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方方並肩的“叫獸”們

前些天有這樣一篇文章,名為“易中天:站在方方一邊,站在“人”和良知這一邊”。作者以此向方方、向所有支持方方的人們致敬!

作者首先說:

大疫期間,每天都有數以千萬計的讀者期待著閱讀方方的“武漢日記”,可是也有一些心懷鬼胎之徒對方方大肆攻擊,甚至進行政治陷害。從無數人為方方點贊、無數人為方方留言、無數人為方方轉發就可以看出民心所在,宵小之徒只是躲在骯髒角落裡的一小撮。

…… ……

我想芳芳的所謂日記,所引發的討論或者是爭論,應該說是非常廣泛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都佔了相當的人數。反對雙方的發文和支持,雙方的發文從數量上來說恐怕都不相上下,反對的發文或許要更多一些。同樣支持雙方的評論和反對,雙方的評論也都鋪天蓋地。可以說對汪芳芳的支持也好,反對也好,形成了兩股鮮明的力量,而且這兩股力量都堪稱浩瀚。

那麼既然方方說過,願意接受他人的批評。那這浩瀚的批評怎麼就變成了“大肆攻擊”和“政治陷害了呢”?難道批評就是攻擊,就是陷害嗎?那如果這麼說的話,方方是不是就是一個只願唱聽唱讚歌的人呢?其實只要你看方方的文章或者是日記,就能看得出來,凡批評他的人都被說成對他的攻擊,凡批評他的人都被指責為“極左”。顯然方方是不願接受任何批評的,而這種把任何反對和批評的人都批為“極左”,又是不是政治陷害呢?因為凡“極”都應被拋棄,甚至被打倒的。

何況這批評的力量是浩瀚的,是擺在明面上的,很多不敢說全部都是在擺事實講道理的,怎麼就變成心懷鬼胎了呢?怎麼就變成躲在骯髒角落裡的一小撮了呢?顯然坐著一上來就把所有反對方方批評雙方的人,扣了一個小丑的帽子。這樣的說話方式顯然不客觀。

…… ……

接著作者搬出了作家王朔:

誠如作家王朔所說,“當下我們根本沒有什麼Z派Y派之爭,只有人派獸派之分。判斷的標準很簡單:說人話幹人事愛人類的為人派,說鬼話幹鬼事的是獸派”。方方秉持良知,記錄發生在身邊的真實故事,就是“說人話幹人事愛人類”。因此,站在方方一邊,就是站在“人”這一邊,就是站在良知這一邊。

王朔首先否認有左Z派和Y派之爭,這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在中國社會有大量的親美親西方的公知,這個事實是客觀存在的。而被這些公知影響和帶走的民眾,也是有相當數量的。這些人多數不認同中國的制度,不認同中國的發展方式,也不認同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但特別熱衷於中國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種種問題,並同樣以極高的熱情來批判種種問題,而批判的根本目的並不在於解決問題,而在於否定製度。這些人是中國當今社會的Y派勢力。

我們說人無完人,事無完事。缺點,缺陷總是存在的,只要你做事。只有不做事的人才是完美的。批評,批判也沒什麼不可以,但也要看出於什麼目的,和批評的是否符合邏輯、符合事實。這樣的批評,我想沒有人不能接受。

疫情期間,到底都有誰在幹“人事兒”?這應該是顯而易見的,是那些一線的醫護人員,是那些維持秩序的警察、保安、街道辦事處基層官員、以及大量的志願者。既然他們是幹人事的人,自然他們說的話也才能說得上是“人話”。

那麼,什麼樣的事兒不算人事兒呢?這個不好說。大家可以評判一下這樣的事情算不算人事兒,抑或算是鬼事兒。如,憑藉自己的特殊身份,尤其是曾經是作協主席的身份在社會中所建立的廣泛人脈關係,包括在警察,並利用警車,由警員親自開車將自己的新加坡國籍的親屬送出疫情緊急中的武漢,送往飛往新加坡的航班。這算是人事兒,還是鬼事兒呢?普通人做得到嗎?甭管新加坡有沒有撤僑一說。

把一個尚在處於搶救當中的護士,提前11個小時就公開宣告了她的死訊,這是人乾的事兒嗎?

那麼什麼又是人話,什麼又是鬼話呢?和那些一線人員的言論相比,待在房間裡,從各種消息上去評判嚴峻的疫情和戰場,以及疫情下所發生的各種故事,並加以對某些事物以悲情的渲染,是人話還是鬼話呢?如,“3000多名枉死者” 發生疫情以來,事實上,我國因疫情死亡的人數3000多人。這句話所透露的信息是,所有的死者,都非因病毒而死,似乎病毒沒有任何威力。因為方方認為,“這是一場人禍”。這樣的言論是人話還是鬼話呢?

我們不排除疫情初發時,由於疫情緊急,病毒的性質一時無法確定,受感染的0號人員無法得到有效追蹤,各種謠言滿天飛,干擾著人們的視線,當然也有人為的專業上的判斷失誤,從而導致控制疫情不得力的情況,但完全把這種疫情的災難說成是一場人禍,這難道不是有意而為之的說法嗎?這是人言還是鬼話呢?

又如,僅憑一張醫生朋友發來的圖片,就能說圖片中被扔的滿地的手機,都是新冠死亡者丟棄在殯儀館的。這種邏輯從哪兒來的呢?怎麼就能認定是殯儀館的呢?怎麼就能認定是死者扔下的呢?何況這麼多,屬於死者的個人私有財產。難道是死者商量好一塊扔的嗎?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就不能及時清理和收拾嗎嗎?就不能幫助死者進行個人物品保留嗎?

“這是殯葬館扔得滿地的無主手機,而他們的主人全已化為灰燼” 它除了製造一種悽慘的場景,激發善良之人悲天憐人的同情心,難道不是轉移了人們對其中內在邏輯的判斷嗎?這樣的描寫是事實嗎?又算是人話嗎?

怎麼就得出方方是站在良知一邊的結論呢?

…… ……

接著作者發出瞭如下感慨:

遺憾的是,目前知識界公開支持困守孤城的方方的還是少數。並搬出南開大學老校長張伯苓,說張曾慨嘆:“中國社會的習慣是好人坐在屋裡嘆氣,壞人在外面臺上唱戲。”

…… ……

不知道張校長這些話是在什麼語境下說的。但這樣的表達,在任何社會下都存在。坐在屋裡嘆氣的就一定是好人嗎?而在外唱戲的就一定是壞人嗎?

在疫情當中,是誰在屋外唱戲呢?首當其衝的當然是一線的醫護人員,是並肩戰鬥的,維護社會秩序的警務人員,基層官員,志願者們,以及冒著被感染的危險深入一線報道的記者們,他們唱的是一出挽救生命的大戲。而又是誰躲在屋裡整天的搖頭嘆息呢?今天指責那個“急Z ”,明天問責那個“人禍”……

…… ……

作者又引用了大作家托爾斯泰的話,“如果那些不講道德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形成一股力量的話,那麼正直的人也應該這樣做。”

…… ……

我覺得這是非常必要的。確實的,正直的人的確應該團結起來去反對那些“壞人”。

…… ……

接下來作者又搬出了“大師”易中天:

2月12日,方方的日記題為《武漢人的痛,不是喊喊口號就能夠緩解的》,抨擊那些喊空洞的人。第二天易中天以一篇《武漢鉚起,馬屁精滾開》,表達了對方方的支持。他在文章中說:“武漢要的不是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援助。他們心中的痛,正如方方所說,也非口號可以緩解。”他響亮地喊出“武漢鉚起”,指出“一線需要的不是廉價的同情,空洞的口號,更不是無聊的吹捧,而是——理解。”他呼籲所有媒體,“多點理解,少吹牛皮。守住底線,不唱高調……請學會說人話,請學會懂人心!”

…… ……

首先,方方強調武漢人的痛。難道受痛的只有武漢人嗎?那武漢以外的人們沒有受困嗎?難道武漢以外的人們沒有把武漢人當做自己的同胞嗎?難道武漢以外的人們沒有從四面八方去支援武漢嗎?僅僅就是喊喊口號嗎?

其次,易中天的“鉚起”,是不是口號呢?是不是易老師對武漢人援助真正的行動呢?武漢人要的是理解,難道不是更需要援助嗎?難道加油就不可以嗎?把取得了一定成果和進展的宣傳報道,說成是吹牛,或是拍馬屁。那麼請問,普通民眾和國家沒有權利知道前方疫情的進展情況嗎?難道民眾不希望取得的成果並被成果所鼓勵嗎?怎麼全成拍馬屁了呢?易老師的話就是人話了嗎?

…… ……

再接著的言論來自,唐翼明:華中師範大學國學院院長:

有人指責說,方方道聽途說,自己又沒有去什麼危險地方。還有比武漢更危險的地方?我們這些人就在戰場上,方方就是最出色的戰地記者。我們聽到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活生生的悲劇呀。問題是你有沒有膽量正視,願不願意正視,願不願意如實的寫下來。方方做到了,我要向她致敬!

…… ……

“我們這些人就在戰場上”,難道疫情的戰場不是全中國嗎?武漢當然是最危險的地方,這沒錯,但你身處最危險地方當中的安全地帶,怎麼你就變成了戰地記者了呢?你是像其他媒體那樣深入一線了嗎?去到醫院、去到護士、醫生、病人、殯葬人員身邊跟他們深入交流了嗎?你的哪一篇日記不是來自於這個醫生那個醫生,這個朋友那個朋友的消息,包括那個扔的滿地都是手機的照片。這是真正的戰地記者嗎?戰地記者是要冒著死的危險的。

而且戰地記者,要做的是真實的報道。而不是臆測、猜想和渲染。難道我們的大學校長判斷一個事情的能力就這麼低嗎?還什麼“我們聽到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活生生的悲劇呀” 難道我們就只看到了悲劇嗎?沒錯確實有悲劇,因為這是戰爭。戰爭就不可能沒有死亡,不可能沒有悲情。但是要想取得戰爭的勝利,不能只有悲情。當需要吹起衝鋒號的時候,人們卻聽到的是沒完沒了的哭喪號。這就是所謂的有膽量正視嗎?為有這樣的大學校長感到悲哀。

…… ……

而來自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趙士林先生,已經不能正常的與人交流了,謾罵使他所能夠展現的最大的技能:

……張頤武則一副太監相。他居然厚著臉皮對方方講做人的“底線”,他早就是一個豬狗不如的畜生。別說做人底線,離做狗的底線都差了十八條街……還有臉和方方懟,他連舔方方的鞋底子都沒有資格啊。

…… ……

所以把反對方方的人,都可以隨便的批為“極左”,可以輕而易舉的張口說出髒話,又可見支持方方的某些教授們到底是什麼樣的水平。

…… ……

接著,閻連科,知名作家,是這樣說的:

以方方、小引等許多武漢的作家、詩人和其他作者為代表的日記,最終會成為這場劫難最獨特、細微的記憶和文學。這些日記是時代最堅實的細節。如果沒有這些日記,不要太久,疫情之後的三年或五年,十年八年,在這場疫劫裡死去的數千鮮活的生命將會成為記憶的空白。比如17年前的SARA,我們去哪兒還能找到如方方日記這樣的記憶作品呢?歷史總是以里程碑的方式來概括、輪廓過往和時間,而方方的日記和許多良知記者的書寫,才是里程碑上刻寫的最具體的文字。

要感謝方方,是她撿起了作家和文學掉在地上的臉。

…… ……

我想這第1句恐怕就有問題。因為方方說了,她的日記是實事報道,而不是什麼文學。當然你可以把它歸類為文學。用方方話講,它是事實記錄。所以閻連科說他是最堅實的細節,所以說它是記憶可以,但說它是文學顯然是錯了。自我矛盾!關於疫情的記憶,恐怕不只有方方,恐怕各種各樣的媒體,包括自媒體都有各自的記憶。3000多位死去的生命成為記憶的空白,不知道嚴先生說這話的時候能記住這3000多位當中的幾個,又都是誰?“許多良知記者的書寫,才是里程碑上刻寫的最具體的文字。” 這話我想是不錯的,前提是那些記者真的有良知。而方方日記屬不屬於所謂“里程碑上的文字”,大家可以從她那些“人話”亦或是“鬼話”當中可以得到判斷。至於閻先生說,“是她撿起了作家和文學掉在地上的臉。” 我想把“撿起”改為“踩踏……已經掉在”,稍許會更貼切吧。

…… ……

張抗抗:作家

如果你習慣了在黑夜之中摸索,別人的一點亮光,都會讓你覺得刺眼;

如果你習慣了在泥沼中爬行,別人穿上靴子,你都會覺得是一種冒犯;

當你從宏大的敘事中,尋找勝利的希望和心靈的慰藉,別人發出一點悲鳴,你都覺得聒噪;當你沉醉於虛偽的讚美詩中,頭腦發脹、熱血沸騰時,別人一點抱怨都會讓你怒不可遏……

----(張抗抗專門轉發了“方方日記”中的一篇《說謊的記憶》,同時轉發別人的這段話表達了對方方的支持)

…… ……

不知道張抗抗此話怎講?不知道當下的社會是應該用黑暗來形容還是應該用光明來形容?哪個是主流?哪個多一些?沒錯,黑暗中有一點光,也許你確實會覺得刺眼。但同樣光亮之下,有一團汙跡,不同樣會覺得噁心嗎?

在當下中國社會的國人,多數人認為自己是在爬行還是在走路?是穿著鞋還是在赤著足?如果是爬行,你給他穿了鞋,難道他就不爬了嗎?如果他有鞋,你還要給他穿鞋,是你看不起他穿的那雙鞋嗎?如果他是在走著,他不知道自己穿鞋嗎?

在宏大的敘事中,尋找勝利的希望。難道不是應該採取行動嗎?難道不是應該思考怎樣戰勝困難嗎?災難帶來恐懼,死亡帶來悲哀。但一味的哭天搶地就能解決問題嗎?一味的嚎啕痛哭就真的不讓人煩嗎?對於那些想從死亡中尋找希望的人來說,是聽沒完沒了的嚎啕痛哭,還是應該做冷靜的思考和分析判斷尋找答案更來的有力量有希望呢?而你在做認真思考和在採取行動的時候,那綿延不絕的哭爹叫孃的嚎啕僅僅是一點點抱怨嗎?難道不刺耳嗎?不該被呵止嗎?要知道戰場之上擾亂軍心者,“當斬”。

…… ……

再說同濟大學教授陳家琪,在他的《夜讀馮天瑜新啟蒙說訪談與方方日記》這樣說:

一個人有沒有心目中的自己,這與一個國家到底有沒有對未來的美好生活有一個設想,這是同一個道理。無論如何,當自己說話時要左顧右盼,擔驚受怕,總不是我們心目中的美好生活。在勇氣上,我們,至少是我,還真的應該向馮天瑜先生和方方女士學習,儘管這不一定就能使我從此變得更有勇氣,但至少,我會敬佩他們,心中暗暗看不起自己。

…… ……

我曾經跟朋友有過爭論,就是是否可以真的言論自由,又或者說言論是否真的就絕對自由,沒有邊界。德國總理默克爾在一次公開電視講話中說道:言論ZY是有邊界的。

我就問朋友說我可以隨便罵你嗎,或者是造你的謠嗎?朋友說,隨便誰都可以。我說真的嗎?他說當然是真的,因為如果你罵我或者是造我的謠,我可以用法律去控告你。那麼其實這也就結實了,我們是不能隨便說話的,我一說出去的話,如果不真實,是要被別人告上法庭的。你只有基於真實的言論,你就不必左顧右盼,也不必擔驚受怕。當然這是大多數情況,也並不絕對。因為人總還是要撒謊的,比如我不我們不能老說“你總是要死的” 這種實事求是的真話。還有一些其他特定的情況,真話也還真的是未必能夠說出口。但如果任憑假話謠言流行,讓造謠者隨心所欲,無所顧忌,肯定也不是我們所要的美好生活。

另外,指責幹活的人發生錯誤容易,因為幹活總是要出錯的。不能把這種誰隨便對他人的指責,缺乏建設性意見的批評稱為說實話,而把這種做法稱為“有勇氣”,就更加顯得可笑,不是嗎?因為這種話人人都會說。

…… ……

丁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學會會長,說到:

方方不是肩扛著閘門的女英雄,也不是施放林中響箭的“吹哨人”,她只是在表達一個智識者的良知,為普通人的心理疾病開一劑良方而已,這就是啟蒙者的職責所在,從中我們又望見了人性的微光。

人類不亡,啟蒙不死!啟蒙者雖是一棵會思想的蘆葦,但是她是沒有一個私敵的人。

——丁帆《方方:一個沒有私敵的人》

…… ……

不知道丁會長所說的心理良方在哪裡?具體是什麼?是讓人們身處災難時陷入悲情之中來更加痛苦呢?還是準備讓人們跳離隨時可能被巨浪掀翻的小船兒?或是在巨浪掀翻之前自己把小船給掀翻呢?他啟的是什麼蒙呢?她所做的是讓人看到了人性的光輝,還是讓人看到了人心的險惡呢?

“她沒有一個私敵”。不知這個結論從何而來?自打愛國青年與香港廢青之間發生言語充足之時,雙方就已經把所有批評她為香港廢青站臺言論的人當做了“私敵”了。她日記的第1篇就提到了這些“私敵”,隨著他日記的發表,她的“私敵”變得越來越多,她把他們統一稱為“極左”, 並在他的日記裡面不斷的批駁批判那些“極左”的“私敵”。直到他的完結篇,“那美好的仗”,用多達6句之多的言語來表達對那些私敵的仇恨。例如,“極左儘管水平低劣,可他們就像新冠病毒一樣,一點點傳染我們的社會”。這樣類似的言語在他的日記裡面可以說比比皆是。不知道丁會長說這樣的話是在瞪著眼睛說什麼話?

…… ……

接下來登場的,是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苗懷明:

若干年後,當人們談起這場災難時,肯定會想到方方日記,它註定成為一個時代的記憶而永恆……她無意於做英雄,但那些咒罵、謾罵她的人將她逼成了英雄。就像李文亮

,他只是一個普通的眼科醫生,但有人硬是將其逼成英雄。這難道不值得我們反思嗎?

假如我是文學最高獎的評委,我會毫不猶豫把手中神聖的一票投給方方,以文學經典的名義,用善良人性的名義。

…… ……

——苗懷明《話說方方日記——以文學經典和善良人性的名義 》

不知道這樣的邏輯是在哪裡?當一個人在地鐵裡面又亂嗑瓜子兒、亂又吐痰,面對眾人的指責甚至謾罵時,也毫不收斂,也並不以為“恥”,而且還起來跟別人對著罵,“這地鐵裡這麼多人,多悶的慌啊,多壓抑呀,你們應該跟我一起嗑瓜子吐痰”。於是他成為了“名人”,成為了某些人心中的英雄。因為他幹了別人不敢幹,也不屑於乾的事兒。這就是教授所謂的逼出來的英雄嗎?她能跟李文亮相提並論嗎?這樣的人能算是善人嗎?有善良的人性嗎?

…… ……

梁豔萍:湖北大學文學院教授

很多人每天都等候到子夜,讀方方日記後再睡去。讀者關心著方方,關心著武漢,關心著湖北,方方關心著人,關心著病人,關心著他人。方方的寫作是以人為中心的,是為人的寫作,也是人道主義與人文精神的寫作……只有直面慘淡的人生,才敢於與禁錮抗衡,才敢與死神較量,敢於突破道貌岸然的攻擊與包圍,方方做成自己。方方是直擊的方方,人文的方方,大寫的方方。

——梁豔萍《直面對衝,迎頭相撞是方方》

…… ……

方方關心著人,關心著他人。當然表面看來是的確如此。至少她還是把她的侄女用警員和警車送到了飛往新加坡的航班。這大概是他疫情期間所做的最大的實事。至於其他人,他日記裡也確實多次提到。尤其是那“枉死”的3000多生命,尤其是廣西的護士,尤其是武漢中心醫院的兩位院長,尤其是那些地方官員,更尤其的是那些“急Z”。

她真的關心他人嗎?那不過是她最擅長的文字遊戲。從日記的首篇到最後的完結篇,她不過都是在打仗。借這疫情打她自己“所要守得道”的仗。只與他的敵人有關,與旁人無關。但她必須渲染悲情,以拉住觀眾。否則,她的仗不好打。

…… ……

徐景安:深圳市體改委原主任

我看了幾篇方方的日記,覺得她的文字樸實、自然,在隔離的空間裡,收集來自朋友、社會的信息,寫了自己的感受。其中有二條主線,一是對防疫中存在的問題、漏洞、毛病、不足,進行抨擊和批評,二是對防疫中存在的問題、漏洞、毛病、不足產生的原因追責……我看方方日記都無可指責,而且值得褒揚,反映了她作為一個作家的良知和良心,勇氣和擔當。正因為如此,有這麼多粉絲願意看……如果中國有很多個方方,成為義務的吹哨員,這真是社會的進步,治理的改善。

——徐景安《方方的“哨音”與王誠的“哲學” 》

…… ……

我想徐主任說這話,方方恐怕不太愛聽。什麼叫“文字樸實自然?” 那豈不再說是日記的文字都是大白話嗎?

防疫漏洞自然不會少,她畢竟不是我們日常的社會管理事務。它是突發事件,來的迅猛,發展的快,出乎人的預料,並且人們對他的認識並不充分。手忙腳亂的事情,肯定會發生。我們每一個人平時在碰到意外事件的時候,都會有手忙腳亂的時候,也都會有想做好,但又做壞了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需要的是“建議”,而不是指責;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謾罵;需要的是行動,而不是袖手旁觀,指手畫腳。這樣的人只會在忙中添亂,只會讓人心煩意亂,只會讓事情變得更加混亂。這裡沒有良知,只有顯擺——看,我多能。這樣的人為何要去褒揚?

…… ……

企業家俞敏洪多少還算中肯:

現在看到因為“方方日記”引起的各種爭論,我覺得這是好事,真理不是愈辯愈明嗎。把雙方的觀點擺出來,老百姓自然會有自己的判斷力。但我建議那些反對方方的人,沒有必要不斷刪帖,以至於大家看到了批判方方的文字,卻看不到方方自己的文字。另外,批判就是用理性的態度擺事實講道理,沒有必要動不動就上綱上線,語言裡充滿殺氣。我也不認為,只要是批評政府不作為或者揭露社會黑暗面的文字,就是和國外“迪兌”勢力勾結的。這裡面沒有邏輯關係。坦率說,我從方方的文字中沒有讀出對於中國有多少否定和危害,倒是覺得,有些批評她的文字,顯得狹隘而固執。

——俞敏洪《疫情日記3月23日丨病毒不應成為煽動情緒的武器》

…… ……

方方與國外“迪兌”勢力是否勾結,我們不能輕易下這種結論,但是方方的立場卻是鮮明的。俞敏洪這種把“批評政府不作為和揭露社會黑暗”等同於“借批評政府不作為和揭露社會黑暗”恐怕是很多人理解上的誤區。

最後,如果批評那些批評者狹隘固執的話,倒不如多讀讀她的日記的那些文字,尤其是跟她的那些私敵有關的。就可以看出來誰狹隘固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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