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訪問學者:我的判斷是美國犯罪率將較大幅提升

斯坦福訪問學者:我的判斷是美國犯罪率將較大幅提升

孫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斯坦福大學訪問學者

谷中聽松濤,世事如海潮。“Shelter-in-place”(就地避難)的指令,對於絕大多數人都是頭一遭。然而,如果善加利用,未必不是繁忙庸常生活中難得的靜心時刻。生死當頭,很多曾經覺得無比重要的事情,忽然顯得那麼不足為奇;而曾經那麼不起眼的點滴幸福,又忽然變得那麼值得珍惜。


▌口罩

在上一篇裡我提到,“在口罩和食品的判斷上,我都錯了。”誤判無時無刻不在發生,所幸我們只是黔首百姓,並不像白宮或唐寧街的那幾位那樣影響巨大。

在口罩方面,除去寄回國內親友的口罩,手頭還有一月底採購的一百多隻“一次性”;然而兩個多月以來,我們全家三口累計用掉的,也不過區區兩三隻。3月16日,灣區的6個縣(county)聯合發佈了“Shelter-in-place”(就地避難)的指令,除了生活必需的相關行業外,其他各項生活服務基本都關閉了。在指令生效後,我和母親去了唯一一趟生鮮超市Safeway採購肉蛋奶,消耗口罩兩隻。往後的日子,我們再也沒消耗過口罩。國內口罩產能最近明顯大幅提升,這一兩週一直收到各位親友的善意,說要給我寄口罩,非常暖心。

事不在大小,患難見真情。

直到4月3號,川普總統才宣佈,CDC決定建議美國民眾自願戴口罩,或者圍巾等能夠洗滌和反覆使用的織物,但要將N95口罩和醫療物資留給醫護人員。川普表示,這是建議性的意見,他本人不會戴口罩,並強調保持社交距離仍舊是最關鍵的限制疫情的措施。最近幾天在街頭跑步時,戴口罩的非亞裔人群明顯增多了。看來CDC的防疫指南對於普通民眾還是有重要影響的。


▌食品

Safeway是一家典型的美國生鮮超市,類似於國內的永輝。我們有自己的盤算:大華(Ranch99)和好市多(Costco)人太多,風險太大;隔壁社區的Safeway小巧玲瓏,看起來不像人會多的樣子。而且學校有好朋友告訴我們,半夜1點的Safeway最安全,幾乎沒有美國人會在子時搶購。吸取經驗的我們晚上11點半驅車前往,結果只收獲了一紙告示——“Shelter-in-place”(就地避難)期間,為充分備貨,營業時間縮短到晚上9點關門。一不做二不休,次日凌晨5點55分,我們又去了。月黑風高夜,超市搶購天。前頭已經有十幾個顧客排隊等開門,並沒有人自覺保持社交距離(6英尺/1.83米),除了我們和另一家華人家庭,也並沒有人戴口罩。

可見即便在人口素質(具體而言是平均學歷)普遍比較高的灣區,法治也不可能僅僅依靠制度,同樣需要強制執行的外力監督——最近管控措施升級,警察可以對違反禁令者處以高額罰款甚至監禁,大家一下子就“自覺”保持社交距離了。人性如斯。(至於口罩?依舊不是必須的,自然也沒有警察會在意。事實上,據我觀察,警察們自己也基本不戴口罩……)超市6點準時開門,我們盡力保持自己的風度,因為其他人也並沒有狂奔掃貨。閒庭信步般踱到貨架,發現水果、蔬菜、牛肉尚算豐富,大家常討論的廁紙也額外增添了儲備,然而——雞蛋沒了!對於一個熱愛吃雞蛋的家庭,雞蛋的斷貨是不可想象的。一絲恐慌油然而生。

回家以後馬上展開新一輪網購,然而無論亞馬遜生鮮(Amazon Fresh)還是Weee!(一家西海岸常用的華人生鮮網購平臺)都明確讓我知道,我對食品問題誤判了——不是沒有貨,而是沒有送貨員了。所有的送貨日期都是一片灰色(不可用/unavailable),不僅本週沒有,下週、下下週也都是一片灰色。很明顯,瞬間爆棚的需求熔斷了生鮮網購平臺的送貨能力。

想起我們一個小群裡的朋友經常討論國外的疫情進展到“第幾集”了,這一集在疫情初期的國內也似曾相識:北上廣深的白領徹夜守著生鮮外送網站刷單,還總結出不少網站補貨的規律。

記得在北京讀書的時候,曾經徹夜在北京站排隊買春運的火車票而瑟瑟發抖;而若干年後的高鐵時代,再也感受不到這種排隊的苦澀和搶到票的狂喜。可見物質極大豐富——亦所謂“免於匱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是人類幸福感的重要來源,而物質短缺的恐懼一定是深入骨髓、刻入記憶的。瞬間理解了二月在各大超市掃貨的華人大媽們:雖然談不上雅觀,但生存的壓力下,誰顧得上那許多。都說“理解萬歲”,但人與人的互相理解之難,真不僅在於“巴別塔”式的語言溝通之困擾,更在於身份、地位、境遇和經歷之千差萬別。

當然,既然這會兒在美國的大家都還活得尚可,說明食品問題終究是解決了。摸索多日,填飽肚子的方案有二:一是Instacart(一家代去超市採購的外送網站)人手尚算充裕,一般可以安排一週以後的送貨日期;我在上頭採購了海量的吃喝素材,貨送到的時候,出於生物生存本能的緊張感終於暫告段落。二是“超市大冒險”,戴上口罩、眼鏡、手套,去依舊人來人往(且不怎麼戴口罩!)的超市一搏。我沒有親見,只能轉述朋友的見聞。

三月的好市多(Costco)和大華(Ranch99)已經開始採取措施:對客流量作總量限制,出一個才能進一個、排隊必須保持社交距離。習慣了以後,聽起來似也沒那麼恐慌了。然而我還是選擇敬而遠之。既然有送貨上門的選項,何樂不為。這段時間,國內友人常給我發來善意的安全提醒,以及略帶驚悚的美國超市打砸搶視頻,我只能回覆道,“幸運的是,我還沒有親見”。


▌治安

說起打砸搶,是一些國內友人提到疫情中美國的第一想象。搜了一下相關數據,中國的暴力犯罪率和謀殺率確實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而美國則差不多處於世界中游。考慮到美國一些人口密集大城市在治安方面的臭名昭著,與北上廣深確實難以匹敵。我所在的舊金山灣區是美國最富裕、最安全的地區之一,犯罪率不僅低於舊金山市區,也遠遠低於美國平均水平。然而,加州2014年公投通過的、由州長簽署的著名的47號法案(Prop 47)規定,在戶外盜竊財物價值未超過950美元,由原來的重罪改為輕罪。很快加州就開始流傳一句名言,“沒有被砸過車的,不算加州人”;蓋因砸車盜竊所得往往不超過950美元的限額,而案犯就算被抓到也往往當場釋放。我回到上海和北京時,每次謹小慎微地鎖車並清空車裡貴重物品,屢屢被朋友們嘲笑。

無論如何,疫情之前,美國整體治安狀況還算湊合。

然而,具體到這次疫情,我的判斷是犯罪率將有較大幅度的提升。一個最主要原因是生活困窘:曾經小康的日結勞動力,很多瞬間就失業了;美國不少普通百姓的生活哲學和生活現狀是零存款、“月光”,每個月依靠工資支票來支付下個月的水電煤和一日三餐。此前聯邦政府停擺期間,有的聯邦政府僱員都瞬間陷入了無米下鍋的窘境。這對秉持“公務員等於鐵飯碗”理念的中國普通百姓而言,是不可想象的。美國沒什麼鐵飯碗,也一向不如西歐、北歐一些國家那麼強烈的左翼傾向。“不勞動者不得食”固然是中美兩國百姓的共識,但危機驟然來襲的時候,失去勞動崗位的人數之多,真的會超出想象。根據本週公佈的數據,僅梅西百貨(Macy’s)一家公司就有12萬人失業,波音也將向其16萬名員工提出“自願離職計劃”;全美上週申請失業救濟金的人數更達到創紀錄的660萬人。《管子》有云,“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經濟危機導致社會秩序惡化,恐怕是人類社會恆久不變的規律。

犯罪率可能提升的另一個原因是學校停課、公司停工(“在家辦公”)。年輕人的荷爾蒙無處發洩,日常能打發時光的酒吧、餐廳、電影院悉數關門大吉,不折騰點動靜出來倒真不正常了。有些朋友也給我傳來過佛羅里達州海灘上年輕人遍地開派對的視頻,雖然很容易理解,但社會治安問題確實會因此而變得更為嚴峻。在很多地方,連海灘都關了;我上週還帶老人散步過的著名的斯坦福盤狀山丘(Stanford Dish),一個純露天的徒步公園,也宣佈將從本週末起閉門謝客。那麼,怎麼辦呢?去年初選季,一位人大師兄曾給我們科普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楊安澤(Andrew Yang)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簡稱UBI)理念,也就是,無差別地給每個18-64歲的美國公民每人每月1,000美元。當時出於對大“撒幣”的本能警惕,我提了很多質疑;但時隔大半年,在如此重大災難的背景下,我忽然覺得UBI是非常棒的想法:既不用費心費力甄別需求,也不用擔心中途被人截胡。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保障,底層民眾才不會被“逼上梁山”,走上暴力犯罪的道路。當然,楊安澤的UBI並非著眼於個別性的重大災難,而是更看重長久的日常保障和激勵;但道理是相通的。保障了基本的生存,才有基本的體面。順便說一句,不少發達國家百姓搶購廁紙,其實也是希望在非常時期能保有基本的體面。至於沒有去搶購米、面、油,則是因為他們(相比於華人新移民)承平日久,腦海裡生存危機那根弦崩得還不夠緊。

倘若時光倒回到1850年代的愛爾蘭大饑荒後不久,恐怕多數愛爾蘭裔移民也不會只顧得上爭搶廁紙,而忘了搶購麵包。

大約二月份,還曾收到過不少朋友轉來的“美國人不囤食品、先囤槍”的新聞;同樣由於沒有親見,我沒法證實;但持槍是憲法第二修正案賦予美國公民(包括長期簽證居民)的合法權利,在很多人都得出接下來一段時間犯罪率將有所提升的結論之時,囤槍、囤子彈是非常自然的選擇。事實上,要不是這段時間出門不便,我還真打算考個獵人執照(Hunting License)和槍證(Firearm Safety Certificate,FSC),買幾把槍囤在家裡。眾所周知,持槍權的來源是憲法第二修正案所希望的保障民兵和州權,制衡聯邦政府權力;但時至今日,個人認為,聯邦政府的權力已經無法靠民眾持槍權來制衡了,持槍權最大的意義轉向了保護普通個人的權利,提升暴力犯罪的成本。試想,如果種族歧視真如一些報道所說那麼嚴重,那麼弱勢族群(無論是華人還是其他群體)所合法持有的巨量槍支將是警察到來前的最後保障。

斯坦福訪問學者:我的判斷是美國犯罪率將較大幅提升

▲ 當地中國年輕人家中的槍支和子彈。 © 孫超

當然,在絕大部分社區,治安並沒有糟糕到那樣的地步,反倒是最近一些遍地開花的“華人互保”微信群(理想機制是一旦有緊急情況在群裡召喚,鄰里迅速開車過去支援)看起來有可能最終會淪為廣告集散地。我一向認為,常識才是最有力量的。“一家有難、八方相助”的美好理想,在彼此沒有深厚的感情羈絆和日常互動的情況下,十有八九會成為“公地悲劇”:所有人都想著索取,沒有人想著付出。若真想要鄰里互助——母校灣區校友會群裡有校友就說得很好,還不如“多幫幫我們社區的低收入和老、病家庭,幫人就是自救。”歸根到底,人心都是肉長的:平時為富不仁,就不要指望緊急時刻有誰來雪中送炭;平時與人為善,總歸會有心存感激的受惠者默默關注,乃至拔刀相助。小到街坊鄰居,大到族裔與國家,都是類似的道理。

當然,我們會發現有些群體屬於英國報人David Goodhart所謂“anywhere people”,也就是“在哪裡都能生活得很好的人”,天生對當前所居住的社區沒有太強的認同感和融入感;在當前這樣全球化大幅停擺的非常時期,就與大環境頗有些格格不入了。這是另一個非常有趣的話題,且待下次再詳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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