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吳門書畫家書札裡的生活趣事 | 新浪潮導演讓·呂克·戈達爾首次線上直播｜英國國家劇院NTLive上線國內平臺 | ......
新近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巴黎記》，是詩人于堅關於巴黎的絮語、思維片段、想法、記錄、見聞、觀感、手記、便條，或者胡思亂想的意識流、張冠李戴，以及實地街拍。
這裡是一個另類的巴黎，詩人憧憬的巴黎，虛構的巴黎、親歷的巴黎、已經辭世的巴黎，或者他願意居於其中的巴黎。
在這部書中，時間是跳躍的，不受拘束的。就像自由和浪漫，就像巴黎。前一頁可以是1947年6月17日，後一頁可以倏忽來到2017年7月5日。明明昨天還是2014年10月4日，時光又瞬間穿梭回1995年9月18日。
除了文字，詩人用自己的相機鏡頭記錄下一個個凝固的瞬間：在埃菲爾鐵塔上張望的男子，塞納河上的米拉波橋，莎士比亞書店門口的一個下午，博物館內的一個小花園……
“當所有的故鄉都被摧毀之後，巴黎成了世界故鄉。那些昔日的什物、氣味、幽靈全都集合到巴黎。”
“全世界都在追求煥然一新，唯有巴黎巋然不動。”
也許真有這個巴黎，也許沒有。
《巴黎記）于堅/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0年1月版
尋找全世界的故鄉
于堅
2004年5月1日
無邊無際的門，而且大多數總是關著。隨手關門真是一個好習慣。每個門都不一樣，就像人們的臉，除了它們都是長方形的。有些門已經要爛了，還在用。無數的前面、後門、偏門、旁門（左道），巴黎並沒有君子行不由徑這種傳統。門的朝向五花八門，並不怎麼在乎朝向。在東方，門是隱喻性的，後門名聲不好，那不是正大光明之門，私下裡使用頻繁。
各種各樣的門通著不同的地點，可以從十七世紀的門進去，從十九世紀的門出來，從十八世紀的門進入一棟公寓，從二十世紀的門進入某個房間。
多年前，我在讓蒂依小住，那一帶有各種時代的門，我住在金佳家裡，他租的房子是十九世紀的，我從未見過他的鄰居，彷彿他們一搬進來就倒地死去。我懷疑那些幽暗走道里的鐵一樣紋絲不動的門，如果打開的話，裡面躺著的會是殭屍。鐵一樣堅固的私有制保證這些房間永遠不能被他人打開。
那時候還是用座機，電話一響，彷彿是這樓房裡活著的一隻野獸在叫喚。我們有時候在讓蒂依散步，金佳想著他的長詩，後來他寫出來了，就叫《讓蒂依》。
巴黎之光，早晨八點鐘。
巴黎的建築彷彿是為光設計的。光來到巴黎，成為音樂，大提琴，小提琴、鋼琴。
我對著一個門面拍照，它有點哀怨，像一位昆明祖父的臉。突然門縫裡閃出來一個矮個子白頭髮的壯漢，大吼著，這是我的門，你不能拍！巴黎有些原住民對遊客深惡痛絕，這些手持照相機、探頭探腦的傢伙將一切都視為博物館的展品，包括人。
無可奈何，誰叫你是巴黎呢！他來晚了一步，我已經拍完了。我們繼續走，我的相機就像一隻患著溼疹的腳，總是在發癢，必須時常脫掉鞋子去搔抓。
我們穿過克林姆林比賽特爾大學醫院，“克林姆林”這個名字來自本地一個參加過拿破崙侵俄戰爭的老兵的酒館。
這個龐大如迷宮的醫院早先是一座駐紮軍隊的城堡，裡面有軍營、監獄、瘋人院和醫院。一些房間住著軍人，一些房間關著要犯，一些房間住著病人，一些房間關著瘋子，大家共守一個城堡。
一個下午，莎士比亞書店門口。
左岸的一家古董店。
1633 年路易十三下令改為醫院，裡面的患者包括瘋子、傳染病患者、病入膏肓的流浪漢、窮困潦倒的老兵、死不悔改的殺人犯、騙子……我少年時代，昆明還沒有瘋人院，瘋子都住在自己家裡，他們睡完覺就甩著手在街巷裡大搖大擺地走，唱著歌，還有人給他們食物。有個女瘋子住在武成路一家冷飲店的樓上，每天打開窗子，站在那裡梳頭，總是在梳頭。
在漢語中，患者的含義與在西方語言裡完全不同，它與自然差不多。在中醫看來，仁者人也，沒有什麼不正常的人，只有陰陽不調。中醫不是治療，是調整。病入膏肓就是不治，可以治的都不是病，是自然，只是調理陰陽，重新齊物。中藥都是大地產物，道法自然。治療與修辭一樣，修辭立其誠，大塊假我以文章。二戰後，克林姆林比賽特爾成為普通醫院。
醫院制定了一套制度來確定病人的實際人數，驗明其身份和所屬部隊。然後，醫院開始管理他們的進出情況；他們被強制待在病室中；每個床位都標明住院者的姓名；每個病人都被記錄在冊，醫生巡視時必須參考記錄。最後，醫院開始對傳染病人實行隔離和分床措施。……它構成了一個將各種單一物平行分列的真實表格。
——（福柯《規訓與懲罰》）
塞納河岸的書肆。這些書被流水般的讀者翻來翻去，就像一些上岸的波浪。
書攤還關著。望著河流，等著一本書。
克林姆林比賽特爾醫院的建築物是表格式的，如果不知就裡，它就是一個幾何迷宮。我們提心吊膽，探雷般地小心走著，擔心著被當作瘋子抓起來，還有比定罪一個瘋子更簡單的嗎？
金佳有點迷糊，我們在裡面繞了很久。無數的門，雖然已經換過，但是依然像監獄那樣排列著，編著號。星期六，裡面空空蕩蕩，只看見玻璃後面的一些桌子和床，我們從十七世紀的門進去，從二十世紀的門出來，走了很久才穿過它。
一夥人圍在一堵雕刻著工人形象的牆前面開會，舉著紅旗，鐮刀斧頭，拉著橫幅，唱《國際歌》，像是巴黎公社的幽靈一晃。轉過另一條街，湧過來幾個人，停在一家鞋店門口，披著橘黃色長袍，白布纏頭，敲著鼓，彈著琴，唱著什麼，嚷著，蹦跳著，手舞足蹈。與剛才那夥工人階級似乎是兩個星球的人，語言不同，但身體的動作相似。
在公園裡睡覺。我舉著相機，另一條椅子上的那人說：NO ！是啊，在他看來，這是在他家裡。
日常生活的史詩。
2015年6月13日
盧浮宮後面有個小教堂，裡面的壁畫極美。教堂的廁所在修，可以去隔壁警察局方便。於是從教堂進入了警察局，第一次走這條道。警察局不是戒備森嚴的地方，鬆弛、漫不經心，閒人也可以溜進去，犯個小罪，比如順手牽羊。高闊的走廊，無數的辦公室，一模一樣的門，有些辦公室的門開著，看得見職員在看一堆紙，胖的黑人在走廊裡走過，外人要找到洗手間真是大海撈針。
許多衛生間都貼著封條，進來方便的人多，把它們用壞了。問了兩個警察，一個指這頭，一個指那頭，他們熟悉的衛生間不是同一個。我害怕警察，雖然我從未犯罪，這是一種後天形成的生理反應，儀表堂堂的巴黎警察比警察更像警察，他們雄赳赳氣昂昂，在過道上目不斜視，莊重而快速地走著，像都懷有緊急任務的樣子。
急匆匆走了很久，沒有找到想象中的衛生間，只好慢下來散步，已經忘記了這是警察局。這棟建築物像是宮殿，圓柱，浮雕。直到一位警察有點憐惜地帶我走去一個洗手間，我們一語不發，心事重重，彷彿我是一個剛剛被抓獲的毛賊。我擔心他不明白我那通手勢是要去洗手間而不是審訊室，做出某種全世界通行的小便急者都會湧現的表情，他明白了。
巴黎北站的候車大廳裡有一架鋼琴。
旅行者或流浪漢。
洗手間的門很重，與會議室的門一樣莊重厚實，門把上有一點水。已經用了很多年頭了，小便池比杜尚用來做作品的那個還老派。糊著綠鏽的龍頭在漏水，鏡子裡出現一個模糊不清、心滿意足的傢伙。那位警察離開又回來，他忘記了自己也想小便，那種表情。
一個異鄉人在巴黎就像回到自己的家裡，這是因為在這個城市裡，他可以像住在他自己的四面牆裡一樣自由自在。而且只有當一個人住在公寓裡，並把它收拾得很舒服，確實是住在裡面而不是僅僅睡覺、吃飯和工作時，這樣才算生活在城市中；他或者漫無目的地穿過城市，或者安安心心地坐在沿街無數的咖啡館裡，看著城市生活和麵前行走的人群緩緩流逝。
今天，巴黎是所有大城市中唯一可以讓人愜意地走完全城的地方，在城市的生氣上，它比其他任何城市都更依賴於大街上走過的人們，所以，說現代機動交通工具威脅了它的這一存在，倒不僅僅是為了技術上的原因。
美國郊區的荒地，以及很多城鎮的居民區恰恰是巴黎的反面，在那兒，所有街市生活所需的道路、可以散步的人行道，現在都縮小成小路，走好幾裡都見不到個人影。其他城市似乎只是勉強允許遊蕩、懶散、閒逛的社會廢物存在，而在巴黎，實際上它的街道邀請人人都這樣做。
所以，從第二帝國起，巴黎就成了所有那些不為生計奔忙，不謀求職業，不想達到什麼目的的人的天堂——波西米亞人的天堂，這些人不僅包括藝術家和作家，還包括所有那些流離失所、沒有地位、無法被政治和社會整合的人。
——漢娜·阿倫特《瓦爾特·本雅明》
一個春天，樹木舒展。巴黎在世界的北半球，這裡不生長孔雀。
塞納河的夏天，陽光，烏雲。站在河岸的陰影中，她接到來自天空的電話。
巴黎人對紅燈很不耐煩，兩頭看看沒有車，挺身而去。老太太在後面罵罵咧咧。
配圖：文中配圖為出版社提供，于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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