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林諾夫斯基/《江村經濟》序言
我敢於預言費孝通博士的《中國農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經濟》——譯註）一書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此書有一些傑出的優點，每一點都標誌著一個新的發展。本書讓我們注意的並不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一個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作者並不是一個外來人，在異國的土地上獵奇而寫作的；本書的內容包含一個公民對自己民族的人民進行觀察的結果。這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人在本鄉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成果。如果說人貴有自知之明的話，那麼，一個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類學當然是最艱鉅的，同樣，這也是一個實地調查工作者最珍貴的成就。
《白鹿原》中，段奕宏扮演的角色“黑娃”割麥子的橋段
此外，此書雖以中國人傳統的生活為背景，然而它並不滿足於複述靜止的過去。它有意識地緊緊抓住現代生活最難以理解的一面，即傳統文化在西方影響下的變遷。作者在科學研究中勇於拋棄一切學院式的裝腔作勢。他充分認識到，要正確地解決實際困難，知識是必不可少的。費博士看到了科學的價值在於真正為人類服務。對此，科學確實經受著嚴峻的考驗。真理能夠解決問題，因為真理不是別的而是人對真正的事實和力量的實事求是。當學者被迫以事實和信念去迎合一個權威的教義的需要時，科學便被出賣了。在歐洲某些國家裡就有這種情況。
費博士是中國的一個年輕的愛國者，他不僅充分感覺到中國目前的悲劇，而且注意到更大的問題：他的偉大祖國，進退維谷，是西方化還是滅亡？既然是一個人類學者，他畢竟懂得，再適應的過程是何等的困難。他懂得，這一過程必須逐步地、緩慢地、機智地建立在舊的基礎之上。他深切地關注到，這一切改變應是有計劃的，而計劃又須是以堅實的事實和知識為基礎的。
此書的某些段落確實可以被看作應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憲章。“中國越來越迫切地需要這種知識，因為這個國家再也承擔不起因失誤而損耗任何財富和能量。”費博士清晰地看到，縱然有最好的意圖和理想的目的，如果一開始對變化的環境有錯誤的理解和看法，那麼，計劃也必定是錯誤的。“對形勢或情況的不準確的闡述或分析，不論是由於故意的過錯還是出於無知，對這個群體都是有害的”，因為這會造成這樣的錯誤：預先假設了不存在的力量或是忽視了前進道路上的障礙。
我感到，還必須引述前言中的一段話：“如果要組織有效果的行動並達到預期的目的，必須對社會制度的功能進行細緻的分析，而且要同它們意欲滿足的需要結合起來分析，也要同它們的運轉所依賴的其他制度聯繫起來分析，以達到對情況的適當的闡述。這就是社會科學學者的工作。所以社會科學應該在指導文化變遷中起重要的作用。”這充分表達了中國文化和我們自己的文化的最大需要，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認識到，即使在機械工程中，只有傻子或瘋子才會不顧科學的物理和數學而做出規劃、設計或計算，故在政治行動中同樣需要充分發揮理智和經驗的作用。
我們的現代文明，目前可能正面臨著最終的毀滅。我們只注意在機械工程中使用最合格的專家，但在政治、社會和道德力量控制方面，我們歐洲人越來越依從於瘋子、狂人和歹徒。在界線的一邊正越來越多地責備著那種個人隨心所欲、毫無責任感或毫無恪守信義的道德義務的傾向，而在另一邊我們儘管仍然可以在財富、權力和實力上具有壓倒性的優勢，近數年來卻始終不斷地暴露出軟弱、渙散以及對榮譽和對所負的神聖義務的忽視。
我懷著十分欽佩的心情閱讀了費博士那明確的令人信服的論點和生動翔實的描寫，時感嫉妒。他在書中所表露的很多箴言和原則，也是我過去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所主張和宣揚的，但可惜我自己卻沒有機會去實踐它們。我們中間絕大多數向前看的人類學者，對我們自己的工作感到不耐煩，我們厭煩它的好古、獵奇和不切實際，雖然這也許是表面上的，實際並不如此。但我的自白無疑是真實的，我說過，“人類學，至少對我來說是對我們過分標準化的文化的一種羅曼蒂克式的逃避”。
然而，補救辦法近在咫尺，如果允許我再引述我的一些其他看法的話，我認為“那面向人類社會、人類行為和人類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科學分析的人類學，它的進程是不可阻擋的”。為達到這一目的，研究人的科學必須首先離開對所謂未開化狀態的研究，而應該進入對世界上為數眾多的、在經濟和政治上佔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較先進文化的研究。本書以及在中國和其他地方開展的廣泛的工作，證實了我的預言：“未來的人類學不僅對塔斯馬尼亞人、澳洲原住民、美拉尼西亞的特羅布裡恩德群島人和霹靂的俾格米人有興趣，而且對印度人、中國農民、西印度群島黑人、脫離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樣關注。”這一段引語中包含著對現代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提出的重要的基本要求：研究文化變遷、文化接觸的現象，現代文化的傳播。
因此，約兩年前，當我接待燕京大學傑出的中國社會學家吳文藻教授來訪時，感到極大的欣慰，從他那裡得知，中國社會學界已獨立自發地組織起一場對文化變遷和應用人類學的真正問題進行的學術上的攻關。這一學術進攻表達了我夢寐以求的願望。
吳教授和他所培育的年輕學者首先認識到，為了解他們的偉大祖國的文明並使其他人理解它，他們需要去閱讀中國人的生活這本公開的書，並理解中國人在現實中是怎樣思考的。正因為那個國家有最悠久的沒有斷過的傳統，要理解中國歷史還必須從認識中國的今天開始。這種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對於現代中國學者和歐洲的一些漢學家所進行的以文字記載為依據的重要歷史工作，是一種不可缺少的補充。研究歷史可以把遙遠過去的考古遺蹟和最早的記載作為起點，推向後世；同樣，亦可把現狀作為活的歷史，來追溯過去。兩種方法互為補充，且須同時使用。
費博士著作中的原理和內容，向我們揭示了現代中國社會學派的方法論基礎是多麼結實可靠。本書的主要題材是對湖澤地帶的平原鄉村生活的一次實地考察。那水道縱橫的平原是數千年來在物質上和精神上撫育中國人民的地方。不言而喻，在鄉村生活、農村經濟、農業人口的利益和需要中找到的主要是農業文化基礎。通過熟悉一個小村落的生活，我們猶如在顯微鏡下看到了整個中國的縮影。
貫穿此書的兩個主題是：土地的利用和農戶家庭中再生產的過程。在本書中，費博士集中力量描述中國農民生活的基本方面。我知道，他打算在他以後的研究中說明關於崇祀祖先的詳細情況以及在村莊和城鎮中廣為流傳的關於信仰與知識等更復雜的體系。他還希望終有一日將自己的和同行的著作綜合起來，為我們展示一幅描繪中國文化、宗教和政治體系的豐富多彩的畫面。對這樣一部綜合性著作，像這本書這樣的專著當是第一步。費博士的書和他同行的貢獻，將成為他們可能完成的精雕細琢的鑲嵌品中的一件件珍品。
序言作者的任務並不是來複述一番本書已經動人地描述過的內容。隨著本書的描述，讀者本身將自然地被帶入故事發生的地點：那可愛的河流縱橫的開弦弓村。他將看到村莊的河流、橋樑、廟宇、稻田和桑樹的分佈圖，此外，清晰的照片更有助於瞭解這個村莊。他將欣賞到具體資料、數據和明晰的描述三者之間很協調的關係。對農村生活、農民生活資料、村民的典型職業的描述以及完美的節氣農曆和土地佔有的準確定義等都為讀者提供了一種深入的確實的資料，這在任何有關的中國文獻中都是十分罕見的。
我已得到允許，引述E.丹尼森·羅斯爵士在讀了該書手稿以後的一段話，他闡明瞭該書在科學文獻中的地位：“我認為這篇論文是相當特殊的。據我所知，沒有其他作品能夠如此深入地理解並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中國鄉村社區的全部生活。我們曾經有過統計報告、經濟研究和地方色彩濃厚的小說——但我未曾發現有一本書能夠回答好奇的陌生人可能提出的各種問題。”這裡所說的“好奇的陌生人”就是丹尼森·羅斯爵士，他恰是一個科學家、歷史學家和世界知名的東方學專家。
我個人認為或許有關蠶絲業的這一章是本書最成功的一章。它向我們介紹了家庭企業如何有計劃地變革成為合作工廠，以適應現代形勢的需要。它證明，社會學需要研究社會工程的有關實際問題。它提出了一些附帶的問題，我想這些問題將成為中國和其他地方的另一些研究的起點。
在這一章和其他很多章節的論據中，我們能夠發現著書的道德品質，請允許我特別提出這一點。雖然這本書是一箇中國人寫給西方讀者看的，但文字中沒有特殊的辯護或自宥的流露，倒是一種批評和自我批評。在《中國的土地問題》這一章中我們可以讀到“國民黨政府在紙上寫下了種種諾言和政策。但事實上，它把絕大部分收入都耗費於反共運動，所以它不可能採取任何實際行動和措施來進行改革。而共產黨運動的實質，正如我所指出的，是由於農民對土地制度不滿而引起的一種反抗，儘管各方提出各種理由，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農民的境況越來越糟糕了。自從政府重佔紅色區域以來，中國沒有任何一個地區完成了永久性的土地改革”。這樣一種公開批評政府不當行為的社會學工作，現在仍然進行著，想必得到政府的鼓勵，這一方面證明了中國青年社會學家的正直和團結，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官方的明智。
作者的一切觀察所具有的特徵是，態度嚴謹、超脫、沒有偏見。當今一箇中國人對西方文明和西方國家的政治反感，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書中未發現這種跡象。事實上，通過我個人同費博士和他的同事的交往，我不得不羨慕他們不持民族偏見和民族仇恨——我們歐洲人能夠從這樣一種道德態度上學到大量的東西。看來中國人是能夠區別民族和政治制度的。日本作為一個民族，他們對它甚至不懷仇恨。在本書第一章中，作者提到這個侵略國，冷靜地評價它的作用在於迫使中國建立起一條統一戰線並調整它的某些基本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從而鞏固了中國。
我們所瞭解、評價，甚至逐漸依戀的那個村莊，現在可能已被破壞。我們只得響應作者預言式的願望：在這個村莊和其他許多村莊的廢墟中，“內部衝突和耗費巨大的鬥爭最後必將終止”，“一個嶄新的中國將出現在這個廢墟之上”。
於倫敦大學人類學系
1938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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