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把握解決不確定性問題的方法是更快速、更先進的科學研究 。科學是檢驗過程，永遠不會完全消除不確定性，而且，在特定問題上達成的共識隨時間流逝而變化。可是基於證據的科學共識比已有的任何方法——包括憑直覺預防——更加可靠。持懷疑態度者和熱情支持者公開進行了更多科學研究，能夠讓我們更快地得出結論：“這可以放心使用”，或者“這不宜投入使用”。一旦達成共識，我們可以制定合理的法規，就像我們的社會對汽油、菸草、安全帶以及其他許多事物作出強制性改進規定一樣。
可是另一方面我們應該讓不確定性為人類服務。即使我們認識到應該對所有創新技術的意外結果進行預估，某些特殊的意外結果還是很難預見到。“科技總是超出我們的主觀意願，我們對此非常清楚，實際上我們的意圖中已包含相關考量，”蘭登·溫納寫道，“想象這樣一個世界：各種技術只完成大腦提前設想的特定目標，除此以外再無他用。那將是一個束縛極其嚴重的世界，完全不同於現在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我們知道科技會產生問題，只是不知道哪些是新問題。
因為任何模型、試驗、模擬和檢測都包含內在不確定性，所以評估新技術唯一可靠的辦法是讓它在合適的環境中工作。一種理念必須通過新形式工作足夠長的時間，才會開始顯示副效應。如果人們對一項新鮮出爐的技術進行快速檢驗，只能看到它的主要影響。可是大多數情況下，技術產生的意外副效應正是隨後出現的問題的根源。
預測、試驗或理論分析很少指出通常突然降臨社會的副效應。科幻小說大師艾薩克·阿西莫夫敏銳地觀察到，在馬作為出行動力的時代很多普通人熱切盼望無馬四輪車的出現，並且很容易想象它的模樣。汽車是眾望所歸的新事物，因為它是馬車主動力的延伸——靠自身力量向前運動的交通工具。汽車能完成馬車的一切功能，同時又不用馬作為動力。可是阿西莫夫接著注意到想象無馬四輪車的副效應——例如汽車電影院、交通癱瘓和四通八達的公路——是多麼困難的事。
副效應的顯現通常需要使用新技術達到一定次數，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最早的汽車引發的主要擔憂集中於乘客的安全問題——汽油發動機是否會爆炸或者剎車是否失靈。但是真正的質疑出現在汽車量產之後，那時有數十萬輛汽車問世。人們擔心汽車的少量汙染物持續傷害人體，擔心高速行駛時會撞死行人，更不用說對城郊的破壞和長途上下班的煩惱。這一切都是副效應。
不可預見的技術效用有一個共同根源，即各種技術的互動。2005年，研究人員在一份事後報告中對當時已撤銷的美國技術評估局——存在時間為1972年至1995年——在評估即將問世的技術時不能發揮更大影響的原因作了如下總結：
雖然人們可以對極其先進的專業技術（例如超音速交通工具、核反應堆和特殊藥品）作出看似合理（儘管總是無法確定）的預測，但技術的根本轉變能力不是來自具體的人工製品本身，而是來自瀰漫整個社會的技術系統的各類互動子系統。
總之，對新技術進行小範圍精確試驗和仿真模擬不能發現重要的副效應，因此即將問世的技術必須通過實踐操作進行檢驗，並且實時評估。換句話說，人們必須根據特定技術在現實生活中的試驗和問題來判斷風險。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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