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時駟
作為上海解放後的主要領導之一，王一平（1914-2007）曾任上海市委書記，也曾短期兼任過上海博物館館長，熱愛藝術的他與林風眠、潘天壽、唐雲、謝稚柳夫婦等的交往也成就了一段段佳話。1990年代後期，王一平常到博物館反覆觀展，目的就是衡量和確保自己計劃捐贈給博物館的藏品都能達到館藏標準，其後他陸續將藏品捐贈國家，包括朋友和家人。在散盡了幾乎所有的藏品之後，收藏對於他來說彷彿已成為過眼煙雲而煙消雲散，但他的收藏故事讀來更耐人尋味。
“澎湃新聞·藝術評論”（www.thepaper.cn）刊發的此文為王一平之子王時駟回憶父親的收藏人生。
20世紀90年代，王一平在上海湖南路家中書房。
父親王一平1914年出生于山東榮成的一個海邊漁村，1932年就讀於文登鄉村師範時加入中國共產黨，投身革命，棄筆從戎，戰爭年代成長為我軍一名高級政工幹部，在淮海戰役時任華東野戰軍八縱政委，八縱後來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6軍，父親任第一任軍政委，率部參加了渡江戰役和解放上海戰役。1952年年初，時任第三野戰軍第八兵團政治部主任的父親由陳毅老總親自點將，奉調轉業到上海任市委組織部部長，涵泳於海派文化的這片沃土，父親在工作之餘也逐步與海派藝術收藏結下了後半生的不解之緣。
1994年，王一平（中）和谷牧（左）在欣賞字畫。
一、浮沉無悔系收藏
解放初期的十里洋場上海百廢待興，父親脫去軍裝滿懷豪情地走上新的工作崗位。但是，也許父親自己也不會想到，在工作了不到一年時間就獲准離職休養。但工作之門的暫時關閉，卻打開了收藏之窗。在家休養的父親因為有了空閒時間，就經常到文物市場閒逛。當時上海廣東路、河南路一帶經營文物的店鋪和商販鱗次櫛比，每天各種各樣的文物在這裡被交易，面對這一熱鬧場景，父親觸摸到了藝術收藏的跳動脈搏，從而走上了漫漫的收藏之路。當然，收藏機緣的到來並不只是因為有了空閒時間。早在1935年冬，父親因參加膠東暴動失敗被通緝追捕而離家出走，來到北京山東會館，與同鄉和同窗好友谷牧同住一處，山東會館離琉璃廠文物市場很近，兩人抽空經常去閒逛，喜愛收藏的種子可能在那時就已植入心田，親炙海派收藏的沃土，自然就生根、開花、結果了。父親心中一直蘊藏著對中國歷史、文化和藝術的熱愛使他與收藏結緣，並且鍥而不捨。父親曾告訴我，他買的第一張畫是揚州八怪之一黃慎的人物畫，賣畫的攤販是個獨眼老頭，信誓旦旦地說如果畫是假的，把他另一隻眼也挖去。父親買下畫後不久去北京開會，抽空去天津博物館參觀，發現展品中一張黃慎的畫與自己買的畫是雙胞胎。返滬後父親找到了這個攤販說了這個情況，獨眼老頭很是尷尬，父親並沒有為難他，而是把黃慎畫退了，並在他的畫攤上又挑了一張。黃慎是揚州畫派中最接地氣的畫家，全靠鬻書賣畫為生，同一題材和構圖，畫2張或者更多都是可能的，但從此事可以看出父親初涉收藏是慎重的，不是玩票性質而是以收藏真品為起點的。父親還講過，他曾在畫攤上買過一張徐悲鴻的貓，價格8元錢，他感到貓的眼睛畫得傳神，沒還價就買下了，攤主很是感激，硬要再送他一張畫，他不喜歡就沒有要。在這段離職休養期間，父親從文物市場選購了第一批書畫收藏品，也結識了朱念慈、薛貴笙、莊澄璋等文物經營者。公私合營後，林林總總的文物店鋪和商販都被歸口到上海文物商店和朵雲軒，他們也成為這兩家文物藝術品經營單位的業務骨幹，成為父親在今後收藏中經常打交道的良師益友。
在父親在離職休養期間，出人意料地作出一個抉擇，向市委申請兼任上海博物館館長，同樣令人意外的是，市委批准了他的申請。以省級黨委常委的身份到當時僅是處級單位的博物館任館長，這種工作錯配在黨內幹部任用上是絕無僅有的。我猜想，是政治上的無奈和對文物收藏的熱愛，使父親選擇了到上博工作，而不只是想過渡一下。上海博物館是在陳毅市長親自關心下組建的，之前只有副館長，實際上父親成了第一任館長。由於父親熱愛文博事業、尊重專家、學者，他在上博的領導工作是得心應手，卓有成效的，為上博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而通過在博物館的這一段工作，父親也極大地豐富了自己的文博知識，收藏境界也更高了。
從1950年代末到60年代前半期，上海的一批老幹部成為藝術收藏的一股新力量。上海素有“收藏半邊天”之稱，工商業者和文人知識分子中很多人都有熱衷收藏的傳統，但經過解放後的一連串政治運動，不少工商業者和文人知識分子受到打擊和傷害，海派收藏也隨之在50年代末跌入谷底，沉寂下來。後來他們看到共產黨幹部也在搞收藏，那還有什麼好擔心的，也就慢慢把懸著的心放下來，重新又拾起了收藏這個心頭所好，使海派收藏在60年代前半期又漸漸蔚成風氣，活躍起來，這一進程直到1966年“文革”運動開始才戛然而止。
華嵒《松房飢鼠圖》
二、相逢有味是偷閒
1966後以後，在“破四舊”和抄家風中，大量文物被損毀和封存，傳統文化遭受到摧殘。在那個特殊年代，一群對藝術創作和收藏有共同愛好和追求的老幹部和書畫大師們頻頻舉辦起了“筆會”。
老幹部和書畫家的聚會大都在父親的老幹部藏友曹漫之家中。曹漫之是解放後上海首任民政局長，曹家在衡山路，離上海中國畫院很近，畫家們來往方便。他夫人姓蔡，人高膚白，外號“大白菜”，包白菜豬肉水餃更是一絕。快到中午時，謝稚柳夫婦和唐雲等會輪番過來，與先期到達的父親等老幹部相會，大家先飲茶聊天，不一會兒，熱氣騰騰的白菜豬肉水餃端上來，大家一邊吃水餃，一邊交流溝通，氣氛十分愜意和熱烈。飯後，就由老幹部出題材或命題，書畫家潑墨揮筆，創作出一張張精彩紛呈的作品，真可謂“煮餃論書畫，揮筆寫華章”。這是海派收藏史上不曾有過，將來也不會再發生的場景，一群被政治邊緣化的老幹部和被冷落的書畫大師們聚會在一個避人耳目的場所，讀書論畫、創作和收藏藝術，完全沒有半點功利心和金錢利益，有的只是對藝術的樸素崇尚和虔誠追求。父親曾請篆刻大師陳巨來刻了一方閒章：“相逢有味是偷閒”，原意是形容在工作之餘，有共同愛好的人們相會相知所獲得的輕鬆和愉悅，這句話中的“偷”字原本是抽象的，而用在眼下這個場景，則被賦予了具象的含義，一個“偷”字活畫出藏友們頂著壓力，不畏風險，追求藝術和收藏的情懷。書畫大師們被壓抑了多年的藝術才情在這種氛圍下迸發出來，化為一張張內容豐富、筆墨燦爛的藝術作品。
林風眠作品
相逢並不是都是歡快的、熱烈的，有時也充滿了苦澀味。1972年12月，父親來到林風眠當時在南昌路的住處拜訪。他讓母親先上二樓探明林風眠是否在家，然後再單獨上去與他會面。他們見面談了些什麼無人知曉，但氣氛肯定是壓抑的。林風眠是留學法國有國際視野的畫家，他的畫融匯中西，極具藝術開創性和感染力，父親非常喜歡。從50年代初代到“文革”前，父親主要收藏古代字畫，並不刻意收藏當代書畫，但林風眠的畫是例外，父親不僅收藏了他的多幅畫，客廳兼書房也輪流掛著林風眠的《秋林村舍圖》和《蘆塘歸雁圖》等，父親還特意請林風眠畫了一張斗方大小的“仕女撫琴圖”，線條流暢、顏色淡雅，非常別緻。因這類題材在當時容易引起非議，父親把它掛在臥室裡，不對外示人，當時這也是為了保護林風眠。據母親說，當晚父親與林風眠會面不超過半小時，看著一位天才的藝術大師不僅沒有受到社會應有的尊重和推崇，反而受到屈辱和痛苦，父親此時的心情除了痛惜，我想還有歉疚之情。當時林風眠不能賣畫，完全斷了保障生活的經濟來源，父親利用市革委副主任的身份和自己在上海乾部中的聲望，設法說通有關部門批准，允許林風眠每年可寄8幅畫給他在法國巴黎的夫人，他夫人賣掉後留下生活費，再把多餘的賣畫錢寄回給林風眠，這樣每年8幅畫的收入勉強維持了林風眠兩端的生活開銷。父親又撮合把林風眠的人事關係轉到上海中國畫院，不清楚有沒有工資，但醫療是有保障了。1976年10月，林風眠提出了出國探親移民的申請，當時國門還沒開放，出國移民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實現的事。此時父親已恢復職務，重新擔任市委書記，主管組織和宣傳。父親同情林風眠的坎坷遭遇，理解他的心情，想方設法把林風眠的申請轉呈至中央高層，最後由林風眠的梅縣同鄉，德高望重的葉劍英委員長親自批准。所以，林風眠也是幸運的，成為“文革”結束後出國移民第一人。臨出國前一天，父親請林風眠吃飯，由浙江美院院長肖峰陪同，浙江美院前身是由林風眠創辦的杭州國立藝術院。第二天，父親又親自為林風眠送行，林風眠臨走時贈送父親一幅“紫藤小鳥圖”，並對父親說這是他昨天晚飯後回去連夜趕畫的，畫11只小鳥是祝賀黨的十一大召開和父親當選為中央委員。林風眠帶著憂傷感離開了他所摯愛的祖國，我理解父親竭盡所能為他做的一切，不僅是對他藝術成就的珍愛和尊重，也是想彌補他在國內所受到的不公平遭遇和心理創傷。林風眠走後不久給父親來信，除了表達謝意外，還在信中表態把他留在上海中國畫院的一百餘幅畫捐贈給國家，這批畫的藝術價值至今是不可估量的。
林風眠瓷盤
在收藏當代書畫過程中，父親與當代海派書畫家林風眠、劉海粟、謝稚柳、朱屺瞻、唐雲、來楚生、陸儼少、關良、陳佩秋等都有密切的關係併成為藝術上的知音，除謝稚柳夫人陳佩秋外，這些畫家的年齡都比父親稍大或相仿，父親與他們交往更多的是一份敬重，而父親與比他小十多歲的北派畫家黃胄的忘年交，則更多了一份隨性和率真。父親曾對我說過，黃胄要給他畫畫，他都不讓，他喜歡到黃胄畫室中挑他的練畫稿，往往畫得更加隨意、生動。有一次，父親到北京開會期間，抽空到黃胄畫室，挑了一張畫稿，畫的是臥驢，看上去一團墨黑，卻隱然筋骨肌肉可辯，父親回滬後把它掛在書房，書畫大師謝稚柳看到了都嘖嘖稱讚。父親曾請黃胄畫了一張千古佳人《洛神圖》，反映了他們之間不同尋常的書畫情緣。記得是1974年，父親途徑濟南，在會見了濟南軍區諸多老戰友後，專程走訪了同為書畫好友的老部下濟南鐵路局黨委副書記宋承德，宋承德曾長期在北京鐵道部工作，與喜歡喝酒的黃胄關係甚密，經常在一起喝酒論畫。宋承德向父親出示了一幅黃胄畫的《洛神圖》，上款人是他夫人“辛穎”，不無炫耀地說這是黃胄畫過的唯一一幅“洛神”，畫中的洛女臉型微胖、服飾簡單。很顯然，極少畫古代仕女的黃胄畫“洛神”是借鑑了傅抱石畫的“湘夫人”，當時我也陪伴在旁，父親並沒有發表評議。以後在一次到東北慰問上海知青返滬途中，父親在北京作短暫停留，專程走訪了黃胄。當時正值“四人幫”批黑畫，黃胄與潘天壽、李可染、黃永玉等一起被批為“黑畫家”，封筆閒賦在家。老朋友的到訪使他極為高興，父親提及了在濟南看到那幅“洛神畫”，話題自然就從楚王好細腰，趙飛燕得寵漢宮，談到東漢三國時期應沿襲前朝纖細為美的世風，“洛神”不該像堯舜農耕時期的“湘夫人”那般壯碩，後來到了唐代才開始“以胖為美”的風尚。父親鼓勵黃胄應大膽跳出傅式仕女的畫法，畫出新意，父親還風趣地對黃胄說：“如果洛女像湘夫人，又怎能讓風流才子曹子建患相思病，寫下千古名篇《洛神賦》呢？”黃胄深受啟發，當即要揮筆為父親畫《洛神圖》，父親讓他不必急於下手，先研讀“洛神賦”後再畫。不久，黃胄就精心畫完了“洛神圖”，父親囑咐他把畫送到谷牧副總理處存放，沒想到當谷牧託人把這幅畫轉給父親時，風雲際會的歷史機緣竟使這幅畫成為特殊時期的聯絡信物。1976年12月，已恢復市委書記職務的父親率團到北京參加全國會議，會議結束後，父親邀谷牧作陪，請黃胄在北京飯店吃飯，答謝他的精彩畫作《洛神圖》。三人劫後重逢，相談甚歡，當談及《洛神圖》不僅畫得好，而且在粉碎“四人幫”的特殊時期作為聯絡信物也立有一功，黃胄異常興奮，執意要付飯錢，父親打趣地說：“這頓飯可不便宜，要花費你一頭驢。”黃胄風趣地回答：“今非昔比，現在驢已漲價，一條驢腿足矣。”三人開懷大笑，充滿了對政治和文化藝術的春天即將到來的期盼和喜悅。當我第一眼看到黃胄的這幅“洛神圖”不禁暗自驚歎：用中國畫技法竟能把一個女人畫得如此之美，慣於以速寫和潑墨入畫的黃胄施展了他從未展現過的工筆細描技法，但見佳人髮髻高聳，頭飾精美，臉呈柳葉，細眉彎月，秀目顧盼，朱唇微抿，說不盡的美豔，而服飾則以黃胄擅長的速寫筆墨迅疾揮筆而成，寥寥數筆繪出洛女的窈窕身姿。顯然，此畫是黃胄在細心研讀了《洛神賦》後，佳人神情瞭然於胸，激情飛揚一揮而就。可能是耗費了太多的心神和精力，之後黃胄再沒有畫過這類題材，此幅“洛神圖”堪稱是黃胄繪畫中綻放異彩的絕版之作。
黃胄《洛神圖》
父親與書畫家們的交往並不只是始於“文革”中，早在50年代初父親剛涉入收藏不久，就開始了與海派書畫家們的相知相交。書畫家中多數也是收藏家，精於鑑賞，共同的興趣愛好使父親與他們往往都是一見如故，成為知心朋友和藏友。父親最早認識的書畫家是沈尹默、謝稚柳、沈劍知等。沈尹默是解放後陳毅市長一個拜訪的文化人，1954年陳毅奉調到北京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臨走時交待父親要好好關心沈老的工作和生活，父親遵囑踐行始終。謝稚柳和沈劍知都是文管會顧問，父親因收藏古代書畫而與他們相識交往，1957年兼任上海博物館館長後打交道就更多了。謝稚柳精於古代書畫鑑定，在古代書畫收藏方面給予父親很多幫助和指導，他和夫人陳佩秋後來也為父親創作了不少精彩書畫作品，其中一些重量級精品，父親以後都捐贈給了上海博物館，他們夫婦是父親收藏生涯中的書畫知音和知心朋友。沈劍知遠不如謝稚柳那般如雷貫耳，但他精於書畫鑑定，學董其昌的字和畫水平很高，很少有人能及，他個性張狂，恃才傲物，甚至對鑑定泰斗級專家謝稚柳都不服氣，被陳巨來在《安持人物瑣憶》一文中點評為民國十大狂人之一。父親到上博任館長後，與他有較多的接觸，時常向他請教一些書畫鑑定問題，有時也與他一起談論一些對書畫藝術的看法，父親謙和的態度，不俗的見解，使他大為折服。他以楷書為父親寫了一幅毛主席詩詞，書後題跋：“姜白石謂鐘王真書皆瀟灑縱橫，以平正為善者世俗之論耳。平公論書畫每有神辭，於姜說云何幸有以教之。”以沈劍知的狂傲性格，這應該不是阿諛之詞。父親在離開上博返回市委工作崗位之後，還每月把配給他的香菸票託人轉交給他。父親在50年代收藏的書畫都是由沈劍知用一筆娟秀的董字題寫的籤條。
1961年底，父親在杭州休養期間，專程去拜訪了國畫大師潘天壽，兩人談書論畫，聊得很開心。父親回上海幾個月後，竟意外收到了潘天壽託人送來的畫，是一張大尺幅的指畫老鷹站在巨石上，水墨淋漓，張力十足。父親感到很突然，因為他並沒有請潘先生畫畫，我想一定是潘天壽在與父親的交談中感到父親是一個懂畫愛畫的人，所以才用心畫了這樣一幅不可多得的精彩之作。潘天壽的指畫老鷹這類畫在“文革”中被公開批判父親精心保存了這張畫，經常掛出來觀看欣賞，並在後來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潘天壽《指畫鷹》
三、得遣由我皆隨心
“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物歸其所，問心無愧”，這是大收藏家王世襄有關收藏的一句名言。得即收集藏品，遣即遣送或處置藏品，是收藏全過程的兩端。父親與王世襄素不相識，而且父親主要收藏書畫，而王世襄只收藏雜件，但他們對收集藏品的執著、熱愛和遣送藏品的理性、豁達，卻有相通之處，體現了收藏文化的精髓。
從上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二十多年，經過在上海這塊海派收藏沃土上的不斷耕耘，父親也建立起了初具規模的藏品體系，主要是三個部分，一是古代書畫，這是父親耗費心血收藏的重點，約有藏品一百餘件，其中有宋人佚名“雪竹圖”、元倪瓚“汀樹遙岑圖”、趙孟頫行書詩等宋元畫，明清書畫是收藏重點，有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書畫、扇面等，以及夏昶、宋克、林良、周臣、王寵、徐渭、陳淳、陳洪綬、董其昌、朱耷、石濤、弘仁、“四王”、高鳳翰、華巖、“揚州八怪”等明清書畫；二是近現代書畫，一部分是購買收藏的吳昌碩、齊白石、徐悲鴻等人作品，僅齊白石作品父親就買了十幾幅，另一部分是現代書畫如沈尹默、林風眠、吳湖帆、賀天健、謝稚柳、白蕉、朱屺瞻、唐雲、來楚生、關良、陸儼少、賴少其、陳佩秋等海派大師的作品以及外地部分有代表性的書畫大師的作品，如杭州黃賓虹、潘天壽、南京傅抱石、林散之，北京李可染、李苦禪、黃胄，廣東關山月、黎雄才，濟南於希寧，天津孫其峰等。我認為現代書畫家們的作品是父親收藏體系中的亮點，因為父親喜愛書畫、懂繪畫和書法，並與這些大師結為平等相處、互相知心的摯友，所以收藏的都是大師用心創作的精彩之作；三是文房雜件，父親並不刻意收藏，藏品數量較少，但也不乏精品，如唐三彩馬，明青花大罐，朱三松款竹雕盤松水盂，清乾隆鄭板橋畫竹，潘老桐刻竹雕筆筒，羅兩峰書畫周牧山刻黃花梨筆筒，鄧渭書並刻行書竹雕大筆筒，鄭板橋、高翔銘琴式臂擱，高鳳翰銘玉帶池端硯，清嘉慶伊秉綬銘半壁端硯，高鳳翰、吳湖帆銘宋坑小方壺觀賞石等。
齊白石《貝葉草叢圖》
收藏的第一要素是“真”，即收藏品首先必須是真品，父親在這方面是十分較“真”的，依靠專家行家幫助，自己學習研究，對每件藏品都嚴格把關，寧缺毋濫。買明清書畫時大多請老法師朱念慈掌眼，而買吳昌碩、齊白石等近現代書畫就請朵雲軒莊澄璋把關，此外，如有疑問，則經常請教書畫家中有很高鑑賞水平的謝稚柳、唐雲等。一般情況下，明或以前的請精於古畫鑑定的謝稚柳解疑釋惑，而清八大、石濤、華新羅、揚州八怪等書畫則請精於此道的唐雲幫忙鑑定。其實，父親在收藏過程中一路注重學習和研究，自己也有較高的鑑賞能力，通過重重把關篩選，父親的收藏品幾乎沒有贗品。父親對收藏品較“真”的事例不勝枚舉，以下僅列舉二、三例。父親曾收藏一件明雙勾蘭花圖長卷，畫工極好，卷後原有薛素素款，薛素素是明代著名藝妓，善書畫，名氣很大，但父親經過仔細研究，認定薛款是後添的偽款，可能是書畫商覺得原作者名頭不大，換薛款冀以售得重金，所以在裝裱時父親要求把偽款裁去，以無款佚名作品收藏。還有一件“揚州八怪”之一李復堂的蘭花斗方，上面詩堂為鄭板橋書法，但父親自己研讀了詩文內容。發現鄭板橋的書法雖真，但詩文與畫不搭界，是後來加上的，所以還是把它揭去，請章汝奭教授為畫另題詩文，補為詩堂。還有一個事例更加叫絕。80年代初，父親請篆刻大師陳巨來刻了一方章，但不久之後在一次參觀書畫展時，有位中年篆刻家走過來對父親說：“王書記，我為您刻的那方章還滿意嗎？”父親並沒有讓他刻過章，問過後才知道，原來請陳巨來刻的那方章是由徒弟代刻的。回到家父親馬上就把這方章找出來，在砂紙上打磨，把印面磨去。我問父親是刻得不好嗎？父親說刻得蠻好，陳巨來年事已高，刻元朱文還不一定能刻得這麼好。我問那為什麼還要磨掉？父親一本正經地說：“這方章有陳巨來的邊款和我的上款，如果不把印面磨掉，以後流傳下去，假品會變成真品而誤導後人。”我聽了後如醍醐灌頂，無言以對，感到父親的收藏境界和認知，遠非我輩常人所能企及。
陳佩秋《蓮鵝圖》
相對於現代書畫收藏，父親在收藏現代文玩雜項過程中，與作品創作者互動更多，參與度更高，可以說是個玩家，玩得不亦樂乎。在父親收藏的現代文玩中，最珍貴的是一套名家繪製的藝術瓷盤。父親選購了一批規格適中的瓷盤，分別請書畫名家林風眠（畫蘆塘歸雁）、謝稚柳（畫青綠山水和綠梅各一件）、陸儼少（畫紅葉山水）、朱屺瞻（畫牡丹）、陳佩秋（畫蘭花）、劉旦宅（畫洛神和花鳥各一件）等用國畫顏料在磁盤上作畫，再經電爐燒製，創造出這套圖案精美、顏色斑斕的藝術瓷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一套以前不曾有過，今後也不會再產生的藝術收藏品，因為作畫的這些大師除陳佩秋先生外都已仙逝，即使今後還會有大師出現，也沒有如此的人脈關係和感召力，把這麼多大師撮合在一起，用創新的顏料和繪畫方法在特殊的材料上進行創作，他們的藝術價值和豐富內涵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
謝稚柳畫瓷盤
收藏是一個很花錢的愛好，父親購買收藏品的經濟來源完全是工資收入，每月工資三百餘元，扣除黨費、房租水電費和保姆工資，餘額兩百餘元幾乎全用於收藏，而全家節衣縮食，由母親一人工資（140多元）維持日常開支，如果說父親的一半收藏是母親從家用開銷中摳出來的，也一點不為過。大約是1963年，文物商店向父親推薦了一張明早期花鳥畫家林良的紙本《古樹寒鴉圖》，畫工精彩，品相完好，而且林良作品以絹本為多，紙本極為罕見，父親看了很喜歡，決定買下，但此畫價格高達900元，相當於父親三個月工資，父親當月工資再加全家儲蓄，錢也湊不夠，父親就拿了吳昌碩《秋菊圖》等兩幅畫到文物商店出售，因兩張畫已購買多年，有一定升值，文物商店給出的收購價格高於原購買價格，父親出示了購買發票，執意讓文物商店按原價平價收購，使文物商店很是為難，在父親堅持下才按原價收購。父親就是這樣一個人，不惜用高價購買精品，卻在最需要錢的時候放棄正常溢價可以得到的錢。用今天市場經濟的觀點看，父親的做法似乎不近情理，但父親是一個黨員幹部，在收藏過程中是以高於一般收藏者的標準來嚴格自律的。90年代初，我陪父親到南京西路美術館參觀一個“吳昌碩紀念畫展”，觀展中父親發現了當初出讓的這張《秋菊圖》，觀展結束出了大門後，父親不無得意地對我說，“整個畫展中，還是自己出讓的這張秋菊圖最好”。言語中也透露出對此畫的不捨。
林良《古樹寒鴉圖》
到了80年代中後期，年事已高的父親先退居二線，後完全退休，本來是有更多的時間可以玩收藏的，但隨著我國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經濟快速發展，文物藝術品價格也水漲船高，以父親的工資收入是無力再買入收藏品了，當然，以他的人脈關係和多年交情，向老朋友書畫家們要幾張畫肯定是有求必應的，但父親說現在書畫值錢了，開口要字畫就是要錢了。此時父親基本停止了所有收藏行為，轉而開始自己動手整理收藏品，少部分未裝裱過的書畫出錢請人一一裱過；有部分書畫還未題簽條的，父親都毛筆親筆題寫了籤條，特別是父親收藏的幾十方名家篆刻印章，父親都請人一一補做了印章盒，並仔細用蠅頭章草標註了印文和篆刻家姓名。整理收藏品的過程也是賞玩的過程，父親把過去因工作繁忙未能好好欣賞的書畫都輪流掛出來，仔細觀賞，客廳和餐廳是相通的，掛著各種書畫幾十幅，像個小型書畫展。
在整理和賞玩收藏品的同時，可能父親已經在思考如何處置自己的收藏品。對於父親來說，處置絕不會是用收藏品來換取金錢利益或名譽，而是一種無償遣送或回饋，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有意有序或隨意隨機地展開，一切都是那麼自然，順理成章。上海文物商店主管古代書畫經營的朱念慈鑑定明清書畫經驗豐富，眼光老辣，父親收藏以明清書畫為主，與他打交道比較多，得到他不少指點和幫助。90年代初，一天父親把他請到家裡，問他當代畫家最喜歡誰？他回答是林風眠，父親就拿出一張林風眠畫贈送給他，表達對他多年服務的謝意。當時我也在場，朱念慈很是高興和感動。1993年，著名書畫家唐雲去世，唐雲生前經常陪父親到文物商店選購字畫，在收藏方面很投緣，後來父親聽說唐雲後人要捐畫籌建杭州唐雲藝術館，就從收藏品中挑了一幅唐雲畫《桃花雙鴝圖》給我，囑咐我在唐雲藝術館建成後把此畫捐給他們。數年後，唐雲藝術館在西湖湖畔落成，父親受邀不顧80多歲高齡，由我陪同乘車赴杭州參加開館儀式，但囑咐我不要帶畫捐贈，因為這次是唐家後人捐畫，不要搞在一起。兩年後，唐雲銅雕像在藝術館落成，父親因年事已高，不便赴杭，就讓我代表他赴杭州參加雕像落成儀式並捐畫，了卻了一樁心願。不少朋友參觀唐雲藝術館畫展後都來電詢問此畫，並說這是藝術館裡唐雲作品最出彩的一幅。著名篆刻家童衍方在澳門籌辦唐雲畫展時也意外發現此畫，在現場打電話告知我。後來唐雲公子唐逸覽專門摹畫此圖贈送給我，成就了一段兩代人的書畫情緣。
王一平在宛平路家中。
90年代後期，父親因小中風跌了一跤，住院治療後病癒回家，身體本無大礙，但父親還是加快了對收藏品的最後處置。這段時間，我陪同父親多次到上海博物館參觀，有一次在上博觀看明清書畫展出來，父親突然對我說一句：“上博展出的那張林良不如我收藏的這張好”。我心裡明白，父親收藏的這張林良紙本《古木寒鴉圖》肯定是要捐贈的。父親到博物館反覆觀展的目的就是衡量和確保捐贈給博物館的藏品都能達到館藏標準，或者說凡是能達到博物館館藏標準的收藏品都要捐贈給國家。父親把他的收藏品進一步整理後歸位三大類：第一類是父親認為應該捐贈給國家博物館收藏的，主要是古代書畫和古董雜項，這是他收藏品中的精華部分，其中有6張膠東籍古代書畫家的作品捐贈給青島博物館，其餘的都捐贈給上海博物館。在博物館派人來家接受捐贈時，父親向他們提出幾個“不要”：不要搞儀式，不要作宣傳報道，不要捐贈證書，不要獎金，不要捐贈清單，展出時不要寫捐贈者姓名等，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第二類是未捐贈給國家，準備傳承給子女的古代書畫，當時正是1998年夏季，南方爆發特大洪水災，父親從電視上看到軍民抗洪救災的壯烈場面，十分感動，想以一個普通黨員名義捐贈一百萬元用於抗洪救災，就讓我籌集，但是把這批古代字畫傳承給我。為了讓父親實現捐贈鉅款的心願，同時我也很樂意收藏這批古代書畫，就在三天內多方籌集了一百萬元給父親捐出，所以說父親雖然把這批收藏品留給了後人，但其實已經用他的特有的方式，以貨幣形式把這批收藏品捐贈給了國家。後來報紙報道，在這次抗洪救災中上海市民捐款額最高的是一位民營企業家，捐款一百萬元，其實父親的捐款額是並列第一的，只不過是父親不允許對此宣傳報道罷了。第三類是當代書畫，父親本來是要把這批有自己上款、體現與當代書畫大師們交往和深厚情緣的作品留給子女作紀念的，後來上博有關同志在上門接受古代字畫、古董雜件捐贈時，父親聽他們說上博也需要收藏當代書畫，就臨時改變主意，從本來準備留給子女的這批現代書畫中挑出最精彩的部分作品再次捐贈給上博，其中有齊白石《貝葉草蟲圖》、《秋瓜墨蟲圖》、《豆架鳴蛩圖》，潘天壽指畫《鷹圖》，吳作人《藏原奔犛圖》，李可染《暮韻圖》，李苦禪巨幅《菏塘清夏圖》，劉海粟《青綠山水圖》、《葡萄圖》，謝稚柳《松鷹圖》、《五松圖》、《荷花圖卷》、《花鳥》冊頁，陳佩秋《蓮鵝圖》，黃胄《南海少女養雞圖》、《臨石濤畫米芾圖》等。至此，父親完成了他把收藏品中的精品捐贈給國家博物館的心願。
謝稚柳《五松圖》
從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的十幾年時間，父親幾乎沒有收藏過一件新的藏品，有的只是陸陸續續地遣送藏品，但是父親遣送藏品的過程也成為他精彩收藏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追尋父親遣送藏品的軌跡，不外乎是捐贈國家，贈與朋友和家人，有時看似不經意間，卻總體考慮周詳，兼顧到了方方面面；雖然是按部就班地有序進行，卻也不乏隨意偶然之舉，真可謂隨心所欲而不逾矩，遣送藏品做到了物歸其所，問心無愧。
2007年2月，父親以93歲高齡走完了一生。他的革命一生是精彩的，因收藏而更加精彩。收藏人生之精彩不在於父親收藏了什麼寶貝，捐贈了多少藏品，而在於父親對文化藝術的不懈追求以及他在收藏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價值取向和人文精神。父親捐贈給博物館的收藏品相對於博物館浩瀚的藏品只是滄海一粟，微不足道，但父親的捐贈品有時也被博物館專家從數以萬計的館藏品中挑選出來，出現在上博的各種展覽中，如明清書畫展中明林良《古木寒鴉圖》等，以硯作田——明清古硯精品展中清伊秉綬銘半壁端硯等，竹鏤文心——竹雕精品展中清鄧渭行書並刻竹雕大筆筒，吳湖帆鑑定藏品特展中宋坑小方壺及配畫等。當我看到眾多觀眾駐足觀看這些標註為無名氏捐贈的展品時，眼眶不禁有些溼潤，我明白了收藏的真正意義所在。
（本文為節選發表，原刊於《海派收藏名家》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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