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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好處，提高了數十億人的生活水平，使數百萬人擺脫了貧困，但它們也加劇了我們社會中的不平等。不平等的社會和經濟後果是深刻和深遠的，故而所有人都需要共同努力，創造社會經濟流動的新途徑，確保每個人都有公平的成功機會。
為此，世界經濟論壇發佈了《2020全球社會流動性報告》，對全球社會流動的現狀提供了必要的評估，旨在幫助政策制定者、商界領袖和其他利益相關者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進程中制定其社會經濟戰略，促進增長、可持續和包容的經濟，為所有人提供機會。
重要發現
社會流動性更大的經濟體提供了更平等共享的機會，並對更廣泛的經濟增長產生積極影響。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社會流動性指數(Global Social Mobility Index)針對82個全球經濟體，根據它們在社會流動性的5個關鍵維度上的表現，進行了一項全新的整體評估。這5個關鍵維度分別是：1. 健康;2. 教育(機會、質量和公平、終身學習);3.技術;4. 工作(機會、工資、條件);5. 保障和制度(社會保障和包容性制度)。
1.通過新的社會流動日程解決不平等問題需要全球動力。全球社會流動性指數顯示，很少有經濟體具備促進社會流動的適當條件，因此收入不平等已變得根深蒂固。
2.北歐和歐洲部分地區的表現優於世界其他地區。為本國人口提供最公平共享機會的國家大多是北歐經濟體:芬蘭、挪威、瑞典、丹麥和冰島。
3.低工資、缺乏社會保障和糟糕的終身學習體系是全球面臨的最大挑戰。
4.投資於社會流動要素的正確組合，將獲得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回報。如果本報告所列國家的社會流動性指數增加10分，到2030年，除了巨大的社會凝聚力效益外，還將帶來4.41%的GDP額外增長。
5.通過稅收為社會流動性提供新的融資模式是必要的，但必須輔之以新的支出組合與量身定製的方式。許多旨在解決社會流動問題的政策既需要通過稅收增加公共資源，也需要對社會流動的關鍵驅動因素採取不同的公共支出組合。
6.提升個人獲得教育機會的可能性對於所有經濟體來說都是一個關鍵因素。因為教育是一個強大的機會“均衡器”。
7.建立一種新的社會契約，在全職僱傭合同之外提供充分的社會保護，在各個經濟體中都很重要。
8.在其員工，價值鏈中的勞動者以及整個社區的社會流動性方面，企業必須成為核心利益相關者。企業可以通過一系列內在關聯的優先事項，為改善社會流動性做出貢獻。
9.技術變革、經濟趨勢和人才需求的結合正在改變不同行業的收入不平等結果。
10.職業社交網絡是社會流動的隱性驅動力，它會受到地理和社會經濟背景的影響。在美國，個人社交網絡最多樣化的地方是一些城市化的州，比如哥倫比亞特區，它是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所在地。
11.社會流動性的分佈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個人的職業。指標顯示，不同職業的不同專業人員或多或少地“紮根”於特定的地理位置。
簡介
第四次工業革命觸發了我們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體系的根本變化。這些快速變化為全球經濟和社會帶來了新的機遇，同時也帶來了例如不平等問題、社會保障不足等諸多挑戰。
為了應對這些挑戰，促進社會流動性，世界經濟論壇創建了一個新的工具：全球社會流動性指數。該指數衡量了一個國家在整個人口中促進社會流動的能力。
- 社會流動性:它是什麼以及它為什麼重要
社會流動的概念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儘管本報告中的討論主要限於經濟，但可以參考收入水平以外的各種結果（例如健康或教育成就）來衡量。社會流動性也可以理解為“向上”和“向下”的移動，即代際之間相對收入水平，社會地位的變化。從經濟角度講，社會流動性通常是通過代際收入彈性的度量來近似的。如果代際收入彈性等於零，那麼家庭背景和兒童的成人收入結局之間就沒有關係；如果代際收入彈性等於1，則所有貧困兒童將成為貧困成年人，所有富裕兒童將成為富裕成年人，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社會階層的固化。
從經驗上講，社會流動性指數與社會個人收入階層躍遷的速度成正比。如下圖所示，低收入家庭達到中等收入所需的世代數量在不同的國家有很大差異。
在所有經濟體中，較不富裕的家庭出生的孩子比那些較富裕的家庭出生的孩子面臨更大的成功障礙。這些機會不平等可能會根深蒂固，並加劇長期的經濟不平等以及深刻的經濟和社會分裂。下圖說明了主要的經濟不平等指標（基尼係數）與代際收入彈性之間的關係。該圖也稱為“大蓋茨比曲線”，揭示了一種強線性關係，在這種關係中，相對社會流動性較高的國家（例如芬蘭，挪威或丹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較低。
- 社會流動性低對經濟增長不平等與社會凝聚力的負面影響
在大多數國家/地區，某些群體（無論是按性別，宗教，種族，種族，社會經濟背景還是地理位置來界定）的歷史上一直是弱勢群體，社會流動性低下會加劇並激化這些不平等現象。
這些情況造成了缺乏凝聚力的經濟和社會，在這種經濟和社會中，人類的巨大潛力繼續被悲慘地浪費掉。
而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驅動力，而阻礙人才最佳配置並阻礙人力資本積累的摩擦可能會極大地限制增長。機會不平等和低社會流動性加劇了這種摩擦，也阻礙了生產力的驅動力。換言之，增加社會流動性可以作為重新啟動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
此外，導致經濟不平等分化的兩個最常見的原因是全球化和技術。全球化將高生產率部門的低技能工作從高收入經濟體轉移到低收入經濟體，從而加劇了國家內部的不平等。而技術通過減少對低技能工作的需求和不成比例地獎勵高技能工作，從而影響了不平等。因而明顯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許多基本要素（例如數字平臺的經濟動力，大數據和自動化，促進市場集中度）有可能進一步加劇這些趨勢，而沒有采取積極措施來增加所有人的公平機會。
不管最近社會流動性低下的歸因確切是哪些，很明顯，個人相應地無法發揮潛能和理想的能力正在加劇全球範圍內社會凝聚力的削弱。隨之而來的情緒是，個人越來越悲觀，並影響個人對社會，政治和經濟生活的參與。
基準:全球社會流動指數
- 概念框架
社會流動性低下是不平等現象加劇的原因，也是結果，並對社會凝聚力和包容性增長產生不利影響。如果不採取任何措施，經濟體就有陷入惡性循環的危險，惡性循環將加劇不平等和社會流動性下降，如下圖。
社會流動性指數的中心宗旨是關注相對社會流動性的驅動因素。使用本節概述的概念框架，全球社會流動性指數應用了有關當前影響未來社會流動性因素的最新理論和證據，提供了一個前瞻性綜合指標，。該指數由10大支柱支撐，可以將其歸類為4個關鍵的社會流動性決定因素，如下：
- 支柱1:健康
健康支柱衡量的是各國向其人口提供高質量醫療保健的能力。獲得高質量醫療保健是至關重要的因素，這對體驗社交活動的能力會產生終身影響。在各國內部，獲得健康服務的機會概率差異很大，健康不平等現象可能直接影響就業能力。
- 支柱2-4:教育機會、質量和公平
這三個支柱-受教育程度，教育質量與公平以及終身學習-衡量各國獲得受教育機會的能力，確保無論其社會經濟背景如何，所有公民一生都能獲得高質量的教育。傳統上，教育和人力資本發展戰略被認為是促進社會流動的主要因素。終身發展和部署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和社會包容的關鍵要素。
- 支柱5:技術獲取
技術獲取支柱衡量人群中技術獲取和採用的水平。正如上一節所強調的，在整個生命中增加受教育的機會對於促進社會流動至關重要。但獲得教育的機會通常是不平等的。而通過向所有社會經濟背景的人提供額外知識獲取的機會，技術可以充當進一步的均衡器。
- 支柱6-8:公平的工作機會
這三個支柱（工作機會，公平工資和工作條件）衡量了經濟體提供公民獲得工作機會，確保良好工作條件並向其公民提供公平工資的能力，而不論其教育水平和社會經濟背景如何。
- 支柱9-10:社會保障和包容性制度
社會保障和包容性制度這兩大支柱衡量的是經濟體為其國民提供社會保障的能力，以及包容性制度和高效公共服務的能力。有證據表明，隨著技能需求的變化，工作的不穩定性也會增加，而且可能會增加一個人職業生涯中更換工作的頻率。而社會保障和公平有效的制度可以減輕職業轉換對個人生活的影響。
全球調查結果
通過對82個經濟體的社會流動水平進行基準評估，全球社會流動性指數指出了需要改進的領域，並有助於回答有關當今經濟，技術和社會背景下社會流動驅動因素的關鍵問題。
1. 大多數經濟體仍需要彌合其社會流動性差距。
為人口提供最平等機會的國家大部分是北歐國家（芬蘭，挪威，瑞典，丹麥和冰島）。儘管絕對社會流動性很高，但發展中經濟體仍然缺乏在整體人口中平等分享這些機會的能力。
下圖說明了今年指數中各個國家/地區的在10大支柱上的得分範圍。
2.
根據全球社會流動性指數（Global SocialMobility Index）中的概念，丹麥（得分為85.2），挪威（83.6），芬蘭（83.6），瑞典（83.5）和冰島（82.7）是最接近理想狀態的經濟體（GSMI）。它們在提供工作機會和良好工作條件的同時，結合了教育的分配，質量和公平，同時還提供了優質的社會保障和包容性制度。
GSMI通過平均衡量指數的10個支柱中的每一個，來反映出這種在政策優先排序中日益複雜的問題。無論一個國家的發展階段如何，任何支柱都可以被視為潛在優先事項。GSMI結果證明了這一點：一個國家的整體社會流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國在相對基本的社會流動驅動因素上的表現。
通過上圖可以看出，不同地區之間的社會流動差距深遠。值得注意的是，分析全球支柱平均值可以幫助確定許多經濟體的改進領域，其中最大的一項缺陷即是未能提供合理的工資。公平工資支柱的全球平均值是52.5，是該指數所有支柱中最低的平均值。
此外，GSMI的全球評估結果與世界銀行所模擬的機會不平等程度密切相關，如下圖。這突顯出該指數對於辨識不同國家中機會均等的驅動因素的能力。
3. 社會流動性對應著大蓋茨比曲線。
社會流動性和收入不平等程度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正如下圖所示，用總的GSMI得分代替代際收入彈性時，結果揭示出那些循環相關的因素之間存在相似的相關性。簡言之，社會流動性越高，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
4. 利用技術促進社會流動性跨越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實現。
對GSMI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在許多國家中，社會流動性低的根本原因與經濟發展問題有關，這些問題已然超出了收入，涵蓋了受教育程度、工作機會、惡劣的工作條件以及健康差異等等問題。除非果斷解決這些問題，否則社會流動性不會發生數字式跨越。但是，未來技術可以通過降低獲取知識的障礙來發揮強大的均衡器的作用。
5. 社會流動性與生活滿意度密切相關。
根據下圖，為個人提供進一步的相對社會流動性有助於提高工人的生產率，並提高人們的生活滿意度。
6. 促進社會流動性需要一種大多數經濟體尚未掌握的整體戰略。
實現更高水平的社會流動性需要被視為一項重要的政策目標。迄今為止，促進社會流動性的困難之一是難以找到合適的KPI來評估政策的短期成功，因為關於代際社會流動性的數據通常帶有較大的時滯。
使用大數據來追蹤不平等
- 解決社會資本的不平等問題
職業社交網絡是社會資本的一個關鍵方面——個人可支配的非財務的關係資產。
在美國勞動力市場上，在高收入家庭中長大的人擁有強大社交網絡的可能性是在低收入家庭中長大的人的三倍。這意味著這些人在社會資本和金融資本方面都具有雙重優勢。而擁有更強大社交網絡的個人可以接觸到更多的信息，使他們辨識到更多的機會，從而使他們更有生產力和創新性。
- 跨行業和職業的公平工作
人們通常會認為，個人可能會停留在他們的專業領域或當前的地理位置範圍內。然而，工人的真正勞動力市場包括他們當前的職業，以及在重新就業、技能提升或重新安置後的工作轉變範圍。這些額外選擇的規模決定了員工在工資談判中的議價能力，並最終決定了一個人憑藉自己的技能獲得成功的能力。下圖就展示了美國各地區的職業薪資差異。
結論:對新經濟議程的影響
不平等和社會不流動並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扭轉當前的趨勢是一項艱鉅的挑戰，增加社會流動性意味著為個人從出生到成年的整個生命週期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對於各個國家地區來說，優先事項和最佳政策組合必然不同。然而，對社會流動性採取全面措施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有些領域可以優先發展，但無論一個國家處於什麼發展階段，任何領域都不可忽視。
1. 改善健康狀況
經驗證據表明，在衛生方面的支出越多，整個社會的社會流動性水平就越高。一些政策越早實施，就越少需要通過其他政策進行干預，而這些政策在今後的生活中可能代價更大，效果更差。
2. 提高教育機會和質量，堅持終身學習
和健康一樣，教育是機會的有力“均衡器”。鑑於優先考慮教育所帶來的巨大回報，各國應考慮增加教育開支，重點放在針對處境不利的兒童和青年的方案上。總的來說，教育支出越大，社會流動性越強。
3. 加強社會保障
傳統上，政策主要集中在立法保護和促進全職永久性工作。然而，今天需要改變政策觀念，從單純地促進就業的政策轉向動態工作保障，以支持工人和勞動力市場的彈性。
4. 改革稅收和公共支出結構
許多旨在解決社會流動性問題的政策既需要通過稅收增加公共資源，也需要在有助於解決機會不平等的關鍵要素上採取不同的公共支出組合。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稅收的累進性，支出的累進性也是促進社會流動性的重要槓桿。
5. 企業的角色
作為社會利益相關者，各種規模的企業都面臨著來自系統性挑戰的風險，包括不平等、社會動盪和氣候變化。作為僱主、購買者、投資者以及商品和服務的提供者，企業在促進社會流動性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企業不僅有道義上的責任，而且有經濟上的理由為所有人創造機會，最終為更公平的社會創造機會。
*特別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人力資源研究報告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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