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湊瑞幸造假事件的熱鬧，查到這樣一篇文章，大致標題是：
「瑞幸的對手不是星巴克，而是便利店」
文章頗為細緻地分析了瑞幸的商業行為，試圖從中尋找瑞幸的完整的商業途徑還有未來可能的方向。
個人相信這篇文章絕對不是收錢幫瑞幸做宣傳的，也相信這篇文章的作者絕對不傻。畢竟在樂視如日中天的時候，我也曾天真地寫過文章去試圖分析所謂「生態化反」到底是怎麼個運行邏輯。
真是一段糟糕至極的黑歷史，至今想起來仍然羞愧不已。
▲圖片來自「樂視超級汽車」官方微博
事實上如果現在去Google關於瑞幸在醜聞之前的文章，其中的絕大多數也都是在分析瑞幸的商業模式。如果說那些人都是傻瓜，顯然太偏頗了一點。
我們只是被某個時刻的靈機一動給矇蔽了。
很多時候，這個企業看起來如此雄心勃勃。以至於在一瞬間，當我們接收到了如此龐雜的信息之後，突然有一刻覺得自己好像看懂了ta們。那個時候，樂視和瑞幸甚至都不需要說服我們，我們自以為是的虛榮心就把自己給騙了。
如果拼圖是自己拼出來的，即便錯了，看起來也那麼完美。
於是我們頭腦發昏，腦子裡再也沒有了別的聲音，只剩下衝動。
瑞幸事件出來一天之後，我經常聽的播客節目找到了一個關注美股的金融從業者，做了個簡短的評論。當時那位嘉賓說ta們有一個同業交流群，瑞幸事件一爆發，群裡不少人齊聲提到了另一個美股上市公司，認為那家公司也有造假嫌疑。那是一家我很喜歡的公司。寫過支持的文章，也寫過批評的文章。
得知眾多美股投資者的懷疑之後，我也並不覺得那家公司是以套現為目的的騙子公司。關鍵並不在此，其意義在於，我明白了那家公司在一些從業者眼中並沒有那麼充分的說服力，我也意識到自己有必要從另一個角度去審視那家公司。
而這種態度，我從一開始就不應該忘記。
勞倫斯·布洛克——侯孝賢、王家衛、梁朝偉都很喜歡的一個美國作家——在他的硬漢偵探小說《繁花將盡》裡，曾寫過這樣一個故事：
一對男女開始戀愛關係。可男人總是神神秘秘，刻意隱瞞自己的行蹤。這讓女人懷疑，這個男人是否可靠？於是她聘請私家偵探去調查他。
在一次甜蜜的約會之後，女人對偵探說：「……我真的喜歡他，我覺得我們兩個真的可能有結果。感情走到某個地步，你就是得有信心，你必須能夠敞開心胸，相信一個人。」
偵探問：「所以你想取消調查了嗎？」
女人說：「什麼，你瘋了嗎？我剛剛說過我必須相信他，可是如果我根本不確定他是誰的話，要我怎麼能相信那個狗孃養的？我打電話是要請你繼續查下去。」
▲截圖自電影《藍莓之夜》，勞倫斯·布洛克與王家衛共同編劇
如果每個寫作者都能有這樣的自控力，那自然也不會寫出讓自己感到羞恥的東西。
在當下的媒體環境裡，我們太需要這一點了。
特別是在當今中文商業媒體的世界裡，不管是汽車、科技、時尚、生活……還是針對別的什麼東西，我們似乎在這些年不知不覺地流行起了一種「分析企業戰略」的寫作方式。而且不少讀者也很願意買單。
這種「分析企業戰略」的寫作方式，又很容易讓我們陷入一種毫無根據且虛無縹緲的自我滿足感之中。讓寫作者和閱讀者不知不覺地產生與商業大佬平起平坐的智慧自信之中。
大家一同做起了構建商業帝國的美夢。
接下來，爽著爽著就一不留神地忘記了應該多個心眼。如果那個商業大佬的用心根本不是正正經經做生意的話。我們作為寫作者，就可能在某個時間段內成了騙子的幫兇都還不知道。
短短三年時間之內，先後出了樂視和瑞幸兩個大丑聞。倒不是說如今媒體世界的這種寫作環境就是罪魁禍首，但不可否認，這樣的媒體文化的確難辭其咎。再不長長記性，那未免就有點過於記吃不記打了。
說到這裡，不由得又想起來一件事：
2017年初我還不是自由撰稿人的時候，我的主編讓我研究一下新三板，加上彼時我恰好在關注出行、二手車和金融市場，當然立刻就盯上了神州優車。我當時的狀態還是那種「分析企業戰略」的思路，甚至弄好了一套十幾個問題的採訪提綱交給神州優車公關部，希望能得到個採訪的機會。ta們壓根沒搭理我，反而還找到了我當時就職媒體的上級，把我勸退了。
一方面，我會羞愧自己不夠敏銳，神州優車當時的反應顯然有點小題大做了。
另一方面，我又慶幸自己幸好沒有繼續去做那個選題，否則我必然還是會去講述ta們的商業故事。那等於我在為ta們背書。
那樣的後果，或許是我弱小的心靈根本無法承受的。
封面圖片作者：Stellasun666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與駕仕派立場無關。
文｜鐵西區的李子
圖｜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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