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人口基數的比例，全球擁有60億人口，中國擁有了13億，佔全球 人口的21％，再怎麼樣攤上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的概率不至於為“０”吧，但事 實上，我們的確為“０”，究竟是何原因促使它為“０”呢？這引起我極大的興趣想探個究竟。
文字做為文明的標誌，現在有史考證中國最早的文字雛形是甲骨文，然甲骨文的成形源於最初人類在生產實踐活動中，通過眼睛對外界事物的映象，並通過大腦思維的加工，整合成一個象形的標記表達在特定範圍內人個體從印象認識到抽象認識的一個符號。
然而作為中國第一次“文藝復興”的“春秋戰國”為什麼能出現“百家爭鳴， 百花齊放”這文藝百舸爭流的格局？剛開始，我有點百思不得其解，後來嘗試著 用“五四”來解釋這一現象，倒還可以行的通，難道歷史真的有驚人的相似之 處？！
一．中國文化與政治的嬗變
那是一段諸侯割鋸的歷史，也是社會轉型的過度階段，在那物資匱乏的特定時空，吞併與反吞併，憑藉的是武力懸殊的對比。
而此期間中國的文藝也正上 演著兼併與反兼併的思想撞擊，這種環境正是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提供了 一個良好的溫室和成長週期。
後來秦贏政幹掉了其他六國，完成中國歷史上的第 一次政治割鋸的整合，建立起第一個王朝。中國的文藝也開始由“雙百”的局面 逐漸被老孔的“一‘枝’獨秀”所代替，並漸漸地成為中國封建貴族的文化幹流 。
中國文藝也從學術流派的對壘演變成政治的附屬物。
好景不長，這“流光溢彩” 秦文藝很快就被中國曆 史上的第一次“文藝截流”——“梵書坑儒”所摧殘中國歷史上出現第一次明顯的用政治手段干預文藝悲劇。從而使著中國文藝陷入了低谷。這一點也可從中國文藝的傳承方式得到一些應證。
從“唐詩――宋詞――元、明曲” 其表現 手法上是越來越隱晦、委婉。到了清朝曾有為“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這樣 的句子，而走上了斷頭臺，用政治手段干預文藝走向了極端，但也在這期間出現 了《紅樓夢》、《西遊記》這樣表達迂迴卻不乏抗爭的鉅著。
到了近代，中國第二次“文藝復興”的“五四”，促成其形成的社會環境和春秋戰國並沒有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只不過是時空上的不同，其社會背景與政治氣候是相同的。但值得關注的是這一次並非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較量，以春秋戰國比起來揉合進去了很多政治成份。
到了現代，“文革”是中國歷史的第二次文藝截流，這一次比歷史上任何一 次都來的徹底和慘絕人寰。這一場浩劫已經把中國僅存的文藝化整為零，雖然只 有１０年，但它的出現形成了整個中國文藝的斷層帶。
自從文藝與政治揉合到了一塊時，文藝就成了政治的附屬品，這決定了必要時它必須成為政治的犧牲品。從“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似乎奠定和貫穿整個封建王朝的政治格局。中國文藝是中國政治的附屬物，這使著中國文藝被侷限中國政治的框框內，形成了一種畸形的發展勢態。
二．中國文化與政治的親族關係
由於組成中國皇權政治是一個具有等級森嚴的“金”字塔型結構，而這種結構也影響了中國文藝，這就好比中國政治是一棵樹，中國文藝是這棵樹眾多支幹的一個分支，不管枝幹如何成長，它還是立足於這棵樹。
政治與中國文化關係就是“父子關係”，而這關係就決定著中國文藝受制於政治，那麼，老子打小子是理所當然，也是老子教化小子的途徑（手段），因為 老子是為小子好“望子成龍”嘛！；小子對老子偏激、出格或表現有所反逆，這還了得，這不是挑戰權威！對老子不敬！立即遭到扼殺和壓制。所以，在中國你 不必驚慌，“道德完人”和“劊子手”可以是匯聚一身於一人。
但中國政治又是怎麼樣？中國的官員為什麼對“父母官”的稱呼樂此不疲 ，喜歡把自己當成是人民的“父母官”，這裡也就折射出中國王朝政治的一個深層結構問題：
虛化自己對公共資源的佔用，強化自己對民眾的作用，按照立法原 則“權利＝義務”，官員享用公共資源，那麼就必須為民眾提供服務，這是體現 “權利＝義務”，但“父母官”的出爐，適合中國人的習慣思維，那麼官員享用公共資源是應該的，教化他的子民也是應該，但從不體現義務。
這樣說有點抽象 ，打個比方吧，我們叫我們的官員為“父母官”這無形中就體現了官與民是“父子關係”，“父親”的名字子民是不能隨便亂叫的，這樣就勾勒出“金字塔”型 政治構築的基本原理。而這此，在西方你根本找不到，而是老子叫小子是直呼其名，或小子叫老子也是直呼其名，這體現西方政治範疇是以一種平等關係為基礎的。
雖然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社會，按理說，文藝應該從政治上被剝離出來形成 一個獨立的幹流，可惜的是我們身上流淌的血液已經被原來的運作思維所滲透和定格。
但多年來我們已形成的一個文化體系是與中國政治為基礎向外的輻射型 ，這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極為平常，因為它已經溶入到我們的血液中。打個比方，我向你問路，我該怎麼稱呼你？叫‘同志’？那麼用“喂”？對方會不會認為你沒大沒小的，而不於理睬你的問題？
這麼一來“大伯、大哥、叔叔”就理所當然成為了首選了，或許在我們的潛意識裡感覺這很正常，但只要你靜下來好好地想一下，那就是極不正常了，這也折射出我們的政治是一種親族關係的政治。
原本我和我問路的對象是一組陌生的關係，可這麼一叫，這詢問者與被詢問者的關係是不是馬 上出現了一種“層遞關係”，雖然我們在潛意識中並不一定完全這麼認為，但事實上這樣的表達方式就是一種層遞關係。
因為我管我詢問的對象叫“大伯、大哥 、叔叔”，是不標誌著我們的關係已經晉級？你是我的長輩，我在“金字塔”構 築的體系中，把你往我的上游放，使你成為我暫時的“大伯、大哥、叔叔”那接 下來的邏輯是不是你該回答我的問題？這就是政治派生出來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 。
在中國人的價值觀裡，社會觀念裡始終是把親族關係放在了第一主體，然後圍 繞這一體系延伸出去，由親疏來決定對人的態度，這就是中國文化與政治聯婚而 產生了世界獨一無二的文化畸形。
比如再看看我們的司法結構，在我們傳統的法律觀念裡頭不存在不講情面的這個原則，所以中國人的“面子問題就成為了中國文化體系中的一個獨特的“ 雜合詞”（為什麼叫“雜合詞”
因為我也分不清它到底是屬於詞類的那一種，所以我自己管它叫“雜合詞”）
中國的法官要權衡的一個很大成分叫“情理”，而這些在西方的法官看來，是太不可思議了，因為他們所遵循的是一種契約關係，
比如一個傢伙上國道上搶劫，在中國非嚴打期間和嚴打期間，法官的量刑是絕對不一樣的，這裡面所涉及的還是一個政治的問 題，嚴打期間犯事那就是“頂風作案、影響惡劣”，那什麼又是頂風作案和影 響惡劣呢？因為作案者挑戰的是權威嘛！
所以本來判20年的案子，在嚴打期間 就有可能被拉出去“砍”了，這在西方法官系看來簡直就是天方夜譚，因為這法律的彈性和可拉伸的幅度太大了。
中國皇權政治體系中還有一條主線也一直貫穿始終，並延續至今。這種奇特的皇權政治的派生物也是中國社會獨特的，絕無僅有的。
比如我們的父母常用“ 聽話”來評價孩子好壞，我們的某些上級官員也用“聽話”來評價一個好下屬， 這是政治範疇裡的盡忠問題，是否盡忠被當成判斷一個人價值的標準，併成為單位領導選拔的一種依據。這都是中國政治在實踐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一種“特有文化”。
發展建立一個健康的文化體系，就必須把文化從政治中剝離出來形成一個獨立的幹流，如果不能改造深層結構的問題，那就不必指望能擁有一個健康的文化體系，因為這些東西已經成為我們根深蒂固價值觀的一部分了。
不要害怕批評，社會總是在批判中成長，絕對不是在一片歌功頌德中壯大。 受傷的心靈需要的是傾訴的對象，堆積的熔岩尋找的是岩漿的出口，這是唯一的出路，也是歷史的進步。
這是我在一本書中找到的文章，寫於2005年，雖然年代久遠，但內容之深刻，可謂鞭辟入裡，放到現在也毫不過時，謝謝大家的閱讀和點贊，讓我能繼續堅持發。
坐而論道沒什麼不可以，也不至於成驚弓之鳥，危言聳聽。人本來是就是一種政治動物，更何況在居住在國土面積遼闊，安樂自居的內陸。
歡迎大家補充發言，水平有限 ，希望能大家加個關注，多點贊轉發。之後會陸續發此類文章，如果閱讀量太低，也可能走上庸俗的老路子寫幾篇流量明星的軟文博人眼球了，希望我發的文章能給讀者起碼一絲的收穫，而不至於在自怨自艾，抱怨大笑後一無所獲。
傾杯問我，時事雜談，先來二兩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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