，“自由法”的提案者之一，還是共和黨議員吉姆•森森布倫納——當年“愛國法”的主要起草者。
美國隱私權鬥爭史，由此經歷了一場奇異的循環。
【政客與硅谷的另類搏鬥】
出人意料的是，“自由法”出臺，沒能消弭紛爭，反而成為更大紛爭的起點。
2015年5月20日，美國國會山。
▲蘭德·保羅在國會舌戰群儒
號稱“美利堅頭號嘴炮”的蘭德·保羅，開始了他驚世駭俗的表演：從下午1點到凌晨12點的10個半小時裡，他滔滔不絕，連珠炮般譴責NSA對公民隱私的肆意侵犯。
參議員們見狀抱頭鼠竄，可哪怕參議院裡空無一人，也阻擋不了保羅的口若懸河。
這猶如瘋人院般的表演，卻深藏著這位共和黨參議員的計謀。2014年11月，在眾議院眾望所歸的“自由法”，卻在參議院慘遭否決。為今之計，只能趁“愛國法”2015年6月1日到期時，拖過投票期，讓法案自動終止。
靠著保羅“無恥”的拖延戰術，6月1日，“愛國法”壽終正寢；6月2日，“自由法”正式生效。
奧巴馬錶示，“自由法”既保護了自由，又維護了安全；以起訴為能事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也盛讚這是隱私權的“里程碑”。
但硅谷大佬們知道，“自由法”只是白宮、國會和情報部門政治妥協的產物。早在2013年，蘋果、臉書、谷歌、微軟等硅谷企業就成立了“改革政府監控聯盟”，希望對政府收集隱私信息行為加以約束。
而今，“自由法”把“公民自由聯盟”這種技術廢柴糊弄過去了，但硅谷大佬們不糊塗，稱其存在“令人無法接受的漏洞”。 思科CEO錢伯斯更直言不諱，如果NSA依然監聽全世界，新興國家客戶會對美國高科技製造避之不及，最終損害美國利益。
美國政府，選擇了裝聾作啞。而硅谷大佬的所作所為，其實也各不相同。
2018年，“劍橋分析事件”揭示出大數據時代隱私洩露的深度困境。
2014年，“劍橋分析”公司通過一個性格測試應用，開始在臉書上搜集用戶數據。儘管只有27萬人下載這個應用，但通過數據爬蟲，劍橋分析逆向溯源，最終竊取了8700萬臉書用戶的數據。
▲“劍橋分析”助特朗普勝選
而它功成名就的“戰績”，就是通過分析建模、大數據操縱，幫特朗普贏得了2016年大選；此外，英國脫歐公投、非洲國家選舉，背後都隱匿著劍橋分析的身影。
臉書對此心知肚明，但在商業利益面前，選擇了默不作聲。
這顯示出，在“自由法”與大數據捆綁的年代，美國隱私保護走向了更大的困境：在大數據公司看來，它不需要知道你姓字名誰，卻深知你的脾氣秉性、職業偏好、心理選擇，進而潛移默化地干預你的想法，操縱你的行為。
東窗事發後，劍橋分析破產，臉書市值狂跌，扎克伯格更在媒體刊登整版道歉信：“我們有責任保護您的信息。如果我們做不到，就不配為您服務。”
而與臉書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蘋果。
2015年12月，美國加州發生一起14死21傷的槍擊慘案，警方希望解鎖嫌疑犯的iPhone5c獲取線索。但蘋果有項“變態”設定：連續10次輸錯密碼，數據就會被刪除。無奈之下，
FBI要求蘋果解鎖，結果遭到拒絕。於是，FBI向蘋果發起訴訟，並要求其開發軟件“後門”。但蘋果CEO庫克不但正面硬剛，還表示會繼續升級系統，以應對更頻繁複雜的數據攻擊。
最終，FBI無計可施，在以色列第三方公司的協作下才成功解鎖。
2020年初，相似的劇情再度上演。針對2019年底發生在佛羅里達某海軍航空基地的槍擊案，美國司法部長巴爾公開施壓，要蘋果解鎖iPhone。這一次，蘋果提供了兇手的iCloud賬戶資料，但解鎖iPhone——辦不到。
不僅如此，庫克甚至希望，政府出臺一項明確公共安全與技術安全界線的法律。
這一堅持和倡議，贏得了包括推特、臉書等一眾高科技巨頭的應援。更有硅谷企業表示，雖然很多公司保持沉默，但全行業堅定站在蘋果一邊。
【非常時期，是行非常之舉還是搞《全民公敵》】
大疫當前，究竟救人要緊，還是隱私重要？在美國，一度引發爭議。
3月3日，紐約市長白思豪在推特上，公佈了紐約第二例病人的詳細信息，包括其單位、地址，以及兒女所在學校。由於患者就職於一家7人小律所，媒體很快確認了患者的真實姓名。
▲患者兒子就讀的高中也被挖了出來
這位“超級傳播者”，導致千人隔離，並慘遭“人肉”。3月10日，患者妻子在臉書上發聲：“我希望丈夫的名字不是與新冠病毒相關聯，而是與遏制病毒相關。”
這樣的狀況，讓美國人對隱私再度擔憂。參議員埃德•馬基，就對政府與大型科技公司合作追蹤新冠病毒的行為保持謹慎：“我們需要保證，收集和處理這些類型的信息，即使是聚合和匿名的，也不會對個人構成安全和隱私風險。”
為此，他要求政府詳細說明：數據將如何被收集、保持匿名和存儲，誰將有權訪問這些數據，以及哪些公司參與了相關項目。
但隱私研究人員則承認：對位置數據進行真正的匿名化，幾乎不可能；有些數據，本身就是企業秘密或非法收集的。所以，必須要有強力的法律保障措施。
因為曾失去公眾信任，臉書在疫情中的表現極為謹慎。當傳出將與政府共享個人數據的消息後，臉書發言人立即加以否定。此前，臉書曾透露他們正利用用戶位置數據來製作預防疾病的地圖，但這次又再度說明，“這些數據將會提供給研究人員，而不是政府”。
當然也有人認為，把匿名的位置數據移交給政府或專業機構，讓專家分析瞭解人們的活動方式、預測病毒的傳播途徑，將大大有利於疫情防控。
美國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副總裁丹尼爾·卡斯特羅（Daniel Castro）就力挺表示：“僅關注隱私而忽視公共衛生，將是一個錯誤。”
如今，美國新冠確診病例即將突破60萬，對隱私數據的應用正越發急迫。
4月初，蘋果和谷歌破天荒宣佈一項合作計劃，將在Android和iOS系統底層構建一項新功能，即：通過設備的身份識別功能，就能判斷自己的手機在14天內，是否與新冠檢測呈陽性的人的設備接近過。
據悉，該平臺可能監控大約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
蘋果表示，這個解決方案相當強大，如果人們都參與進來，將實現應用程序和衛生部門的生態互動。但即便如此，蘋果依然強調：隱私、透明度和用戶同意，才是這個項目的核心要素。
而處於弱勢的民眾，其實並不吝惜貢獻自己的數據。他們只是關心，有多少數據是真正被需要的，能發揮多大效用？而當疫情過去，這些隱私數據又會不會被繼續濫用？
相對來說，擁有歐洲最嚴格數據隱私保護措施的德國，提供了一個更好的範例。
▲歐盟“數據保護條例” 號稱歐洲史上最嚴隱私保護法
2020年3月，德國衛生部起草了一部《感染保護法》，以追蹤與冠狀病毒感染者接觸的人群。有學者表示，對個人進行不加選擇的大規模追蹤，在此前缺乏法律依據。而最新的法律，正是要對數據收集的人群、時間和目的，做出規定。
這樣的效率和對個人隱私尊重並舉的方式，值得借鑑。
1998年，當威爾·史密斯主演的《全民公敵》全球上映，有人便預見到，數字時代的“一九八四”，或許不可避免。
但在國家和生命都陷入生死存亡的時刻，如何設定好邊界，阻止疫情持續擴散，並讓大數據真正發揮效用、挽救生命，這已經成為疫情第一大國美國，必須做出抉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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