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沈從文在《邊城·題記》中寫道：
我並不即此而止，還預備給他們一種對照的機會，將在另外一個作品裡，來提到二十年來的內戰，使一些首當其衝的農民,性格靈魂被大力所壓，失去了原來的樸質、勤儉、和平、正直的型範以後，成了一個什麼樣子的新東西。
這段話中所說的“另外一個作品”，即是指相隔十年之後方才出版的《長河》。我們可以將其看作另一個版本的《邊城》，一個帶有暗黑色彩的《邊城》。著名文學史家夏志清與司馬長風等，都對沈從文的《長河》推崇備至，甚至勝於《邊城》。
本文即將從小說的創作出版、人物設置、背景環境等三個角度，來展示沈從文筆下另一個“邊城”的風采。
一. 創作與出版
由《邊城·題記》可知，作為《邊城》的姊妹篇，《長河》的創作與前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沈從文在寫作《邊城》時，心下已經浮現起《長河》中的人物風光。然而，從最初定下寫“另一個作品”到最終出版發行，其中卻有諸多坎坷。若要深入地理解《長河》，就不得不對其創作與出版的“外圍”狀況有所瞭解。
1.創作：從湘西之行開始
1934年，離家十多年的沈從文第一次回到魂牽夢縈的湘西。然而，他發現“一切皆變了，一切皆不同了”（《感慨之至》）。這裡的“變”與“不同”，即是之前所提到的：人們“失去了原來的質樸、勤儉、和平、正值”，向著他所不願見的墮落處滑去。
從湘西返回北京之後，沈從文繼續完成之前已動筆的《邊城》。然而，他並沒有把湘西之行的失望情緒付之於《邊城》。《邊城》所講述的是民國初年的故事，與30年代的湘西毫不相關，是一首“與生活不相粘附的詩”（《水雲》）。
《邊城》是沈從文為湘西所吟唱的最後一首田園牧歌，在此之後，他開始靠近與之形成對照的“另外一個作品”。
在第一次湘西之行之後，沈從文筆下的湘西已經開始發生變化，無論是散文集《湘行散記》還是小說《小砦》，都有與《邊城》截然不同的面貌。然而，那“另外一個作品”卻遲遲沒有動筆，直到第二次湘西之行。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平戰事吃緊。沈從文隨北京大學南遷，途徑湘西，在沅陵大哥沈雲麓處盤桓數月。在此期間，沈從文耳之所聞、目之所見，都是辰河碼頭（湘西境）的鼎沸人聲與世故人情。這些都時刻提醒著他，四年前曾許諾給讀者的“一種對照的機會”。
1938年4月，沈從文動身前往昆明。到昆明之後，他便開始著手創作《長河》。
1934年，沈從文返鄉時所拍鳳凰橋，是他唯一存世的風景照
2.出版：刪刪改改多坎坷
現代作家的不少小說，都是一邊寫一邊連載，以賺取稿費和了解讀者反應，完稿之後再統籌修改出版單行本。譬如魯迅的《阿Q正傳》，巴金的《家》，錢鍾書的《圍城》等都是如此，沈從文的《長河》亦不例外。因此，本處所說的“出版”，其實包含了期刊連載和出版單行本兩種情況。
沈從文大概從1938年7月開始創作《長河》，同年八月，即在由戴望舒主編的《星島日報·星座》副刊上開始連載。雖然《星島日報》發行於當時的英屬殖民地香港，但是蔣介石政府還是強勢施壓，使不少評論大陸時政的文章被刪改，沈從文的《長河》也不能免此命運。更糟糕的是，小說在刊登到保安隊長調戲夭夭這一節時，便“不得不”停止連載。
面對《長河》不得連載的困境，沈從文並沒有氣餒。在1942年，沈從文對已有的篇目大幅改寫，分成11個章節，再次投給內地報刊，但由於日益嚴格的審查制度，最終也只發表了4個章節。同年，沈從文將《長河》的第一卷交由桂林明日社出版單行本，但其後又是一番曲折。對此，沈從文在《長河·題記》中亦有提及：
到預備在桂林印行送審時，且被檢查處認為思想不妥，全部扣留。幸得朋友為輾轉交涉，徑送重慶複審，重加刪節，經過一年方能發還付印。
不幸的是，桂林明日社最終還是未能“付印”，直至1945年，《長河》才由昆明文聚社出版，原來15萬字左右的篇幅被刪改至11萬字上下。之後，由於時局變動，沈從文最終也沒有寫出《長河》剩下的卷次。儘管如此，《長河》仍然是一部可比肩《邊城》又迥異於《邊城》的湘西小說。
1938年，沈從文在昆明
二. 本地人與外鄉人
《邊城》所展示的是一個封閉的世外桃源，沒有外鄉人來攪動他們平靜的生活，有的只是亙古以來的無常命運。然而，《長河》卻是一個熱鬧的碼頭，南來北往的外鄉人與本地人打成一片，擾動的波濤時刻衝擊著丹朱明黃的橘子洲頭。本地人與外鄉人之間，存在著兩種行為範式的衝突。
1.本地人：夭夭、老船長、滕長順
讀過《邊城》，再看《長河》，很容易在兩者之間找到相似的身影。夭夭與翠翠，老船手與爺爺，滕長順與順順，都彷彿時一對對的重影，都寄託著沈從文遼遠的田園閨夢。只是在《長河》中，沈從文似乎更清醒些，他要讓那些夢中的人兒去往現實，歷經那個時代的動盪與不安。
夭夭與翠翠一樣，乖巧可愛，靈魂清澈，都是沈從文筆下的“小獸物”。但
夭夭既生於這個已日漸渾濁的社會，她的活潑勁兒上便多了一份心眼，對周圍世界更多了一份警惕。當老水手不明所以地告訴她“新生活”，她也替家人擔心，問爹爹是否需要去外面躲一躲；當保安隊長故意用言辭挑逗她時，她也是從容鎮定，心下透亮，故意疏遠不搭理。老船手像那位爺爺一樣，對晚輩夭夭愛護有加，只是並沒有把全部心思都投入到夭夭一人身上。老水手年輕時與滕長順一樣吃水上飯，然而命運不濟，全家老小染霍亂去世，行船觸礁而賠盡家產，外出打拼十數年，終究只帶回一臉滄桑。正是因為有這般命運浮沉，使得他對社會變動格外敏感，又分外關注。雖然，他對“新生活”運動反應過度，理解錯位，但這也正表明時局變動曾對湘西人民帶來的巨大影響。
滕長順，他的人生正如其名，總體上是順風順水。他剛開始做短程水手，後來買了艘單桅船兜攬貨物，再之後發了旺，增大了船隻，擴張了事業，還購置了一片橘園，成了當地的“員外”。不過，他不是一個惡霸劣紳，在地方公務上願意出頭擔當，很受鄉民的敬重。只是，
人怕出名豬怕壯，在各種社會運動和軍事戰亂中，他也是首當其中，日子過得毫不輕鬆。
沈從文的湘西蠟筆畫（其一）
2.外鄉人：保安隊長
現代社會的突出特徵，就是人口的流動性。湘西地區的封閉外殼，此時已被現代化的進程擊碎，尤其是在呂家坪這樣的口岸碼頭，更是熙熙攘攘，為利來來往往。在這些來來去去的外鄉人之中，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駐紮在當地的保安隊。
他們如同一枚“異己”的釘子，扎入古老的湘西大地。保安隊，若按字面理解，應該是保護一地安定的一群人。然而，小說中的保安隊似乎與之大相徑庭。上級為了避免軍人發展地方勢力，頻繁換防保安隊，導致兵不認將，將不識兵；更不必說軍民打成一片。因此，那些保安隊，整日所想的都是怎麼搜刮民脂民膏，怎麼中飽私囊。在這方面，保安隊長算是給部下樹立了“榜樣”。
小說中，保安隊長向滕長順勒索一船橘子之事，可作為其魚肉鄉里的經典案例。保安隊長聽聞城裡橘子價格上漲，不禁眼紅想撈一把。於是，便藉口向滕長順“買”一船橘子，聲稱要送城裡的各路朋友。
然而滕長順看出了其中貓膩：一船橘子是何其之多？誰有那麼多朋友？何況，保安隊長未必真的會付錢，而自己也討不來錢。看到滕長順猶豫再三，保安隊長知道自己“冠冕堂皇”的理由被識破，不禁惱羞成怒，揚言砍光他的橘子園。
保安隊長不僅拿眼盯著鄉民的錢袋子，還覬覦漂亮的女性。 隊長以為自己在省城念過書，見過場面，便不把鄉間女子放在眼裡。那一次，在向滕長順買橘子受挫之後，恰巧碰上長順的三女兒夭夭，便帶著三分好奇、三分惡意找她尋開心。之後，每每碰上夭夭，隊長都要找機會去勾搭。這個時候，讀者恐怕都要為夭夭的命運捏把汗，無邊的憂懼籠罩著滕長順一家。
如果說，夭夭、老水手、滕長順等人，是紮根於湘西水土的“常”；那麼，以保安隊長為代表的外來勢力，就是攪亂湘西生態的“變”。沈從文要寫的，正是“這個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和‘變’，以及在兩相乘除中所有的哀樂。”
沈從文的湘西蠟筆畫（其二）
三. 或明或暗的“背景”
《邊城》的茶桐是一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世外桃源，是一個沒有時間性的永恆空間。《長河》則不然，它不僅有著更為廣闊得歷史視角，也有著更為鮮明的時代背景。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背景不僅僅是背景，只是在《長河》的第一卷中未及走上舞臺中央，此後則遺憾地定格在那裡。
1.誆騙“義軍”，借刀殺人
在20世紀上半葉，湘西這塊邊隅之地，一直交織著諸多的矛盾：民與匪；民與官；苗與漢等等，致使地方局勢動盪不安，戰亂頻仍；而在三四十年代，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土著苗族與國民黨政府的矛盾。這一點，也是《長河》的主要故事背景。可惜，由於書記審查制度，其中的許多相關內容被刪除，致使現在的讀者看得不明所以。因此，有必要做簡要的說明。
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期，湘西處在湘西王陳渠珍的控制下。這位陳渠珍出身湘西鳳凰縣，曾加入同盟會，眼界開闊。湘西在他的治下，各行各業都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在小說中，沈從文就借一位教師之口談到，他“究竟是自己家邊人，要幾個錢也有限。錢要夠了，自然就想做做事”。然而，這位湘西王最終還是被省主席何鍵逼下野。湘西王下野之後，當地的局勢立馬就難以控制。1934年至1936年間，湘西連遭水澇旱災，作物歉收，農民一再申請減租卻不獲許可。最終在1936年初，龍雲飛等人的發動了苗民起義，提出“廢屯歸民”、“抗日救國”的口號，並組建了“湘西民族抗日救國軍”。小說中談到的鄰縣的“調兵遣將”，即是在應對苗族起義軍。但局面最終無法控制，省主席何鍵難辭其咎，也被彈劾下野。
1938年春，何鍵的繼任者張治中採取了“招安”的策略，以“抗日”為由，軟硬兼施，改編了苗族起義軍。這批起義軍立即被蔣介石派往抗日前線，在長沙和湘北一帶浴血奮戰，取得了有名的“湘北大捷”。然而，蔣介石將這批起義軍派往前線，更有他的私心所在，即借日軍之手消滅這些湘西的不穩定因素。
1980年，沈從文在與漢學家金介甫的對話中，即談到：
想在未來兩卷中（另有一說為三卷——引者注）寫蔣介石對湘西的橫暴佔領和有意借抗戰名義消滅地方雜牌軍。這是蔣介石對湘西人民犯下的罪行。
湘西吊腳樓
2.一個“鄉下人”對“現代”的憂思
沈從文常自稱“鄉下人”。這個“鄉下人”的含義是值得玩味的：從籍貫而言，沈從文出生於湘西的偏僻小鎮，確實是大山裡的孩子；但不僅於此，“鄉下人”也是沈從文對自己的文化定位，直接影響著他的創作傾向，與之相對的則是“城裡人”。
在沈從文的早中期小說中，有著兩個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一個是湘西世界；一個是都市文明；前者是“鄉下人”的聚居地，後者是“城裡人”的集合區。
在刻畫都市生活時，沈從文常常流露出一種鄙夷、嘲諷與挖苦的態度，批判“城裡人”的做作、虛偽與墮落。如《紳士的太太》、《八駿圖》等。而一旦轉向生他養他的湘西大地，沈從文立馬會換上一副溫情、詩意、自在的筆墨，為讀者描繪一個田園牧歌或是原始落拓的世界。
沈從文對“城裡人”的嘲諷，不是出於地域身份的偏見，從根本上說，是對“現代”的疑慮。
這個疑慮，最早集中地表現在1933-1934年間，由他挑起的京派與海派之爭。 沈從文對北平的黃土味頗為適應，但對上海的銅臭味卻頗有微詞，指責上海的新派作家缺乏創作的尊嚴感，有“玩票白相”的習氣，是“名士才情”加“商業競賣”的混合。在當時，上海無疑是“現代”的代名詞。
在《長河》中，沈從文延續了對“現代”的警惕心，他在《題記》中寫道：
“現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體的東西，不過是點綴都是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輸入，上等紙菸和各樣罐頭在各階層間作廣泛的消費。抽象的東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際世故。
當然，任何一個理性的人都不會無知地拒絕必然到來的“現代”，沈從文亦然。他所憂戚的，是在這浩浩湯湯的現代潮流中，人性可能遭受的扭曲與異化。“偽士”們在四處橫行，而供奉人性的希臘小廟亦坍圮無蹤。
1932年，沈從文在青島
結束語
末了，我想再引用這麼一段話，這段話來自1938年7月寫給羈留在北平的妻子的一封信，當時沈從文正開始動筆寫《長河》：
我想起數千年前人住在洞穴裡，睡在洞中一隅聽雷聲轟響所引起的情緒。同時也想起現代人在另外一種人為的巨雷響聲中所引起的情緒。我覺得很感動。唉，人生。這洪達聲音，令人對歷史感到悲哀，因為它正在重造歷史。
《長河》，即是對“重造歷史”陣痛的記錄。
《長河》小說封面
圖/來源網絡
未名，浙東人士，自由寫作者，致力於經典文藝作品的閱讀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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