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吐魯番出土文書看古代高昌的地理信息

【邊疆時空】榮新江 | 從吐魯番出土文書看古代高昌的地理信息

榮新江2010年在新疆考察

榮新江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外關係史、絲綢之路、隋唐史、西域中亞史、敦煌吐魯番學等。著有《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等十餘種。

【邊疆時空】榮新江 | 從吐魯番出土文書看古代高昌的地理信息


摘要:使用歷史地理信息學的方法來研究絲綢之路,是近年來絲綢之路研究的重要手段。以古代高昌地區為例,利用出土文書並根據高昌地區不同的歷史階段,可揭示出文書所見不同時代的地理信息。據新出資料並加以補充,還可展現出不同時期地理信息的豐富內涵以及有關的不同看法及文書資料的侷限性。今後研究,可利用Google Earth地圖與考古地圖對照。一方面需要把古代文獻、文書的記錄還原到考古遺址當中,這樣可說明這些古代城鎮在絲綢之路上的作用;另一方面需做更詳細的現場調查,使遺址位置與Google Earth顯示位置相勘合,以便能更準確地說明這些遺址上的文物、文書的價值。

關鍵詞:古代高昌 吐魯番 郡縣制 鄉里制 絲綢之路


使用歷史地理信息學(GIS-based Historical Studies)的方法來研究絲綢之路,是近年來絲綢之路研究的重要推進手段。因為絲綢之路經過的地點現在很多已經被掩埋在沙海之下,有些雖然地表有可見的遺蹟,但人跡罕至,即便能夠到達,由於時間和給養的問題也難以開展很多工作。同時,對於絲綢之路這樣長距離道路的研究,需要很廣闊的關注面。僅從這兩個方面來講,從空間來研究絲綢之路就有其優越性,利用現代空間技術從空間考察絲綢之路,再結合已有的數據,加上隨後的印證考察,將會大大推進絲綢之路的研究。

建立絲綢之路地理信息系統主要應當依據以下幾組數據群:(1)傳世的漢文、藏文、阿拉伯文、波斯文、維吾爾文等史料記載,包括如漢文正史、使者或僧侶的行記等;(2)當地出土文書的記錄,包括漢語、佉盧文(Kharosthi)、吐火羅文(Tocharian)、于闐語(Khotanese)、據史德語(Guzdese)、粟特語(Sogdian)、古藏語(Old Tibetan)、回鶻語(Uighur)等語言文字所寫的文書;(3)近代以來的地理、考古探險報告、行記,包括斯文·赫定 (Sven Hedin)、斯坦因(Aurel Stein)、格倫威德爾(A.Grünwedel)、勒柯克(A.von LeCoq)、伯希和(Paul Pelliot)、馬達漢(Carl Gustav Emil Mannerheim)、大谷探險隊、黃文弼等所撰考古報告、旅行記、學術論文、札記等等;(4)現代科技提供的各種地理信息手段,如谷歌地球(Google Earth)等。

本人多年來從事新疆地區出土的古代文獻研究,特別對高昌、于闐、龜茲古代文書的地理信息有所關注,多年來也時常到新疆進行考察,對吐魯番古代遺址關注尤多。本文以古代高昌地區為例,主要是希望利用出土文書,來收集古代高昌地區的地理信息,在傳統的史書和探險家的記錄之外,為絲綢之路的研究提供另外一個重要基礎。


一、 問題與資料

自19世紀末以來,吐魯番地區出土了大量古代文書,給我們了提供豐富的地理信息。若要利用這些文書數據來做絲綢之路地理信息研究之用,需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1)需要全面收集各國收藏的文書數據,因為文書不像典籍,十分零散;(2)對於可以提供地理信息的文書加以斷代、定性,這方面需要全面吸收各國學者吐魯番學研究的成果;(3)對於前人已經比定的古代文書中的地名相當於探險隊考察的哪座遺址,需要進行重新論證;(4)鑑於地理環境的變化和地名的變遷,在把古代文書記錄的地名與今天的地名相勘合時,需要十分謹慎,沒有確鑿證據時,只能存疑。

有關吐魯番地區出土的文書,經過學者一百多年的整理研究,大多數資料已經收錄到以下合集中:(1)馬伯樂(H.Maspero)《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得漢文文書》(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大英博物館託管會1953年版。(2)山本達郎(T.Yamamoto)等《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史料》(1—4卷)(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and Economic History,Ⅰ—Ⅳ),東洋文庫1978—2001年版。(3)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年版。(4)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一—十),文物出版社1981—1991年版;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壹—肆),文物出版社1992—1996版。(5)小田義久編《大谷文書集成》(壹—肆),(京都)法藏館1984—2010年版。(6)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版。(7)陳國燦《斯坦因所獲吐魯番文書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沙知、吳芳思編《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1—2冊),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版。(8)孟列夫、錢伯城主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簡稱《俄藏敦煌文獻》,5—1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1994—2001年版。(9)柳洪亮《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0)黃文弼《吐魯番考古記》,中國科學院1954年第一版、科學出版社1958年第二版;史樹青主編《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第11卷《晉唐寫經·晉唐文書》,東京柳原書店與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11)王炳華《阿拉溝古堡及其出土唐文書殘紙》,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12)磯部彰編《臺東區立書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集成》,二玄社2005年版。(13)陳懷宇(Chen Huaiyu)《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漢語寫本》。(14)榮新江、李肖、孟憲實主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中華書局2008年版。(15)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編《新疆博物館新獲文書研究》,中華書局2013年版。(16)郭富純、王振芬《旅順博物館藏西域文書研究》,萬卷出版公司2007年版;旅順博物館、龍谷大學主編《旅順博物館新疆出土漢文佛經選粹》,(京都)法藏館2006年版。

吐魯番出土文書流散於世界各地,同時又不斷有新的發現,以上只是相對比較集中刊佈文書的論著,此外在一些出版物中也有相關的資料。但是,應當注意的是,這些數據是陸續發表出來的,因此,相關的研究成果也是陸續取得的。隨著一些吐魯番學研究者興趣的轉移,21世紀新發現的文書中的地理數據,還沒有人做系統的收集整理。所以對於前人的研究成果,現在需要加以核查和補充,把新舊發表的數據整合到一起。


二、 吐魯番出土文書中的高昌地理信息

以下按照高昌地區不同的歷史階段,提示文書所見不同時代地理信息和前人相關的歸納總結,並據新出資料加以補充,展現不同時期地理信息的豐富內涵,同時指出有關的不同看法及文書資料的侷限性。

1.高昌郡時期(327—449)

《初學記》卷8“隴右道車師國田地縣”條注引顧野王《輿地記》載:“晉咸和二年(327),置高昌郡,立田地縣。”從《輿地記》的語氣來推測,當時的高昌郡可能只有高昌縣、田地縣。在整個高昌郡時期建立的郡縣數,王素先生認為是1郡5縣,即高昌郡,高昌、田地、橫截、白艻、高寧5縣。日本學者關尾史郎先生在討論北涼高昌《貲簿》年代時,只認定高昌、田地、橫截、高寧4縣。

2.高昌大涼政權至闞、張、馬氏高昌王國時期(450—501)

《魏書》《北史》的《高昌傳》所記高昌“國有八城”。王素先生認為,這一時期高昌有3郡8縣,即高昌、田地、交河3郡,高昌、田地、交河、橫截、白艻、高寧、威神、酒泉8縣。新出《闞氏高昌永康九年、十年(474—475)送使出人、出馬條記文書》(簡稱《送使文書》)提供了新的地理信息。這件闞氏高昌時期的《送使文書》中,提到了高昌國送使時出人、出馬的一連串城鎮名,除了從未見於高昌地名的萬度、其養/乾養、阿虎、磨訶演/摩訶演之外,排除重複,總共正好是8個地名,即高寧、橫截、白艻、威神、柳婆、喙進(篤進)、高昌、田地。由此看來,我們比較傾向於把闞氏高昌時期的8城看作是《送使文書》所記的8座城鎮,參考其他相關文書記載,這些地名可能都是當時的縣名。《送使文書》應當是高昌國送使出人、出馬的完整記錄,涉及高昌以下各地,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闞氏高昌王國時期高昌共有2郡8縣,即高昌、田地2郡,高昌、田地、高寧、橫截、白艻、威神、柳婆、喙進8縣。

從地圖上所標識的闞氏高昌王國時期的8座郡縣城位置來看,明顯是東部遠遠多於西部。其原因可能是,高昌王國的郡縣體制是以高昌郡為中心發展起來的,前涼立高昌郡,下面設置高昌、田地2縣。到高昌大涼王國時,又增加了田地郡,增設橫截、高寧2縣,甚至還有白艻縣。闞氏高昌王國繼承了高昌大涼王國的高昌、田地兩郡體制,在高昌、田地、橫截、高寧、白艻5縣之外,增設威神、柳婆、喙進3縣,其中柳婆位於盆地偏南地區,喙進則在最西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交河及其管轄範圍內沒有郡縣的記錄,這或許是交河一帶原本是半遊牧半農耕的車師王國轄地,雖然450年為大涼王國所滅,但郡縣體制一時還未建立。

3.麴氏高昌王國時期(502—640)

麴氏高昌王國同樣實行郡縣制,學界對其郡縣數量有不同意見。《通典》卷191《邊防典》車師附高昌條:“侯君集平高昌國,下其郡三,縣五,城三(二)十二。”1030大體包括了國都、郡治和縣治所在。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編》曾整理史籍、文書和前人研究成果,分“麴氏高昌前期一(502—561)”“麴氏高昌前期二(562—612)”“麴氏高昌後期(613—640)”3個階段,列出所見郡縣名稱。筆者將其結論整理成表1。

表1 麴氏高昌郡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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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麴氏高昌國的郡縣制問題,學術界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們這裡不是研究郡縣制問題,所以不做細節的討論。對於上述郡縣何時開始作為郡或縣出現在文書當中,也有不同的看法。總體來說,由於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兩個墓葬區出土了大量屬於麴氏高昌時期的官私文書,我們對於這一時期高昌的地理面貌有了不少新的認識。高昌國4郡縣的分佈,大致是以高昌城為中心,分成4區,東北區以橫截郡城為中心,東南區以田地郡城為中心,西北區以交河郡城為中心,西南區以南平郡城為中心。高昌國的轄境,東到今鄯善縣境,西抵托克遜縣境,北至火焰山北麓,南以艾丁湖為限。(參見本文第三部分圖1、圖2)到麴氏有國時期,吐魯番盆地的各個綠洲都已經被充分開發出來。當然也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雖然高昌國設立了許多縣來支撐一個王國的規模,但有些縣恐怕是範圍很小,其城市規模也很小,以致我們今天已經看不到高昌王國時期一些縣級城市的任何痕跡了。

4.唐朝西州時期(640—803)

貞觀十四年(640),唐朝滅高昌王國,在其地設立西州,下轄5縣1030,“以交河城為交河縣,始昌城為天山縣,田北(地)城為柳中縣,東鎮城(白艻)為蒲昌縣,高昌城為高昌縣” 2016。縣下設立與內地相同的鄉里制度,《元和郡縣圖志》卷40稱西州5縣有“鄉二十四”。今天,我們可以從吐魯番出土文書中輯出鄉名24個,但兩者未必完全對應。

張廣達先生《唐滅高昌國後的西州形勢》曾羅列唐朝時期西州各級行政、軍政建制表,本文移錄其鄉名錶部分,以便與高昌國時代的縣名相對照,出處有所簡化;其他各表省略,只留名稱。關於鄉名,據榮新江、李肖、孟憲實主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等新出資料略有補充。


表2 唐代西州鄉名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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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名稱上可以看出,唐朝的一些鄉實際上是來自高昌國的縣,其名稱也沒有多少改變。而唐朝在高 昌地區所設的裡,則基本上按照唐朝的統治理念來起名,目前所見里名見表3。


表3 唐代高昌地區各縣所設的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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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前期實行府兵制,西州設立有4個折衝府,即高昌(後改名前庭)府、岸頭府、蒲昌府、天山府。同時,唐朝在西州設立了具有軍事防禦性質的鎮、戍、烽燧以及交通驛站,這些都為我們提供了唐朝時期高昌地區的地理信息(下頁表4)。

表4 唐朝時期西州地區所設軍事設施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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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鎮戍、烽燧、館驛往往分佈在吐魯番盆地的四周,特別是西州通往外界的道路沿線。敦煌文書P.2009《西州圖經》記錄了西州通往外面的11條道路情況,成為我們研究唐朝西州地理信息的一個重要資料,上述軍事設施有不少就位於這些道路上,它們一起構築了西州地區的軍事和交通的地理網絡。

5.回鶻統治時期(803—1283)

803年,唐朝勢力最後退出西州,這裡成為漠北迴鶻汗國統治的地區。840年,漠北迴鶻汗國破滅,部眾西遷至天山東部地區。866年,北庭出身的回鶻首領僕固俊攻戰西州、北庭、輪臺、清鎮等地,天山東部地區的回鶻就以西州、北庭為中心,形成“西州回鶻”或“高昌回鶻”王國。

在高昌回鶻早期,應當仍然繼承著唐代的行政地理規模。吐峪溝出土高昌回鶻某年造佛塔功德記中,有署銜為“莫訶達幹宰相攝西州四府五縣事、清信弟子伊難(下殘)”的官人,我以為這是當時西州回鶻王國的西州長官的全部結銜,這表明西州回鶻時期的西州首腦仍然兼攝西州4府5縣事,也就是說繼承了原本掌控西州軍政全權的職責。

作為一個以吐魯番盆地為中心的王國,高昌回鶻的城鎮規模可能發展到麴氏高昌國時期的樣子。敦煌文書P.3672bis是“賞紫金印檢校廿二城胡漢僧尼事內供奉骨都祿沓密施鳴瓦伊難支都統”致沙州僧官的一封信,發信者即西州回鶻佛教教團的最高僧官——都僧統,他的頭銜上有“檢校廿二城胡漢僧尼事”,說明高昌回鶻有22城。“二十二城”的說法,還見於高昌故城出土的回鶻文摩尼教文獻“高昌國二十二城的幸運與守護之靈”。11世紀加爾迪齊說:“高昌之地,有二十二個村(城)。”最近,日本學者松井太先生全面考察了吐魯番出土回鶻文、蒙文文書中高昌回鶻王國的地理信息,其中記錄高昌(Qočo)、交河(Yar) 、吐魯番(Turpan) 、魯克沁(Lükčüng) 、篤新(Toqsïn,或稱托克遜) 、赤亭 (Čïqtïn,或稱七克臺) 、布拉依克(Bïlayuq,或稱葡萄溝) 、丁谷(Tïyoq,或稱吐峪溝) 、蒲昌(Pučang) 、威神 (Soim) 、橫截(Qongḍsïr) 、臨川(Limčim) 、新興(Singing) 、寧戎(Nižüng) 、南平(Nampï) 和鹽城 (Yimši) 。這些地理信息,還可用鋼和泰舊藏大約寫於925年前後的于闐文行記部分加以印證和補充。

三、 目前可以確定的高昌地名所在的地理位置信息

關於高昌國的郡縣城鎮所在的地理位置,前人已經做了許多探索。筆者1987年初第一次考察吐魯番時,曾將有關調查結果寫入《吐魯番的歷史與文化》一文。隨著吐魯番出土漢文文書研究的進步和到當地考察越來越便利,又不斷有新的成果刊出,王素先生的《高昌史稿·交通編》可謂這方面集大成之作。筆者在整理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時,對部分高昌地名做了新的考察和論證。近年來,利用Google Earth等技術手段,對吐魯番一些古城的地理位置又有了進一步的判斷,特別是糾正了考古探險者所繪地圖的誤差。同時,吐魯番出土回鶻語、蒙古語文獻中的地理資料也得以解讀出來。特別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吐魯番學研究院等單位合作進行的吐魯番地區第三次文物普查結出豐碩的成果,許多前人未曾到過的古城遺址得以踏查和定位。

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下結合文書記載、考古調查、發掘及地圖(圖1和圖2),對高昌地區從高昌郡時代到西州回鶻時期的城鎮遺址,考察哪些還保留至今,哪些只能指出一個大致的方向。

高昌城:高昌郡郡治、高昌大涼王國和闞氏以下高昌國都城,唐代西州州治和高昌縣縣治所在,也是唐朝所設折衝府——前庭府的地團所在,後來成為西州回鶻王國的都城之一,回鶻文稱Qočo。在今高昌故城,又稱火州、霍州、哈拉和卓(Kara-khoja)、達吉亞努斯城(Dakianus-shahri)、亦都護城(Idikutschari)。毫無疑義,這是我們考察古代高昌地理最重要的座標點。《吐魯番地區卷》第14頁有“三普”新測遺址平面圖。

新興城:在高昌城北10公里左右,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勝金(Sämggim)和勝金口(Sämggim -aghiz)。應當是高昌國新興縣所在,回鶻文作Singing,後來回鶻文和蒙文亦寫作Singging,都是來自漢文的“新興”,以後演變為近代維吾爾文的Sämggim,漢譯為“勝金”。這裡是高昌城北面的屏障,扼守著火焰山口。

寧戎城:從勝金口沿木頭溝(Murtuk,唐朝稱寧戎谷)向北,經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唐朝時名寧戎寺,高昌回鶻稱Nižüng/Nišüng/Lišüng vaxar),向北約4公里到伯西哈石窟(木頭溝遺址M.B.Ⅱ),再往北約900米處為今稱烏江不拉克(Ujan-bulak)的古城(斯坦因的木頭溝遺址),即高昌國寧戎縣所在。唐朝廢縣,高昌縣下有寧戎鄉,當在同一位置。《新疆古城遺址》第358頁有烏江不拉克古城遺址平面圖。寧戎寺是高昌一大佛教勝地,大概從麴氏高昌國時開始興建,一直到高昌回鶻王國時,都是王家供養的寺院。

高昌的東境重要城鎮的位置如下。

酒泉城:出高昌城東行10公里,就是酒泉縣城,其地在今洋海(Yankhi)附近,遺蹟尚存。《新疆古城遺址》第370頁有古城遺址平面圖。據鄯善新獲文書,唐朝仍有酒泉城,地理位置相同。

高寧城:北涼時已經立縣,是高昌、田地之外重要的行政區劃。闞氏高昌王國時期應當也是重要的縣城,麴氏高昌仍置縣於此。唐滅高昌,廢縣為高寧鄉,屬柳中縣。大谷文書2389《唐西州高昌縣給田文書》記:“(高昌)城東廿裡高寧城。”解放後吐魯番出土文書《唐西州高昌縣授田簿》:“城東卅裡高寧渠。”日本學者嶋崎昌認為在丁谷,即今吐峪溝。吐峪溝距高昌城大概十多公里,與唐代文書所記道里數基本吻合,但吐峪溝一般指溝內的地方,洋海北面的吐峪溝鄉,推測應是高寧縣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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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地城:今天的魯克沁鎮西2公里處的古城,是高昌國田地郡、田地縣的治所,這裡從十六國時期就是僅次於高昌的大城之一,麴氏高昌王封王子為田地公,鎮守此地。唐朝在此立為柳中縣。北宋王延德行記稱作“六種”,高昌回鶻時代的回鶻文作Lükčüng,即今Lükchün(魯克沁)的來歷。遺址至今保留著殘牆,《新疆古城遺址》第367頁有柳中古城遺址平面圖。

威神城:其名見哈拉和卓90號墓出土《闞氏高昌時期高寧、威神、田地諸縣馱馬文書》,為縣名。唐滅高昌後廢縣,疑隸屬柳中縣。日本學者荒川正晴認為威神縣在魯克沁至斯爾克普(Sirkip)之間,即鋼和泰藏卷公元925年前後成文的于闐文行記所記西州回鶻王國城鎮Īśumä。松井太由此推測此即高昌回鶻後期蒙文文書中的地名Soim/Sium。

臨川城:麴氏高昌國時期立縣,唐代縣廢,有臨川城,回鶻時期作Limčin,為村名。今斯爾克普北面的連木沁(Lamjin),從讀音看是來自回鶻文的Limčin,而回鶻文來自漢文的“臨川”,此地即臨川縣、臨川城、臨川村所在。

橫截城:高昌國東北部的政治、軍事中心橫截郡、橫截縣治。橫截郡太守的職位,長期掌握在高昌王族麴氏的手中,說明此地在高昌國的重要地位。唐滅高昌,降為普通一城,隸屬蒲昌縣。《大谷文書集成》2604《唐西州高昌縣給田文書》記:“(高昌)城東六十里橫截城阿魏渠。”解放後出土文書《唐上元二年(761)蒲昌縣界長行小作具收支飼草數請處分狀》有“山北橫截等三城”語。嶋崎昌認為在漢墩(Khando或Khandu),其地在高昌故城東約60裡,和唐代文書記載大體相當。錢伯泉認為高昌正東60裡為火焰山,因此橫截城當在火焰山北、今吐峪溝北口偏東的蘇巴什。從地理位置上來講,蘇巴什守在吐峪溝北口,是軍事要地,其說也有道理,只是這裡沒有任何古城遺蹟發現。高昌回鶻時期應當仍是22城之一,回鶻文作Qongsïr/Qongdsïr,蒙文作Qongsir,行政級別為村。

白艻城:高昌郡時代或已立縣,到高昌國時期,白艻縣成為王國東疆的門戶,又稱東鎮城,是高昌東境的大鎮,其地即在今鄯善縣。唐朝在此立為蒲昌縣,高昌回鶻時代的回鶻文作Pučang,于闐文行記作Phūcanä,王延德行記作“寶莊”,今維吾爾族稱之為闢展(Pichan)。西村陽子等認為白艻/蒲昌城在今東巴扎古城遺址,在庫木塔格北緣的天山洪積扇上。“三普”考察隊也以東巴扎古城為蒲昌城,見《新疆古城遺址》第362頁,有古城照片。

高昌國的西半邊,大致可以分成南北兩區。

南平城:南部以南平郡為中心。唐代南平降為鄉,屬天山縣,見吐魯番舊出《唐開元二十九年(741)天山縣南平鄉戶籍》。新獲《唐神龍三年(707)正月高昌縣開覺等寺手實記》“城西六十里南平城”,這是以高昌城為座標記錄的位置。按照在吐魯番縣城南約7.5公里處發現的墓誌指示的方位,南平郡、南平縣治應在今公相(Gunshang)古城遺址。

柳婆城:南平城東面的讓步城(Lampu)可能是柳婆縣治。陶保廉《辛卯侍行記》卷6認為吐魯番廳(今吐魯番市)東南十餘里的“勒木丕”(Lampu)應當是“柳婆”的轉音,黃文弼、荒川正晴都表示贊同。筆者曾按出土墓誌所指方位,認為南平在今公相古城遺址,其東面的讓步城可能是柳婆縣治。這一說法受到王素的批評,他根據岑仲勉以來的看法,認為“勒木丕”“讓步”都是“南平”的轉音,讓步、公相實為一城,都是南平城。筆者以為,柳婆、南平也可能是一地二名,“柳婆”“南平”其實都是同一個胡語地名的不同音譯,“柳婆”更接近原來的胡語Lampu。目前所見的出土文書和史籍記載,“柳婆”一名最晚記載約在546年;“南平”最早見於《麴氏高昌建昌三年(557)令狐孝忠隨葬衣物疏》,到麴氏高昌末期,南平甚至立為郡,見《麴氏高昌延壽十七年(640)屯田下交河郡、南平郡及永安等縣符為遣麴文玉等勘青苗事》,之所以麴氏高昌改用“南平”的譯音,這可能是同時取漢語“南部平定”之意。高昌回鶻時期的回鶻文獻中,有先後時期的Nampï和Lampï兩種寫法,是來自漢語“南平”及其發展形式。《新疆古城遺址》第354頁有讓布公相(又稱拉木帕相)古城遺址平面圖。

安昌城:麴氏高昌國時期立為縣,唐代廢縣,仍有安昌城,見大谷2841《北館文書》。南平西面的帕克拉克古城(一作帕克不拉克古城,Paka-bulak),可能是安昌縣治。《新疆古城遺址》第356頁有遺址平面圖。

無半城:麴氏高昌國時期的縣。由安昌再向西就是位於闊坦吐爾古城(又稱布乾土拉,Bögen-tura),學者一般認為即無半縣所在。《新疆古城遺址》第359頁有遺址平面圖。

始昌城:麴氏高昌國時期的縣,入唐為天山縣。從闊坦吐爾城向西是窩額梯木遺址(Oi-tam),位於托克遜之東10公里處,黃文弼說維吾爾族呼為窩額梯木,漢人名為大墩子,審其陶片及形式或為唐代建築。多數學者認為是始昌縣。高昌國末期,玄奘法師西行時,就是沿著這幾個城,由高昌城到焉耆去的。《新疆古城遺址》第361頁稱大墩古城又名“闊坦大墩古城”。又,在大墩子北5公里處有一古城,一說為始昌城。

交河城:盆地西北地區的中心是原車師前王國的首都交河城,高昌國在此設交河郡、交河縣,其地即今交河故城。交河郡又名鎮西府,高昌國西部最重要的城鎮,和東部的田地郡一樣,由高昌王子親自鎮守,號稱交河公。唐朝時這裡立為交河縣,開始是安西都護府駐所,也是岸頭府的地團所在。回鶻文作Yar,今稱雅爾湖(Yar-khoto)。《吐魯番地區卷》第22頁有新測遺址平面圖。

安樂城:麴氏高昌時立為縣,唐代降為鄉,屬交河縣所轄。今交河城東10公里,也就是今吐魯番縣東約2公里處蘇公塔東面的古城址,據考是安樂縣城,殘存的建築遺址與交河城的古老建築形制十分相似。今維吾爾語名Yangi-shahr,漢譯英沙古城。

永安城:麴氏高昌縣名,唐朝降為縣,屬交河縣。永安縣城可能在安樂縣南,今紅旗公社先鋒三大隊一帶。按木納爾102號墓出土《唐顯慶元年(656)二月十六日宋武歡墓誌》稱:“君諱武歡,字□,西州永安人也。顯慶元年二月十六日葬於永安城北。”則永安城當在木納爾墓地以南的地方。

洿林城:麴氏高昌國立為縣,唐朝交河縣永安鄉下有洿林裡,即其所在。安樂故城北的葡萄溝(Bulayia),可能是洿林縣的所在地,這裡出產的葡萄皮薄味美,在高昌國時期就名聞南朝的梁國。

鹽城:麴氏高昌國縣名。唐朝時降為城,稱“鹽城”,見中央民族大學博物館藏吐魯番新出文書。高昌回鶻時期回鶻文書有Yimši,今稱也木什(Yamshi),在交河城南面,應是鹽城所在。

龍泉城:麴氏龍泉縣,當即唐朝交河縣龍泉鄉。顧名思義應在一處泉水彙集的地方,可能在今馬勒恰西約5公里處,也可能在更北的夏普吐勒克(Shaftlluk)。

永昌城:永昌縣還沒有找到具體位置,吐魯番出土《高昌延壽十四年(637)兵部差人往青陽門等處上現文書》有從高昌城派人到“永昌谷”的記載以下,表明永昌縣應位於高昌北部某山谷附近。

喙進/篤進城:闞氏高昌時期喙進已立為縣,麴氏延之,改名“篤進”。唐滅高昌後仍立為縣,改篤進為天山。唐貞觀初年玄奘從高昌出發西行,“從是(高昌城)西行,度無半城、篤進城後,入阿耆尼(焉耆)國”。高昌回鶻王國時期有Toqsïn,即今托克遜(Toqsun)的來源,地理位置應當一致。

武城:麴氏高昌國立為縣,唐朝降為普通一城。《唐永昌元年(689)西州高昌縣籍坊勘地牒》記有地段在“城西十里武城渠”,其地或即武城所在,位於高昌故城西5公里。

於諶城:見《唐開元四年(716)西州柳中縣高寧鄉籍》,柳中縣“城東陸拾裡於諶城”,則其地在魯克沁東面60裡的地方。

鸜鵒鎮:唐朝的軍鎮。天山阿拉溝峽谷東口,有石砌古堡,位於阿拉溝與魚兒溝水匯合口的河谷北岸,東經87°42'、北緯42°50'處。根據1976年在古堡中發現的唐代文書,這裡是唐鸜鵒鎮鎮城故址。

白水鎮:唐朝軍鎮,位於控扼吐魯番通烏魯木齊的白楊溝西口的達坂城,是唐朝白水澗道上的重鎮。

羅護鎮:唐朝軍鎮。“三普”考察隊據陳國燦說,推測今鄯善縣七克臺鎮庫木坎兒孜村的西鹽池遺址為羅護鎮遺址。《新疆古城遺址》第368頁有遺址平面圖。按,唐朝蒲昌縣下有鹽澤鄉,或即在此。

赤亭鎮:唐朝軍鎮,位於鄯善縣七克臺鄉南湖村南面小山上,山色呈赤紅色,故唐人名曰赤亭鎮。此地也出土有高昌回鶻時期的回鶻語文書,地名做Čqtïn,當來自“赤亭”一名。《新疆古城遺址》第365頁有七克臺古城遺址平面圖。

以上成果,主要還是用傳統方法進行的比證,也還有不少問題沒有解決,或者結論相互衝突,希望今後能夠利用更好的技術手段,也希望有更針對性的考古發掘,來解決相關的定點問題。


四、結語

目前學術界在利用Google Earth和20世紀初葉考古探險隊的地圖對照,對於吐魯番地區的古代遺址做了一些定位研究,計算出考古地圖的誤差,為確定考古遺址和現存遺址之間的聯繫做出了很多貢獻。今後的研究,一方面需要把更多的古代文獻、文書的記錄還原到考古遺址當中,這樣才能夠說明這些古代城鎮在絲綢之路上的作用;另一方面需要繼續做更加詳細的現場調查,使得現在遺址的確切位置能夠和Google Earth顯示的遺址位置相勘合,這樣才能夠更加準確地說明這些遺址出土文物、文書對於絲綢之路研究的價值。

【注】文章原載於《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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