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作者陳嘉寧，題圖來自：IC photo
隨著疫情的發展，部分國家為了刺激經濟，開啟了“撒錢抗疫”之路——直接向符合條件的人群發放補貼。
以下是部分國家“撒錢抗疫”的基本情況：
這種“撒錢” 的方式有哪些利弊？算不算一個好政策？本文嘗試從經濟學的角度進行分析。
撒錢是應對經濟下行的緩釋劑
截至目前，新冠疫情還沒有特效藥和疫苗，治療方案主要是對症治療，即利用各種醫學手段（如呼吸機），維持患者正常生命體徵，待其自愈。
其實，受疫情影響的全球經濟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在疫情被徹底控制之前，面對著全球範圍內的恐慌、停產停工和經濟下行，也沒有什麼“特效藥”。
在這種情況下，“撒錢”作為對抗當前經濟下行的緩釋劑，被眾多國家採用。具體來說，“撒錢”的積極效果有三個：
1、刺激經濟，拉動消費
眾所周知，消費、投資和淨出口是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淨出口這一塊由於全球產業鏈的停擺，呈現放緩的跡象。
根據海關總署的數據，今年1-2月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4.12萬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9.6%，貿易逆差425.9億元，去年同期為順差2934.8億元。歐美的疫情在三月份開始爆發，因此在數據上表現得相對滯後一些。
另外，部分國家為了應對疫情的需要，還對基本生活物資進行了出口限制。如3月底，越南、泰國和俄羅斯等國家接連對農產品的出口進行了限制。
在投資方面，通常往往是由“政府投資”和“私營部門投資”兩條腿走路，受到疫情對於資本市場的衝擊和避險情緒的影響，私營部門投資銳減，目前只剩下“政府投資”一條腿。
當然，各國政府也陸續通過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拉動經濟，如美國剛剛出臺的2萬億美元財政刺激計劃，以及中國近期推出的總投資高達34萬億的“新基建”計劃。
在淨出口和投資雙雙受到影響的情況下，消費作為拉動經濟的第三駕馬車被寄予厚望。一方面，消費在主流經濟體中的GDP構成佔比較高，美日英德的居民消費在GDP構成中佔比超過50%，中韓也在40%左右。有效的消費拉動，很容易對經濟產生積極的影響。
另一方面，從各國“撒錢”政策的細節也可以看到拉動消費的目的。大部分國家的補貼表現出“小額分散”的特點——覆蓋人群較廣，但發給單個人的補貼金額有限。如澳大利亞向符合標準的公民一次性補助750澳元，美國的補助標準是成人1200美元、兒童500美元。
對於單個補助對象，用這點錢進行儲蓄和投資的意義不大，但是通過消費採購來應對疫情狀態下的不時之需，則是有價值的。日本則更加直接，通過發放折扣券和商品券來扶持營業額銳減的餐飲業和旅遊業。
與此同時，我國部分地區也結合自身特點，採取了發放消費券的消費刺激政策，如下表所示：
2、轉移支付，扶助弱勢群體
轉移支付，扶助弱勢群體是“撒錢”政策的另一個作用。受新冠疫情的影響，停產停工也直接影響到受薪人士的收入和生活。
以美國為例，根據美國勞工部公佈的數據，受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蔓延影響，美國3月失業率從上月的3.5%升至4.4%，創1975年1月以來美國失業率最大單月增幅。非農業部門削減就業崗位70.1萬個，是自2010年9月以來非農部門就業崗位首次減少。
同時，在疫情拐點到來之前，預計美國就業市場形勢還會繼續惡化。在這種情況下，針對全美中低收入家庭，人均1200美元的補助，可謂雪中送炭。
在其他國家的補貼政策中也可以看到“轉移支付，扶助弱勢群體”的影子。如英國政府向受疫情影響而無法領到薪酬的人員支付80%的薪資（最高2500英鎊），韓國向包括中產階層在內的70%收入下游家庭發放災害補助，加拿大的補助對象是新冠疫情失去收入的加拿大人，德國則是小微企業主和個體戶。
國內，在南京和杭州的補助計劃中，針對困難群眾也有專門的照顧。
3、貨幣政策的補充
面對疫情造成的經濟下行和流動性困境，各國紛紛採取更加積極的貨幣政策。3月15日，美聯儲宣佈緊急降息至零利率，並啟動了一項規模7000億美元的量化寬鬆計劃，隨後多國央行緊急跟進。
截至北京時間3月20日，2020年全球已至少有35個地區先後宣佈57次降息。此外，美聯儲還將數千家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降至零。
無疑，這些寬鬆的貨幣政策對於緩解企業的融資難題和流動性困境有積極的作用。但是，零利率和零準備金率也限制了貨幣政策進一步發揮的空間。在此情況下，“撒錢”政策也可視為一種貨幣的投放和流動性釋放，給貨幣政策調節更多的抓手和補充。
凡事都有侷限性
既然“撒錢”政策有那麼多的優點，為什麼沒有更多的國家使用呢？因為凡事都有侷限性，作為緩解經濟下行的一劑良藥，“撒錢”政策也存在以下一些副作用：
1、增加了政府的財政負擔
“撒錢”本質上是動用政府的財政收入來補貼居民，對於政府的財政實力有較高的要求。考慮到補貼的發放勢必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只有“家底殷實”的政府才有可能在不影響經濟平穩運行的前提下，實現有效的財政補貼。
以英國為例，預計受到影響的工薪族在1000萬左右，以補貼上限每人2500英鎊計算，補貼的上限為250億英鎊。2019年英國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為7593億英鎊，補貼開銷僅佔年財政收入的3.3%。
同時，相對於2020年2月英國2.45萬億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250億英鎊的補貼僅相當於其規模的1%，對於通脹的影響非常有限。
而對於經濟欠發達國家，實行“撒錢”政策會存在難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財政收入本來就有限，由“撒錢”引發的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的提升可能會影響到國家的信用評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在沒有財政收入支持的情況下，大規模的撒錢，還可能引發惡性的通貨膨脹。
在實踐中，也可以發現，當前施行“撒錢”政策的，大多是經濟實力雄厚的發達國家，而國內開展消費券補貼的也主要是深圳、南京、杭州這樣的經濟發達城市。
其中，杭州的策略更勝一籌，即聯合商家共同發力，政府出資5億，商家匹配優惠額度11.8億元左右，最終實現了16.8億消費券的發放。
2、邊際效用遞減，政策調節空間越來越小
關於邊際效用遞減原理，可以用口渴喝水的例子來說明，對於一個口渴的人，讓他喝第一杯水，如久旱逢甘霖，暢快淋漓。然後，如果讓他接著喝第二杯，可能也能喝，但是感覺就一般了。之後，繼續再讓他喝第三杯水、第四杯水，可能就要難受了。
同理，“撒錢”補貼如喝水，第一波補貼的效果是最好的，副作用最小。第二波補貼的效果次之，副作用遞增。第三波、第四波補貼的效果越來越差，副作用日趨明顯。如此，隨著補貼的開展，雖然可以起到緩解危機的效果，但後面，給施政者的政策調節空間卻越來越小。
以前面的英國補助政策為例，第一波250億英鎊，僅佔年財政收入的3.3%，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1%，對於財政收支和通貨膨脹的影響都不大。
但假設效果不錯，政府決定再進行幾波補助，到第四波的時候，累計補助額已經達到年財政的13.2%、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4%的時候，就不得不考慮其對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的影響了，相關的副作用，也限制了政府繼續採用補助策略。
3、存在發放成本
除了以上副作用，如何公平有效地將小額分散的補助資金實實在在地發放到每一個受助對象的手裡，也考驗著政府和金融機構的執行效率。
中國藉助發達的第三方支付系統，實現了消費券的高效發放，如杭州和深圳羅湖都是引入電子消費券的形式，將補助直接打入目標消費者的支付寶和微信裡。
而對於第三方支付不是那麼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相關補助的分發，本身也是一件耗時費力的工作，無形中加大了政策的執行成本。
適合的就是最好的
最後，回到最開始的問題，“撒錢抗疫”算不算一個好政策？筆者認為，不能一概而論，要具體參考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情況，適合的就是最好的。
對於經濟發達、財政寬裕的國家或地區，結合自身的特點，合理地開展補助策略，對於拉動消費、刺激經濟、扶助弱小、提升社會福利都有著積極的意義。
但是，對於經濟欠發達、財政偏緊的國家，盲目地撒錢可能會進一步拖累經濟，甚至有引發惡性通貨膨脹的風險。這種情況下，把有限的資金用在檢疫、防護、隔離、治療這樣的核心工作上可能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本文來自蘇寧金融研究院，作者陳嘉寧（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閱讀更多 虎嗅APP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