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正鬱按：“民商辛說”8月13日起連續推出法大吳香香副教授四篇文章。形式上，法條評註、專論各兩篇；內容上，合同、物權領域各兩篇。感謝《法學家》《中德私法研究》等慷慨授權，更感謝作者在准予轉載同時，惠賜完整版並依《民法總則》對部分文章專為相應調整（隨文特別註明）。願讀者諸君盡享美妙充分的閱讀之旅，收穫蘊含其中的深刻啟迪。
注：本文原載於《中德私法研究》2017年第15卷，第239-254頁。
目錄
一、案情與問題
二、契約效力的檢視思路
三、濫用代理權情形之契約效力
（一）契約是否成立
（二）是否存在契約效力未發生的抗辯
（三）是否存在契約效力已消滅的抗辯
（四）小結
四、惡意串通情形之契約效力
（一）契約成立
（二）是否存在契約效力未發生的抗辯
（三）是否存在契約效力已消滅的抗辯
（四）小結
五、結論
本文共計9,062字，建議閱讀時間18分鐘
一、案情與問題
2016年3月16日，甲自乙處借款220萬元，借款期限為2016年3月16日至2016年5月16日，丙為保證人。
同日，甲、乙、丙三方書面約定，若甲未能按期還款，丙代其償還借款後，有權以甲之代理人的身份出售甲為所有權人之涉案房屋，並以房屋價款抵償其代甲償還的借款。
次日，甲向丙出具了代理權授予證書，載明：“房屋出售的相關事宜，包括但不限於簽訂買賣合同、房屋過戶登記、收取價金等均全權授權丙代理甲為之，期限自2016年5月17日至代理事宜完成為止。”
2016年5月17日，甲未按期償還借款，丙代其償還。
2016年6月9日，丙代理甲就涉案房屋與丁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價款為220萬元。
2016年6月23日，丙收到全部房款後，為丁辦理了過戶登記，並交付房屋。
經查，2016年5月至6月，該房屋的市場價格約為860萬元。
現，甲主張涉案房屋買賣合同無效。
請問：
1.甲的主張應否得到支持？
2.若丙與丁惡意串通，又當如何？
二、契約效力的檢視思路
請求權基礎的檢視通常可分為請求權成立、請求權未消滅與請求權可行使三個階段，其中，請求權成立階段又需分別檢視請求權積極成立要件與權利阻卻抗辯（權利未發生的抗辯），因而這一過程不妨細化為四個階段，即：（1）積極成立要件，（2）權利未發生的抗辯，（3）權利已消滅的抗辯，（4）權利可行使的抗辯。其中，積極成立要件應由請求權人舉證，各類抗辯則應由相對人舉證。由此可見，與“請求與抗辯”的檢視邏輯相呼應，舉證分配規則是影響請求權基礎檢視程式的關鍵因素。
就契約效力的判斷而言，同樣受舉證分配的影響。基於私法自治，契約當奉行“有效推定”思路，即已經成立的契約推定為有效，對此提出質疑者負舉證之責。[1]主張契約有效者，僅須證明契約成立，即存在合意，而各類效力瑕疵事由則應由反對方舉證。類推請求權基礎檢視程式，契約效力瑕疵事由也可析分為，契約效力未發生的抗辯與契約效力已消滅的抗辯。
據此，契約效力的判斷須依次檢視：（1）契約成立（存在合意），（2）契約效力未發生的抗辯，（3）契約效力已消滅的抗辯。其中，契約效力未發生的抗辯包括：無行為能力、違反形式強制、違反強制規定、違反善良風俗、附延緩條件且條件未成就，以及欠缺主管權限導致契約效力待定而未得追認等抗辯事由。契約效力已消滅的抗辯則涉及：具備可撤銷事由且行使撤銷權、具備解除事由且行使解除權、附解除條件且條件成就等抗辯事由。
本案中，各方當事人間的法律關係，以確定丙代理甲與丁簽訂之房屋買賣合同的效力為前提，下文的討論亦集中於此。
三、濫用代理權情形之契約效力
如上所述，契約效力的檢視，分三個階段：其一，契約是否成立；其二，是否存在契約效力未發生的抗辯；其三，是否存在契約效力已消滅的抗辯。若契約不成立，則不必進入後兩個階段的檢視。若契約成立，而存在效力未發生的抗辯，通常即不必檢視是否存在效力已消滅的抗辯。若契約成立，且不存在效力未發生的抗辯，則仍須檢視是否存在效力已消滅的抗辯。
（一）契約是否成立
由案情可知，丙代理甲與丁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契約成立。
（二）是否存在契約效力未發生的抗辯
本案中，丙代理甲與丁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的行為，雖然在代理權授予證書的授權事項之內，但合同價款卻幾乎僅為市場價的四分之一，由此產生的問題是，丙的行為是否構成代理權濫用，從而導致契約效力瑕疵。於此，以釐清代理權濫用之效力與判準為前提。
1. 代理權濫用與無權代理
代理權限的範圍取決於外部的代理授權，而非被代理人與代理人的內部關係。代理授權的獨立性，可能導致代理權範圍遠廣於內部約定，但交易相對方對代理權限的信賴僅以外部授權為斷。如果代理人超越外部授權所確定的權限範圍，構成無權代理無疑。而若代理人在外部授權所確定的權限範圍內行事，卻違反了與被代理人之內部關係確定的義務，則並非無權代理，由此產生的“代理權濫用”風險當由被代理人承受，交易相對方並無探知被代理人與代理人之內部關係的義務。
但相對方並非任何情形下均值得保護，如代理人違反內部約束而相對人明知時，即喪失其保護必要性，從而不應維持有權代理之效力。繼而產生的問題是，濫用代理權之契約效力如何。
2. 代理權濫用之規範適用
就濫用代理權之契約效力，我實證法中並無明確規則，但就代理人責任有得適用的規範。
（1）代理人責任規則
《民法通則》第66條第2款：“代理人不履行職責而給被代理人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民法總則》第164條第1款：“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職責，造成被代理人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2]
代理授權行為不產生義務約束，代理人“職責”來自基礎關係，上述兩項規範所規定者，實為代理人違反內部義務的責任問題，至於代理行為的效力，則未予規範，由規範本身無法得出濫用代理權之契約無效的結論。不過，上述規範卻隱含了“代理人不得違反職責”的禁止性規定，屬於強制規範，因而，還須考量此類契約是否因違反強制規定而無效。
（2）違反強制規定無效？
可據以判斷違反強制規定無效的規範依據是：
《合同法》第52條第5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五）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
《合同法解釋（二）》第14條：“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
《民法通則》第58條第1款第5項：“下列民事行為無效：……（五）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
《民法總則》第153條第1款：“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但是該強制性規定不導致該民事法律行為無效的除外。”
可以確定的是，違反強制規定並非一律導致法律行為無效。但如何認定某項強制規定是否足以引發法律行為無效的後果，《合同法解釋（二）》第14條與《民法總則》第153條第1款的進路看似並不相同：前者以判斷規範性質為前提，即首先確認某項強制規定是否“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回答為肯定時，才可進一步認定違反該規範的法律行為無效；後者則以無效為原則，逕行推定違反強制規定的法律行為無效，除非“該強制性規定不導致該法律行為無效”。
然而，上述兩種進路均無法為違反強制規定的無效提供確定性判準。無論“效力性強制性規定”，還是“該強制性規定不導致該法律行為無效”，均屬於同義反復：前者所表達的只是，如果某項強制規定將導致有所違反的合同無效，那麼，違反該規定的合同無效；[3]後者所表達的也僅限於，如果某項強制規定不導致有所違反的法律行為無效，那麼，該法律行為不因而無效。
更可靠的判準，毋寧在於強制規定的規範意旨，[4]須藉助法律解釋探尋。《民法通則》第66條第2款與《民法總則》第164條第1款的規範目的，當在保護被代理人，救濟其因代理人違反內部約束而遭受的不利，此之救濟首先體現為代理人應承擔的內部責任。但是否應進一步導致代理行為之效力瑕疵，則須區分探討：
在代理人既違反內部約束，又超越外部授權時，適用無權代理的一般規則，即代理行為效力待定，由被代理人決定追認與否。那麼，在代理人僅違反內部約束，而未超越外部授權時，相對人的地位不應較之前種情形更為不利，換言之，自體系解釋的角度而言，後者情形之代理行為效力瑕疵不應強於效力待定，被直接認定為無效。
據此，《民法通則》第66條第2款與《民法總則》第164條第1款，雖然隱含了代理人不得違反內部約束的禁令，但卻並非導致有所違反之法律行為無效的強制規定。但濫用代理權契約不因違反上述禁令無效，並不意味著其不存在效力瑕疵。如上文所述，為交易安全計，相對人沒有義務考察代理人與被代理人的內部關係，但在相對人無信賴保護必要之處，繼續維持有權代理之效力即喪失正當性。問題因而在於，應以何制度否認其效力，以及否認至何種程度。
（3）有權代理，但相對人締約過失？
有觀點認為，代理權濫用情形，代理人雖違反內部約束，但仍為有權代理。若相對人有過失的與此類代理人締結契約，即應承擔締約過失責任，使被代理人處於如同未締結契約的狀態。反對觀點則指出，若如此，濫用代理權之契約效力將取決於相對方是否具有過失，[5]偏離制度重心。於此，被代理人之所以有救濟必要，並非基於相對人的過失，而是相對人因明知等喪失其信賴基礎，實質並非過失歸責問題，[6]而是代理權濫用風險在被代理人與相對人間的分配問題，不應將相對人的過失作為前提。雖然代理權濫用引發效力瑕疵情形，確有可能成立締約過失責任，但對代理權濫用的效力判斷，不以成立締約過失為前提。
（4）有權代理，但應類推無權代理規則？
早期德國判例認為，在惡意相對人基於濫用代理權契約提出請求權主張時，被代理人享有惡意抗辯權，後來發展出基於誠信的權利濫用原則：代理人雖濫用代理權，形式上卻仍為有權代理，只是基於誠信原則，[7]相對人不得援用代理權，被代理人可對其提出禁止權利濫用抗辯，據此，相對方應處於如同代理人無代理權的地位，從而應類推無權代理規則，由被代理人決定是否追認。[8]不過，被代理人提出抗辯，同時即隱含了拒絕追認之意思。[9]但弗盧梅指出，訴諸權利濫用抗辯的解決思路已經溢出代理法之外，應在代理法中尋找答案。[10]
（5）突破獨立性，適用無權代理規則
代理權濫用產生自內部關係與外部授權的分離，二者分離旨在保護相對人的善意信賴（交易安全），代理權濫用的風險由被代理人承擔，但是，在相對人無應受保護的信賴之處，即應突破代理授權的獨立性，[11]轉由相對人承擔相應風險[12]。於此，內部約束產生外部效力，從而，此類契約即非屬有權代理，應適用無權代理規則，[13]代理行為效力待定。[14]
本文以為，雖然權利濫用抗辯類推無權代理，與突破代理授權獨立性直接適用無權代理，在結論上並無不同，但在代理法內部尋求解決路徑或許更為可取，既然代理授權之獨立性意在保護相對人，即應終於相對人喪失信賴基礎之處，在代理權被濫用而相對人惡意情形，應突破代理授權之獨立性，使此類法律行為落入無權代理的適用範圍，由被代理人決定其命運。我國相關規則如下：
《合同法》第48條第1款：“行為人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後以被代理人名義訂立的合同，未經被代理人追認，對被代理人不發生效力，由行為人承擔責任。”
《民法通則》第66條第1款第1-2句：“沒有代理權、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後的行為，只有經過被代理人的追認，被代理人才承擔民事責任。未經追認的行為，由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
《民法總則》第171條第1款：“行為人沒有代理人、超越代理權或者代理權終止後，仍然實施代理行為，未經被代理人追認的，對被代理人不發生效力。”
3. 代理權濫用之認定標準
（1）相對人方面
相對人明知代理權濫用時，喪失信賴基礎，無保護必要。有疑問的是，在明知之外，還有哪些情形相對人不值保護。德國較早的判例以相對人輕過失違反（注意）義務為已足，之後的判例則要求至少具備重大過失，最近的判決則越來越趨向於無關過失程度的客觀標準，即代理權濫用是否“顯而易見（Evidenz）”。[15]
在相對人方面，無論採輕過失還是重大過失標準，實質都為第三人設定了調查內部關係，乃至探究被代理人真實利益的義務，[16]以相對人違反（注意）義務為前提。因而問題即在於，相對人是否有義務審查代理人是否濫用代理權。代理授權的獨立性服務於交易安全，目的在於阻隔內部關係與外部授權，保護相對人對外部授權的信賴，而若課予相對方信息審查義務，代理授權的獨立性即喪失意義。[17]代理權濫用行為能否對被代理人發生效力，僅應取決於相對人是否喪失信賴基礎，而於此所涉並非相對方的義務違反，不能以責任立論，[18]只能訴諸客觀標準，即代理權濫用是否在客觀上顯而易見。
所謂客觀“顯而易見”，要求代理人以明顯可疑的方式行使代理權，以至“理性”相對人無法不產生重大懷疑。滿足上述要求者，相對人大多對其不知代理權濫用具有重大過失，因輕過失而不知者，不足以構成顯而易見，[19]就此而言，採客觀標準與重大過失標準，在結論上似乎並無差別。[20]但客觀上是否顯而易見採“理性人”標準，並不意味著可以“打開後門”，引入過失或重大過失標準。[21]於此所涉，只是對相對人之信賴保護的限制，而非對相對人的過失歸責，二者的判斷基準完全不同。
（2）代理人方面
代理人方面，首先要求客觀上存在不當使用代理權之行為。可能表現為違反內部關係的明確約束，也可能是違反誠信原則衍生的忠實義務。有疑義的是，代理人對其不當行為是否應有所意識。有觀點認為，僅在代理人有意識的濫用代理權時，才能引發效力瑕疵。[22]但反對觀點指出，代理權濫用規則，實質是在相對人不值保護之處，突破代理權外部關係與內部關係的分離，而第三人是否有保護必要，僅以第三人為斷，[23]與代理人的主觀狀態無關，無論代理人故意、明知或因過失而不知自己濫用代理權，均不生影響。[24]雖然很難想象存在以下情形：代理權濫用對相對人顯而易見，代理人對此卻無所意識，但這並不意味著，代理人的主觀狀態構成代理權濫用的前提。本文從之。
（3）被代理人方面
還有學者指出，應將被代理人也納入考量，若被代理人未為交易上必要的監管，則產生被代理人容忍並允許代理人行為之表象，從而代理權濫用行為即欠缺“顯見性”，代理權範圍也不應因此受到限制，[25]代理權濫用風險仍由被代理人承受。然而問題在於，存在代理權濫用之處，通常即意味著被代理人未為適當監管，如此一來，代理權濫用規則即喪失意義。本文以為，既然代理權濫用規則僅以相對人是否有保護必要為斷，在相對人喪失信賴基礎而不值保護之處，即不應繼續維持有權代理之效力，即使被代理人未為適當監管，也僅得使其負擔締約過失等責任，而非承受代理權濫用之行為效力。
4. 涉案合同之效力檢視
如上所述，代理權濫用規則的適用前提是，相對人明知代理權濫用事由，或對相對人而言存在客觀上顯而易見的代理權濫用行為。本案中，代理人丙之行為，雖然沒有違反基礎關係的明確約定，但因價款明顯過低，違反了內部約束的誠信要求，對此，雖無法證明相對人丁為明知，但足以認定丙之行為明顯有悖被代理人甲的客觀利益，屬於客觀上“顯而易見”的代理權濫用行為。於此，當突破代理授權之獨立性，丙之代理權受到限制，適用無權代理規則（《合同法》第48條第1款，《民法通則》第66條第1款第1-2句，《民法總則》第171條第1款），涉案房屋買賣合同效力待定，由被代理人甲決定是否追認。因甲嗣後主張合同無效，當解釋為拒絕追認，從而該合同終局無效。
（三）是否存在契約效力已消滅的抗辯
既然契約無效，原則上即不必再檢視是否存在解除等效力消滅事由，但因為無效法律行為的可撤銷性，[26]仍有必要檢視契約是否可撤銷。不過，本案中並不存在相關事由。
（四）小結
代理人丙以極不合理的低價出售房屋，屬於客觀上顯而易見的代理權濫用行為，相對人丁喪失信賴基礎，不值保護，應適用無權代理規則，涉案房屋買賣合同效力待定，由被代理人甲決定是否追認，而甲主張合同無效，應解釋為拒絕追認，從而合同終局無效，甲的主張應得到支持。
四、惡意串通情形之契約效力
如上所述，契約效力的檢視，分三個階段：其一，契約是否成立；其二，是否存在契約效力未發生的抗辯；其三，是否存在契約效力已消滅的抗辯。
（一）本案中，丙代理甲與丁簽訂房屋買賣合同，契約成立。
（二）是否存在契約效力未發生的抗辯
於此需檢討的是，丙與丁惡意串通，是否引發房屋買賣合同效力瑕疵，其間關鍵在於，是否存在相應的規範基礎。
1. 惡意串通無效規則？
直接規定惡意串通導致合同無效的規範有：
《合同法》第52條第2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無效：……（二）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
《民法總則》第154條：“行為人與相對人惡意串通，損害他人合法權益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
但上述兩項規範均無法適用於本案，原因在於：一方面，上述規範所規定者，限於法律行為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惡意串通。而本案中，惡意串通者為代理人與相對人，代理人丙顯然並非契約當事方。另一方面，上述規範中的受損方，為法律行為之外的第三方，而本案中，因代理人與相對人串通而受損者，並非第三人，而是契約一方主體甲。
2. 代理人與相對人惡意串通禁令？
直接就代理人與相對人惡意串通予以規範的是：
《民法通則》第66條第3款：“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損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負連帶責任。”
《民法總則》第164條第2款：“代理人和相對人惡意串通，損害被代理人合法權益的，代理人和相對人應當承擔連帶責任。”
上述兩項規範所規定者，實為代理人與相對人惡意串通時的責任問題，至於代理行為的效力，則未予規範，由規範本身無法得出此類代理行為無效的結論。不過，上述規範卻隱含了“代理人不得與相對人惡意串通損害被代理人利益”的禁令，因而，還須考量涉案買賣房屋合同是否因違反強制規定而無效。如上文所述，強制規定是否導致有所違反的法律行為無效，應訴諸其規範意旨。
3. 無權代理規則
《民法通則》第66條第3款與《民法總則》第164條第2款均意在保護被代理人，使其免受代理人與相對人惡意串通的不利。不存在惡意串通而代理權濫用顯而易見時，適用無權代理規則，行為效力待定，那麼，自事理而言，存在惡意串通之處，相對人的惡性更甚，法律行為的效力瑕疵自應更強，即採無效規則。然而問題在於，於此受損者僅為被代理人，與他方無涉，交由被代理人自行判斷，更符合其利益，不必禁止被代理人接受此類行為之效力。[27]本文以為，在代理人與相對人惡意串通情形，仍應適用代理權濫用的一般規則，即令其突破代理授權的獨立性，落入無權代理之適用範圍。[28]
4. 悖俗無效規則？
代理人與相對人串通之代理行為，德國判例最初以惡意抗辯權否認其效力，之後逐漸以違反善良風俗為由認定其無效，[29]並發展成為當今德國主流學說。我國《民法總則》第153條第2款也規定：“違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惡意串通，當屬違背善良風俗，看似應因而無效。
但善良風俗作為一般條款，在適用上當具有次位性，以無其他可適用的規範為前提，禁止向一般條款逃避。否則，諸如受詐欺、受脅迫、危難被乘等法律行為，將同樣因違反善良風俗而無效，不僅法律行為效力瑕疵的類型化被懸置，區分不同的瑕疵事由也喪失意義。更重要的是，此種代理法之外的解決路徑，超出了規範目的。[30]一方面，既然於此情形應受保護的是被代理人，交由被代理人決定此類法律行為的效力，當然更符合其利益。[31]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不當使用代理權之行為效力的認定，並非歸責問題，不以相對人的主觀狀態為斷，而僅取決於相對人是否喪失信賴基礎，換言之，相對人的主觀惡性，不應影響行為效力的認定，而只能訴諸責任承擔規則。
5. 涉案合同之效力檢視
本案中，代理人丙與相對人丁惡意串通，仍應適用代理權濫用的一般規則，突破代理授權的獨立性，內部約束產生外部效力，適用無權代理規則（《合同法》第48條第1款，《民法通則》第66條第1款第1-2句，《民法總則》第171條第1款），涉案買賣合同效力待定，又因被代理人甲主張合同無效而視同拒絕追認，合同終局無效。
（三）是否存在契約效力已消滅的抗辯
同上文，無效行為仍可撤銷，僅須檢視可撤銷事由，但本案中並不存在。
（四）小結
代理人丙與相對人丁惡意串通時，相對人丁喪失信賴基礎，無保護必要，適用無權代理規則，涉案房屋買賣合同效力待定，由被代理人甲決定是否追認，因甲否定合同效力，而應解釋為拒絕追認，合同無效，甲的主張應得到支持。
五、結論
代理權範圍原則上僅以外部授權關係為斷，審查代理人與被代理人的內部關係，並非相對人的義務，代理權被濫用的風險應由被代理人承受。但在代理權濫用為相對人明知或在客觀上如此顯而易見，以至任何理性相對人都不得不產生重大懷疑時，相對人即喪失其信賴基礎，從而喪失保護必要。換言之，相對人沒有理由認為此之代理仍為有權代理，從而被代理人不必承受行為效力，適用無權代理規則。在相對人與代理人惡意串通之處，代理權範圍同樣因而受限，適用無權代理規則，契約命運交由被代理人判斷，由其決定是否追認。至於相對人的主觀惡性，僅對責任問題產生影響，因為於此所涉並非對相對人的過失歸責，而是對代理授權獨立性的目的論限縮。
就本案而言，代理人丙以明顯不合理的低價出售房屋，構成客觀上顯而易見的代理權濫用，無論相對人丁的主觀狀態如何，無論是否構成惡意串通，均應適用無權代理規則，依《合同法》第48條第1款，《民法通則》第66條第1款第1-2句或《民法總則》第171條第1款之規定，涉案房屋買賣合同在兩種情形下均效力待定，且因被代理人甲拒絕承認合同效力（解釋為拒絕追認）而終局無效。
[2]需要注意的是，《民法總則》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晚於案情設置的發生時間，但出於規範檢視的全面性，本文“提前”將其納入考量範疇。
[3]朱慶育：《第52條第5項評註》，載《法學家》2016年第3期，第158頁。
[4]朱慶育：《第52條第5項評註》，載《法學家》2016年第3期，第153-180頁。
[5]Staudinger/Schilken, 2004, § 167, Rn. 102.
[6]Staudinger/Schilken, 2004, § 167, Rn. 104 e).
[7]誠信原則同樣是強制規定，但不能直接以違反誠信原則這一強制規範，作為認定法律行為無效的理由，因為法律原則無明確的構成要件與法律後果，導致法律行為無效的強制規範應限於具體規則，否則可能引發無效制度的無度濫用。
[8]MünchKomm/Schramm, 2006, § 164, Rn. 106, 108, 111; Manfred Wolf/ JörgNeun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11. Aufl., 2016, S. 622.
[9]Helmut Köhler, BGB Allgemeiner Teil, 34.Aufl., 2010, S. 168.
[10]Werner 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2. Band, 4. Aufl.,1992, S. 789.
[11]Staudinger/Schilken, 2004, § 167, Rn. 95; Reinhard Bork, Allgemeiner Teil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2. Aufl., 2006, Rn. 1578.
[12]Staudinger/Schilken, 2004, § 167, Rn. 103 d).
[13]Ludwig Enneccerus/ Hans Karl Nipperdey,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Rechts, 14. Aufl., 2. Halbband., 1955, S. 789; Werner Flume, Allgemeiner Teil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2. Band, 4. Aufl., 1992, S. 789; Detlef Leenen, BGBAllgemeiner Teil: Rechtsgeschäftslehre, 2011, S.177; Jan Schapp/ WolfgangSchur, Einführung in das Bürgerliche Recht, 2007, Rn. 541; 史尚寬：《民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38頁；王澤鑑：《民法總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39頁。
[14]就法定代理而言，因被代理人無追認能力，此類行為不生效力。
[15]MünchKomm/Schramm, 2006, § 164, Rn. 110.
[16][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29頁。
[17]Werner 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2. Band, 4. Aufl.,1992, S. 789f.
[18]Staudinger/Schilken, 2004, § 167, Rn. 97.
[19]Reinhard Bork,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2. Aufl.,2006, Rn. 1579.
[20]MünchKomm/Schramm, 2006, § 164, Rn. 116.
[21]Werner 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2. Band, 4. Aufl.,1992, S. 790.
[22]Ludwig Enneccerus/ Hans Karl Nipperdey,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Rechts, 14. Aufl., 2. Halbband., 1955, S. 789; Jan Schapp/ Wolfgang Schur, Einführungin das Bürgerliche Recht, 2007, Rn. 541.
[23]Reinhard Bork,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2. Aufl.,2006, Rn. 1582.
[24]Staudinger/Schilken, 2004, § 167, Rn. 95; MünchKomm/Schramm, 2006, § 164, Rn.113; [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邵建東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30頁；[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下冊，王曉曄、邵建東、程建英、徐國建、謝懷栻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35頁。但對於法定代理權等不受限制的代理權限，則要求代理人有意識（而非有過失）的濫用代理權，Dieter Medicus/ Jens Petersen, BürgerlichesRecht, 22. Aufl., 2009, Rn. 117; MünchKomm/Schramm, 2006, § 164, Rn. 109.
[25]Dieter Medicus/ Jens Petersen, Bürgerliches Recht, 22. Aufl., 2009, Rn. 118;MünchKomm/Schramm, 2006, § 164, Rn. 119.
[26]朱慶育：《民法總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22-324頁。
[27]朱慶育：《民法總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52頁。
[28]Detlef Leenen, BGB Allgemeiner Teil: Rechtsgeschäftslehre, 2011, S.178; JanSchapp/ Wolfgang Schur, Einführung in das Bürgerliche Recht, 2007, Rn. 541.
[29]HKK/ Schmoeckel, 2003, §§164-181, Rn. 25.
[30]Reinhard Bork,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2. Aufl.,2006, Rn. 1575.
[31]Manfred Wolf/ Jörg Neun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11.Aufl., 2016, S.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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