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人性:歷史上政治鬥爭中權力慾與親情的矛盾

陳先達

政治與人性:歷史上政治鬥爭中權力慾與親情的矛盾


在歷史中,尤其是在政治鬥爭中不斷髮生著權力慾與親情的矛盾。在矛盾中往往是政治權力的爭奪壓倒親情,私慾戰勝人倫。西周時代是孔子夢想的理想時代,他說“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可週剛滅商二年,姬發病而死,年幼的兒子誦,即後來的成王繼位,周公旦代行國政。族弟管叔和蔡叔叛亂企圖奪取政權,結果管叔被殺,蔡叔被放逐。這是叔侄兄弟之間為爭奪王權而展開的鬥爭。

《左傳》中記載的“鄭伯克段於鄢”,對於權力慾與親情的矛盾描寫得最具戲劇性。莊公的母親武姜,偏愛小兒子段,千方百計要求莊公照顧小兒子段。結果段的勢力膨脹,表現出野心。但莊公仍然聽之任之,若無其事。等到段公開打出造反旗幟舉事時,莊公才覺得火候到了,是時候了,可以動手發兵討伐段。從縱容、放任,到起兵鎮壓,步步有計劃,招招有預謀,政治手段極為高明。其中夾雜的母子之情、手足之情,都是這出歷史劇中的權力慾下的次要因素,是陰謀實現的一種方式。

至於秦始皇死於途中,胡亥與趙高合謀矯詔逼死太子扶蘇,即位後誅殺諸兄弟姐妹,殘忍至極。只有權力慾,何來親情!漢朝吳楚七國之亂,兄弟叔侄之間的生死搏鬥;李世民玄武門之變,預謀殺死建成、元吉;武則天殺死太子和誅殺夫族;清朝雍正即位前的明爭暗鬥,即位後對親兄弟的貶壓等,封建社會宮闈中的血雨腥風,屢見不鮮。儒家倫理對帝王並無約束力。真正遵守儒家倫理,把它作為自己行為準則並內化為“良心”的,往往是普通百姓。


政治與人性:歷史上政治鬥爭中權力慾與親情的矛盾


說到權力慾勝過親情的例子,我想起曹丕與曹植之間的故事。曹丕想借故迫害曹植,命他七步為詩。曹植作詩一首:“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否真有其事,我們不管它,但同根相煎之事在權力鬥爭中並不罕見。其實,不僅在政治權力領域,民間因遺產而引發的兄弟姐妹對簿公堂乃至拔刀相見的事件,在當代中國社會也時有所聞。只不過民間的財產糾紛是一個民事案件,是社會性新聞,不如政治鬥爭那樣為歷史所關注而已。

這就涉及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就是人性在歷史中的作用問題。我從來不相信儒家人性本善之類的說教。權力慾可以歸為人性,親情也可以歸為人性。為權力而弒父、誅殺手足,可以說是體現人性惡的方面。在歷史上,我們沒有見過因顧及親情,“天良”發現,在權力鬥爭中不忍心下手的例子。無怪黑格爾說,惡是社會發展的動力。在政治鬥爭中,權力與親情之間的矛盾從淺層次看是人性問題,但從更深的層次看則是經濟與政治關係中的利益問題。政治鬥爭中權力之所以壓倒親情,是因為權力的統治帶來利益,包括經濟利益、政治利益。而在利益背後有不同的利益集團。如果沒有階級,沒有國家,沒有統治與被統治之分,沒有統治階級中的利益集團之分,就不會有政治權力之爭。沒有私有財產制度,就沒有為遺產而兄弟相殘的事。為權力而滅絕親情,根源不是人的本性,而是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為財產而對簿公堂、恩斷情絕的根源是私有財產制度。因此,隱藏在人性善惡深處的是利益,而利益背後是生產關係和人們在生產關係中的不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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