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原名陳懋平，1943 年出生重慶，1948 年隨父母遷居臺灣。
在大人眼裡，這女孩從小就有點“奇特”。三毛一生用奇異女子形容是遠遠不足，她用生命與世界衝撞，文字中流露出的自信和探索未知的勇氣，影響許多青年男女，被視為是對當時保守的社會規範的勇敢挑戰。
三毛的作品影響了中國的幾代人，算是當之無愧的有影響力的華語作家之一。
陰暗的童年回憶
追求自由與愛情，選擇流浪，定居國外，為國內帶來第一手異國情調的文字，在發表了十多本散文集和詩集後，三毛於1991年去世，留下許多流傳的歌詞與傳說。
三歲那年，父親教三毛寫自己的名字，三毛硬生生將名字中筆畫最多最難唸的“懋”字省掉，許自己一個新名，叫陳平。三毛在幼兒園的時候，就接觸到童書《三毛流浪記》，先讀書後識字的她對這本書情有獨鍾，熱愛這樣的旅行式的流浪，所以為自己取名三毛。終其一生，她大部分時間的確是“在路上”。
出生於書香世家，但卻未按照父母的期待，在學校獲得成就。反之，語文成績好，但遇上惡劣的數學老師，給予她幼小心靈的傷害，從初二開始逃學，到學校鄰近的公墓，關上自己對世界的心房。
她對自己的孤獨、憂鬱和“厭世”的描繪，常常會折損她那飛揚的自信形象。
小學時，她在作文中寫到她想成為一個撿垃圾的人，這樣就可以在街上閒逛，發現被別人丟棄的寶貝。老師說她簡直一派胡言，要她重新再寫，結果她變本加厲，寫她想當一個賣冰棒的小販。
西方文學
寵愛他的父親，不得不讓她休學，把家裡塞滿了各式圖書，成為一個圖書館，小小的三毛如同飢渴般閱讀。憑著自己的學習，將中西方的經典文學一一讀完。
當時臺北有一家租書店，於是三毛無休無止的纏住母親要零錢，甚至去翻她的針線盒、皮包、外套口袋，只要能翻出一毛錢來，她就跑去書店看書，小時候的三毛曾經批評老師教學過於簡單，把孩子當成傻瓜。
看完了“建國書店”的所有兒童書，又開始向其它的書籍進攻，先是《紅花俠》、後是《三劍客》、再來看《基督山恩仇記》，又看《堂吉·訶德》，後來看上了《飄》，再來看《簡愛》、《琥珀》、《傲慢與偏見》、《咆哮山莊》、《雷綺表姐》……三毛在書裡感到安全和舒適，同時避開成人對她的拘束。
書裡書外
20世紀70年代初，三毛在《國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雜誌上看到一篇關於撒哈拉沙漠的文章，隨後告訴朋友她想去那裡旅行，並穿越撒哈拉沙漠。
朋友們以為她在開玩笑，沒想到她最終踏上旅程，並撰文稱，廣袤的撒哈拉沙漠是她的“夢中情人”。
她在發表於1976年的經典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中寫道，當她第一次來到撒哈拉，到達撒哈拉西部阿尤恩市一座狂風肆虐的機場時，“我舉目望去，無際的黃沙上有寂寞的大風嗚咽的吹過，天，是高的，地是沉厚雄壯而安靜的。”
這些散文最初是在當時的一家臺灣報紙上發表的，描繪了世代生活在沙漠中的遊牧民族撒哈拉威人的生活。還有些文章記錄了三毛的波希米亞式異鄉生活。比如，結婚那天，她並沒有盛裝打扮，反而是穿著麻裙家居服，踩著拖鞋，帽子別上一把香菜，步行40分鐘，便和丈夫去登記了。
沙漠的美麗
她建起了一個與眾不同、充滿異域風情的地方，一座供讀者欣賞的沙中城堡。
即使沒有親臨現場，三毛已經給人一種飄飄然的神往。在那個物質不甚豐裕的時代，三毛追求的卻是另一種精神境界。
她的散文介於回憶錄和小說之間，有一種讓人好奇且嚮往的感覺。同時它們又是輕鬆愉快的，有時批判，有時浪漫。
三毛說：我要在有限的時空裡，過無限大的日子。
一個人至少擁有一個夢想，有一個理由去堅強。心若沒有棲息的地方，到哪裡都是在流浪。
她看透了世界的虛假，她想追求真實的自由和快樂，以及當下的感動。任何道德和社會，已經無法框架住她，小時候的文學，長大後的旅行，讓她成為行雲流水的代言人。
真愛補救了受傷的心靈
初中開始逃學，十幾歲自殺過，為愛遠渡重洋，又總是與愛擦肩而過，尋尋覓覓都未能求得圓滿。在她短暫的一生裡，荷西是唯一給過她希望、愛和溫暖的人。和荷西的一段情也是她一輩子最絢爛的時刻。
在臺灣中國文化大學修完哲學專業之後，三毛於1967年移居西班牙，此後在德國深造，並在伊利諾大學法律圖書館短暫工作了一段時間。
24歲時，她遇到了未來的丈夫荷西·馬利安·葛羅(José María Quero)，當時，荷西16歲，他們住在同一個街區。三毛與荷西的感情一開始也不是順利的，年紀比三毛小許多，極度仰慕三毛，但她看到的是其他更有魅力的男子。
在感情中流浪，最終，是荷西陪伴她完成撒哈拉沙漠流浪的夢想，詩與遠方，加上愛情，三毛沉浸在一種快樂的時空。
他們於1974年結婚，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島定居。在那裡，三毛寫下了後來風靡一時的歌曲《橄欖樹》的歌詞，這首歌的演唱者是臺灣歌手齊豫。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流浪”
丈夫離世
好景不常在，1979年，也就是這首歌發行那年，身為潛水員和水下工程師的荷西在一次潛水事故中喪生。三毛悲傷欲絕，1981年回到臺灣。
在接下來的10年裡，三毛教授創意寫作，成為暢銷書作家，也可以說是旅行作家。在那個民風保守的時代，三毛為許多人打開世界的一扇窗。她遊歷了很多地方，其中包括為了完成臺灣《聯合報》約稿，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旅行了6個月。該報曾刊登過她在撒哈拉沙漠時的文章。
1989年4月，三毛回到她在中國出生地。這次旅行啟發她寫下了後來名為《滾滾紅塵》的電影劇本。這部電影於1990年上映，講述了上海日佔時期的一個愛情故事，將自傳的影子投射在寫關於張愛玲的劇本里。
離開荷西的12年裡，三毛拚命用寫作填滿自己，經常投入到不吃不喝的境地去創作，她想忘記荷西離開的悲傷，她想紀錄自己的旅程，滿滿的創作欲達到巔峰。甚至接下過去看不上的劇本寫作。
《滾滾紅塵》是三毛的傳世電影劇本，以張愛玲和胡蘭成的亂世愛情為藍本，演繹了一出戰爭年代女作家與賣國者的愛情悲劇，結果捧紅了所有的參演人員和製作團隊，包含林青霞、張曼玉、秦漢等大明星，但偏偏她這個編劇受到了很多非議，還迎來了人生的官司。
日子
1991年1月4日，三毛在臺灣一家醫院去世，終年47歲。過度勞累，旅行帶來的後遺症，以及在牢獄裡簡陋的衛生條件，這一次，三毛徹底厭世了。完成了寫作的使命，這世界沒有任何值得她留戀的地方。她的逝世被判定為自殺，並在文化界引發巨大的悲痛。
三毛的傳奇愛情眾所周知，但她自小就把自己活得與眾不同，用生命貫徹屬於她的自由信念：享受生命剎那的狂喜，那我們不死，也在天堂了。
三毛的“奇特”來自她對生命踏踏實實的“真誠”。世界的框架之於她是隱形的、是無用的，她感受生命，感受自己內心的狂喜，一往無前，向活個不悔的人生奔去。
離去的時候，她寫下“人一輩子，太短暫了。活出自己才是生命最重要的事。我要以自己的生命去努力，在有生之日做一個真誠的人，不放棄對生活的熱愛和執著，在有限的時空裡，過無限廣大的日子。
紫衣
那封信是我從郵差先生那兒用雙手接過來的。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當年，我的母親還是一個三十五六歲的婦人。她來臺灣的時候不過二十九歲。
把信交給母親的時候，我感覺到信中寫的必是一件不同尋常的大事。母親看完信很久很久之後，都望著窗外發呆。她臉上的那種神情十分遙遠，好像不是平日那個洗衣、煮飯的母親了。記憶中的母親是一個永遠只可能在廚房找到的女人。
到了晚上要休息的時候，我們小孩子照例打地鋪睡在榻榻米上，聽見母親跟父親說：“要開同學會，再過十天要出去一個下午。兩個大的一起帶去，寶寶和毛毛留在家，這次我一定要參加。”父親沒有說什麼，母親又說：“只去四五個鐘頭，毛毛找不到我會哭的，你帶他好不好？”毛毛是我的小弟，那時候他才兩歲多。
於是我才突然發現原來母親也有同學，就問母親，念過什麼書。母親說看過《紅樓夢》《水滸傳》《七俠五義》《傲慢與偏見》《呼嘯山莊》……在學校還是籃球校隊的，打的是後衛。聽見母親說這些話，我禁不住深深地看了她一眼，覺得這些事情從她口裡講出來那麼不真實。生活中的母親跟小說和籃球一點兒關係也沒有，只是大家庭裡一個不太能說話的無用女子而已。
母親收到同學會郊遊活動的通知單之後，好似快活了一些，平日話也多了，還翻出珍藏的幾張照片給我們小孩子看。她指著一群穿著短襟白上衣、黑褶裙子的女學生，說裡面的一個就是十八歲時的她。
看著那張泛黃的照片，又看見趴在地上啃小鞋子的弟弟，我的心裡升起一陣混亂和不明白，就跑掉了。
從母親要去碧潭參加同學會開始，那許多個夜晚我放學回家，總看見她彎腰趴在榻榻米上不時哄著小弟，又用報紙比著我們的制服剪剪裁裁。有時她叫姐姐和我到面前去站好，將那報紙比在我倆身上看來看去。我問她，到底在做什麼。母親微笑著說：“給你和姐姐裁新衣服呀！”那好多天，母親總是工作到很晚。
我天天巴望母親不再裁報紙，拿真的布料出來給我看。當我有一天晚上放學回來，發覺母親居然在縫一件白色的衣裳時，我衝上去，拉住布料叫了起來：“怎麼是白的？！怎麼是一塊白布？！”說著丟下書包瞪了母親一眼，就哭了。燈下的母親，做錯了事情般低著頭——她明明知道我想要的是粉藍色。
第二天放學回來，我發現白色的連衣裙已經縫好了，只是裙子上多了一圈紫色的荷葉邊。
母親的同學會定在一個星期天的午後，說有一個同學的先生在機關做主管，借了一輛軍用大車，我們先到愛國西路一個人家去集合，然後再乘那輛大汽車一同去碧潭。
星期天我仍要去學校。母親說，到了下午兩點，她會帶了姐姐和新衣服來學校，向老師請假，等我換下制服，就可以去了。
等待是快樂又漫長的，起碼母親感覺那樣。那一陣，她常講中學時代的生活給我們聽，又數出好多個同學的姓名來。說結婚以後就去了重慶，抗戰勝利後又來到了臺灣，這些同學已經失散十多年了。說時，窗外的紫薇花微微晃動，我們四個小孩都在房間裡玩耍，而母親的目光越過了我們，盯住那棵花樹，又非常遙遠起來。
同學會那天清晨，我照例去上學。中午吃便當的時候天色變得陰沉起來，接著飄起了小雨。等到兩點鐘，上課鈴響過好一會，才見母親拿著一把黑傘匆匆忙忙由教務處那個方向的長廊上半跑著過來。姐姐穿著新衣服一蹦一跳地跟在後面。
我很快被帶離了教室，到學校的傳達室去換衣服。制服和書包被三輪車伕——叫作老周的接了過去。母親替我梳頭髮，很快地在短髮上紮了一圈淡紫色的絲帶，又拿出平日不穿的白皮鞋和一雙新襪子，彎腰給我換上。母親穿著一件旗袍，暗紫色的，鞋是白高跟鞋——前面開著一個露趾的小洞。一絲陌生的香味，由她身上傳來，我猜那是居家時絕對不可以去碰的藍色小瓶子——說是“夜巴黎”香水，使她有味道起來的。看得出，母親今天很不同。我和姐姐在微雨中被領上了車，空間狹窄，我被擠在中間一個三角地帶。雨篷拉上了，母親怕我的膝蓋會溼，一直用手輕輕頂著那塊黑漆漆的油布。我們的心情並沒有因為下雨而低落。
由舒蘭街到愛國西路是一段長路。母親和姐姐各抱一口大鍋，裡面分別滿盛著紅燒肉和羅宋湯，是母親特別做了帶去給同學們吃的。
雨，越下越大。老周渾身是水，彎著身子半蹲著用力蹬車。母親不時將雨篷拉開，向老周說對不起，又不斷地低頭看錶。姐姐很專心地護著鍋，當她看見大鍋內的湯浸到外面包裹的白布上時，險些哭出來，說母親唯一的好旗袍快要被弄髒了。等到我們看見一女中的屋頂時，母親又看了一下表，說：“小妹，趕快禱告！時間已經過了。快跟媽媽一起禱告！叫車子不要準時開。快！”我們馬上閉上了眼睛，不停地在心裡祈禱，拼命地哀求，只盼望愛國西路快快出現在眼前。
好不容易那一排排樟樹在傾盆大雨裡出現了，母親手裡捏著一個地址，拉開雨篷跟老周叫來叫去。我的眼睛快，在那路的盡頭，看見一輛圓圓胖胖的草綠色大軍車，許多大人和小孩撐著傘在上車。“在那邊——”我向老周喊道。老周加速在雨裡狂奔，而那輛汽車，眼看沒有人再上，便噴出一陣黑煙，緩緩地開動了。“走啦！開走啦！”我喊著。母親“譁”的一下將擋雨的油布全部拉開，雙眼直直地盯著那輛車子——那輛慢慢往前開去的車。“老周——去追——”我用手去打老周的背，那個好車伕狂奔起來。雨水，不講一點情面地往我們身上潑灑過來。那輛汽車又遠了一點兒，這時候，突然聽見母親狂喊起來，在風雨裡發瘋似的放聲狂叫：“魏東玉——嚴明霞——胡慧傑——等等我——是進蘭——繆進蘭呀——等等呀——等等呀——”雨那麼密地罩住了天地，在母親的喊叫之外，老周和姐姐也加入了狂喊。他們一直叫，一直追，盯住前面那輛漸行漸遠的車子不肯放棄。我沒有出聲，只緊緊拉住已經落到膝蓋下面去的那塊油布。大雨中，母親不停的狂喊使我害怕得快要哭出來。呀——母親瘋了。
車子終於轉一個彎，失去了蹤影。
母親頹然跌坐在三輪車座上。老周跨下車來，用大手拂了一下臉上的雨，將油布一個環一個環地替我們扣上，扣到車內已經一片昏暗，才問：“陳太太，我們回去？”母親“噯”了一聲，就沒有再說任何話。車到中途，母親打開皮包，拿出手絹替姐姐和我，擦了擦臉，她忘了自己臉上的雨水。
到了家，母親立即去燒洗澡水，我們仍然穿著溼透的衣服。在等水滾的時候，母親遞來了乾的制服，說：“快換上了，免得著涼。”那時她也很快地換上了居家衣服，一把抱起小弟就去衝奶粉了。
我穿上舊制服，將溼衣丟到一個盆裡。突然發現，那圈荷葉邊的深紫竟然已經開始褪色，沿著白布，在裙子上染上了一攤攤模糊的水漬。
那件衣服，我以後就再沒有穿過了。
許多年過去了，上星期吧，我跟母親坐在黃昏裡，問她記不記得那場同學會，她說沒有印象。我想再跟她講，跟她講講那件紫衣，講當年她那年輕的容顏，講窗外的紫薇花，還有同學的名字。
母親心不在焉地聽著聽著，突然說：“天明和天白咳嗽太久了，不知好了沒有。”她順手拿起電話，按了小弟家的號碼，聽見對方來接，就說：“小明，我是祖母。你還發不發燒？咳不咳？乖不乖？有沒有去上學？祖母知道你生病，好心疼好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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