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趙固仁
洪武元年，剛剛登基的朱元璋，在百廢待興的情況下，就深刻地認識到開展學校教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由於早年失學，在戎馬之間朱元璋也不忘惡補學業，在他身邊聚集最多的就是知識分子，因此他深刻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由此他奠定了明朝教育的基本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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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元璋的親自帶動下，大明的學校開始逐漸延伸到各地“太祖雖間行科舉，而監生與監舉人才用者居多，故其時佈列中外者，太學生最盛。”雖然明朝的國子監逐步成了科舉制度最為重要的搖籃，也是朱元璋在教育體制下的一次深度試水。但是，興建規模更大的學校，在朱元璋還是看來是最為重要的。因此在洪武二年下發旨意說:“復我中國先王之治，宜大震華風，以興治教。今雖內設國監，恐不足以盡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縣，並建學校，以作養士類。”
因此按照朱元璋的計劃，參加科舉的必須是學校的生員，學校生員做官則不一定非要經過科舉，這種破除固態格局的模式，體現了朱元璋的軟實力建設的魄力。
明朝讀書人
國子監的前身是國子學，元朝時推出的一項教育和選拔機制。朱元璋做吳王后採用了國子監這一模式，並設置了相關機構和官員。如祭酒正四品，司業正五品，從祭酒到相關崗位都由吏部主管。但是隨著時間發展，國子監已經不能滿足一個大明需要大量人才的輸送和培養。
正是看到了國子監存在許多弊端，因此朱元璋才力倡興建學校，讓天下更多的普通百姓人家的子弟能夠入學從而改變命運。學校的學生大體有兩個來源，一種是官生，一類是民生。官生又分為兩等，一等是品官子弟，一等是士司子弟。官生大部分是由皇帝指派分發的指標，一般都是跟隨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宿將的子弟。甚至朱元璋還親自對這些子弟們發表了一段生動的訓話：“男子漢家，學便學似父親這樣做一個人，休要歪歪搭搭地過了一世。你每（們）趁我在這裡，年年來扣頭，你每（們）還是挨年這歇來。你每小舍人，年紀少，莫要學那等潑皮的頑。……你每這幾個也年紀小哩，讀書學好勾當。你每學爾的老子行。”
國子監
因此在朱元璋看來官生入學的目的，是為了“皇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而他們學的也是“實學”，不必像文士那樣舞文弄墨。此前，官生數量較多，隨著不斷推進，民生開始大量增長，明朝學校教育水平得到逐步提高。明代施行學校與科舉交錯的取士政策，“科舉必由學校而學 校起家可不由科舉”。也就是說，要參加科舉必須先人 學校學校中的佼佼者不經科舉也可以給官。但不同時期，對科舉和學校的重視程度不一樣。
明代讀書人
朱元璋對學生還進行過一次頗為生動有趣的講話，現照錄如下:“恁學生每聽著:先前那宋訥做祭酒呵，學規好生嚴南秀才每循規蹈矩，都肯向學，所以教出來的個個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後來他善終了，以禮送他回鄉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們）都懷著異心， 不肯教講，把宋訥的學規都改壞了，所以生徒全不務學，用著他呵，好生壞事。如今著那年紀小的秀才官人每來署學事，他定的學規，想每當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潑皮，違犯學規的，若祭酒來鼻著懲呵，都不饒:全家發向烏煙瘴地面去，或充軍，或充吏，或做首領官。令後學規嚴緊，若無籍之徒，敢有似前貼浸頭帖子，講請師長的，許諸人出首，或綁縛將來，賞大銀兩個。若先前貼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綁縛將來呵，也一般賞他大銀兩個。將那犯人凌遲了，梟令在監前，全家抄沒，人口遷發煙瘴地面。”欽此!《謨訓考》如此長篇大論，可以看出，朱元璋對學生教育確實重視，甚至有點苦口婆心了。
朱元璋書法
在學生入學後享受許多待遇，包括免除役特權，除本身外，還免其家差徭役，讓他們安心學習。與此同時，為了防止學生過度參與地方事務，還特別兩條規定:“一今後州縣學生員，若有大事幹於己家者，許父兄弟侄具狀入官辯訴。若非大事，含情忍性，毋輕至於公門。二、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少，愚痴者多，其父母欲行非為，則當再三懇告。”顯然這兩條，前一條不許生員交結地方官，後一條是要使生員為朝廷服務，做好家庭的教育宣傳作用。然而遺憾的是，明朝後期，學校教育呈現衰微泰式，主要是由於科舉日重，貢舉日輕，科舉給學校造成了衝擊，加之例監生出現造成學生成分混雜，質量下降。
明代科舉
朱元璋甚至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對知識分子相當重視，最終促成了他搭建帝國的戰略佈局。大力發展學校，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大量培養人才，以此成就大明軟實力。
然而作為粗獷的帝王練就成高級知識分子後，也產生了一些負面，那就是他無端製造很多“文字獄”，親自參與刪除《孟子》並無辜掠奪了許多文人的生命。方孝孺曾在給好友信中寫道：“近時海內知名人士，非貧困即死，不死即病。”因此，明代的學校教育後的知識分子必然受到一定程度上的禁錮，但是從整體來看，明代的教育是空前覆蓋度最廣的，他改變了許多窮人讀不起書的情況，因此也出現 了許多從最底層的讀書人靠著學校一步步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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