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站得住的思想總是在與前人和同時代人的艱苦辯難和反覆對話中建立起來的。
我歷來不認為思想與學術有什麼根本的區別，在我看來，學術是用來表達思想的，思想沒有學術也是不可能深入的。當20世紀90年代有人提出“思想淡出，學術凸現”時，這只不過是一些自以為很有思想的學界中人走投無路時的自我欺瞞的說法。不能否認，80年代的“思想”在今天看來的確是乏善可陳。“
人道主義”問題和“異化”問題、自由問題和主體性問題的討論，西學的大量引進和“美學熱”、“人學熱”、“文化熱”的興起，文藝領域中各種“禁區”的逐步突破，固然反映了時代的躁動，但由於很少進入到深層次的學理層面，思想上總的說來是舊話重提，並沒有超出“五四”以來的“啟蒙”的範圍。人們急於追求的是形成“熱點”，成為大眾關注的中心。學理的淺薄限制了思想的深化。
進入90年代，知識界面臨信仰危機，暴露出中國知識分子所謂的“思想”並沒有自己獨立的地位，也從來不是靠“學術”能夠撐得起來的。因此一些文化人開始“渴望墮落”；有的則以“純學術”來掩飾自己思想的貧乏和信仰的喪失，滿足於一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到陳寅恪、吳宓、錢鍾書等人的書齋生活中去尋求“學術獨立”和“人格自由”的楷模。
隨著“人文精神”討論的濫觴和“國學熱”的興起，思想和學術都呈現出一種向內龜縮的趨勢，與其說是思想和學術，還不如說是意氣和文章。理論興趣的消解使學者越來越“文人化”，甚至連作家、藝術家也紛紛疏離了藝術本身，而成為一群又一群靠時令散文、小品文逢場作秀的文人了。
當然，我不是說在中國就沒有真正的思想和嚴肅的學問了。深刻的思想和學問是不分家的。思想和學問的分裂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在嚴酷的政治高壓下，學者不敢表露自己的思想，只能以學術的方式來藏匿思想，或藉以自保。另一種是思想的狂躁和學術的淺薄導致的分裂。
我以為，真正的學術規範應當是思想的規範，即通過正常的思想交鋒和辨析從理論上清除思想界的陳腐之見，在具有基本思維能力的學者中形成某些共識。這就要求一方面尊重事實，包括尊重歷史事實和尊重當代生活的客觀現實，另一方面尊重邏輯，要努力從歷史和當代現實中尋找某種規律性的東西，並且要能自圓其說。沒有相當的思想穿透力，這兩點都是難以做到的。
即使是對單純事實的接受，也需要有健全的思想。如“文革”到底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斷裂”還是“沉渣泛起”，不同的人對同樣的事實就有不同的說法；又如當前中國的腐敗現象究竟是由於“現代化”所導致的，還是由於不夠“現代化”所導致的，人們也是各執己見。這些問題沒有學理上的分析和邏輯上的推斷，單憑個人感覺甚至情緒傾向來體會，是絕對解決不了的。
由此觀之，中國當代思想和學術分裂的主要原因並不在于思想發展的空間過於狹窄，而在於中國學人的思想本身過於狹窄，就是說，這種思想本質上還不是一種“學術思想”，而只是傳統型的道德思想或政治思想。
中國傳統學術歷來只是道德（及道德情感）的附庸，而由於道德的政治化，也不能不是政治的附庸；也正由於這一點，這種學術哪怕表面上“獨立”了，實質上也不過是對其依附對象的暫時的懸置，而不可能有自己真正的安身立命的根基。人們在學術上所關心的，還是傳統儒家經典的訓詁正義。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學人眼裡，一談“學術凸現”就是“國學凸現”的緣故。
研究老古董既可避開現實敏感問題，又可曲折地標榜自己對待現實的道德態度，凸現自己不與現實“同流合汙”的“獨立人格”，這對於傳統型的中國文人的確不失為在現實理想受挫的情況下的一種心理治療方法。至於作為純粹思想探索的學術研究，以及動用純學術來進行思想上的開拓和突破，則是中國傳統學人連想都沒有想過的。
所以“思想和學術分裂”一說只不過表明了中國學人的一種主觀心態，而事實上，道德政治化的思想和依附於其上的學術從來都沒有什麼“分裂”，而只有“隱顯”之別。這真是中國學術界和思想界的悲哀。
我以為，當代中國學人的要務並不是如何把學術和思想分開的問題，而是如何超越舊的學術思想而開拓新的學術思想的問題。所謂“新的學術思想”，不僅僅指它的內容，而且也包括思想和學術的一種新型的關係，即不再單純把學術看作思想（道德政治思想）的附庸，而是將嚴格的學術作為思想本身內在的風骨，它引領思想的靈魂一步一個腳印地建立自己的基地、居所和世界，使思想真正成為立足於自身生命的、因而可以能動地作用於現實生活的獨立主體。
學術是思想的自律，只有自律的思想才是自由的思想，只有自由的思想才有超越現實和改造現實的力量。這種力量首先是一種批判的力量，它當然也包含有道德政治的內容，但又不止於這些內容，而是對整個人類精神生活的反思和審視; 因而它是超功利的，但同時又是與現實生活息息相關的，它直接關係到人在現實生活中的精神狀態和“前理解結構”。
從歷史上看，人類一切曾經有過的思想在學者眼裡都已經成為了“學術”；就當下來說，沒有一種學術不是同時也在表達著一種思想。學術對現實的超越其實是對現實的深化，即深入到了人心和人性的普遍現實、深入到了一個時代的思想，即“時代精神”。
我們這個時代的時代精神是自春秋戰國以來最為活躍的時期，在它的前面充滿了未知數，是根本不可能用一種封閉的、內部一片混沌的思維框架（天人合一、天道有常、五德終始等等）來把握的，而必須精煉我們的思想武器，用一種經過現代學術訓練的、銳利而輕靈的邏輯理性來刺穿現實的表層，揭示其內在的本質趨向。在這方面，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典範。
以這種標準來衡量我們今天的學術思想，就會迫使我們克服中國人歷來健忘的毛病，而認真研究和冷靜分析我們的傳統和歷史，包括一個世紀以來我們被動挨打遭受屈辱的歷史，不是停留於義憤和仇恨，而是找尋出規律和原因，不是沉浸於“要是當初不……，那將會……”的可笑假設，力求不要重蹈歷史的覆轍。
這樣的學術研究本身就是思想的探討和成長。學術和思想的關係實際上也可以歸結為歷史和哲學的關係。只有在哲學的眼光中，歷史才能真正成為歷史，因為按照當代解釋學的說法，所謂歷史並不僅僅是編年史和史料史，而是歷史的意義的歷史，不是外在器物的歷史，而是賦予這些器物以意義的人的發展史，而這些單憑自然科學的實證眼光是無法揭示出來的。
反過來，也只有在對歷史發展的思索中，哲學和深刻的思想才有可能形成，並對歷史具有超越性，才能產生真正的“新”思想。恩格斯說，一個人要想獲得哲學的修養，除了學習哲學史以外別無他法。那種自以為不讀前人的著作，只憑一個晚上的冥思苦想就能構造出一個全新的哲學體系的想法，只能是痴人說夢。
今人之所以能超越古人，並不在於個體天才的超常發揮，而主要在於今人有條件站在古人的肩膀上，因而能夠看得更遠、更全面、更深刻。所以，那種天馬行空、師心任性、玄妙高蹈而不留痕跡的“原創性”思想，我總覺得不像是真正有學術價值的思想。真正站得住的思想總是在與前人和同時代人的艱苦辯難和反覆對話中建立起來的。哲學家就是那種善於站在每個人、尤其是每個其他哲學家的地位用他們的眼光看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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