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富強卻二世而亡的朝代有兩個，秦朝和隋朝。
秦朝國祚15年，隋朝國祚37年。
隋朝既強且富，這幾乎是共識。
隋朝究竟有多強大呢？在南方，一舉掃滅南陳；在西方，胖揍吐谷渾；在北方，讓突厥俯首稱臣。除了東征高句麗沒撈著好處，隋朝在軍事上幾乎是無往而不利。
至於隋朝的富庶，更是歷來令很多人津津樂道，最具代表性的要數馬端臨在《文獻通考》所說“按古今稱國之富者，莫如隋”。唐太宗也親口說過，隋文帝末年，國家糧倉裡儲存的糧食，能供天下吃五六十年（《貞觀政要》）。這也為考古所證實。1970年，洛陽博物館對隋朝含嘉倉遺址進行發掘，掘出將近300個糧窖，大窖可儲存糧米一萬多石，小窖也可儲糧數千石。其中一個倉窖內尚留存炭化的小米約50萬斤之多。這些足可反應出隋朝的富庶。
但如此富強的隋朝，為何就二世而亡了呢？
含嘉倉遺址
國富民窮是禍根
治理國家，一直有兩條迥然不同的道路。一條是“藏富於民”的富民強國之路，這種思想以儒家為代表，荀子有云：“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另一條是犧牲百姓利益的富國強兵之路，這種思想以法家為代表，商鞅就說過：“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隋文帝走的，恰恰是法家的路子，以致國富民窮，留下速亡的禍根。這可以從他設立“義倉”一事情上看出來。
開皇五年（585），隋文帝下令，在天下各地設立義倉。要求所有家庭在秋收之日，“出粟、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義倉建立之初，由鄉里的社司掌管，“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谷賑給”。這本來是一件大好事，可沒過兩年，隋文帝便覺得老百姓有問題，太不珍惜義倉的儲糧，使用過於隨意，起不到防災御患的作用。於是先後將北邊諸州以及關中大部分地區的義倉糧食，收歸州縣管理。
以前都是豐年多交，凶年少交，現在不管年成如何，一律按照戶等徵收，“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鬥，下戶不過四鬥”，於是“所在義倉，又皆充滿”。這樣，本來是農民自籌以防災荒的糧食，反倒成了田租、戶調以外的一種附加稅。
由此，便不難想象，隋朝官倉裡的糧食何以那麼多。而與之對應的，則是苦不堪言的百姓。這並非是無根據的揣測，隋末很多地方，都出現了餓殍遍地但官倉滿是糧食，卻又未見災荒的記載。是以當時起兵造反的人，為了招兵買馬，常見套路就是攻佔糧倉，然後開倉放糧。
比如劉武周，他本不過是馬邑郡的一個武官，是什麼讓他有膽子造反？因為他看到“百姓飢餓，死人相枕於野”，另一方面卻是“倉內積粟皆爛”，所以他試探性地拿這事來刺激百姓，結果“皆發憤怨”。於是，劉武周手起刀落，殺了王仁恭，然後開倉放糧，賑濟饑民，很快便招到了一萬多人馬。
再如李密。大業十二年（616），翟讓以韋城瓦崗寨（滑縣南）為據點，起兵造反，也就是俗稱的瓦崗軍。李密投奔翟讓後，建議翟讓攻打洛口倉。他指出，當今“海內饑荒”，只要攻下洛口倉，開倉放糧，百姓自然爭相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翟讓聽從了他的建議，結果“老弱襁負，道路不絕”，兵馬由此發展至數十萬。
除了糧食，在戶調的絹布方面，亦有端倪。隋文帝即位以後，滅南陳，敗吐谷渾，擊突厥，幾乎年年都在打仗。我們知道，打仗等同於燒錢。按理來說，隋文帝雖然摘了北周的桃子，但連年用兵，財政不出現大的倒退都算不錯的了。但實際情況卻出乎意料。根據《隋書·食貨志》記載，文帝曾對伐陳有功的將士，大行封賞，一次便賞出絹布共計三百餘萬段（二丈為一段），“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隆”。史官給算了一筆賬，當時光賞賜出去的絹布，每年就要用掉數百萬段，可是“府庫曾無減損”。到了開皇十二年（592），也就是滅掉南陳三四年的光景，竟“庫藏皆滿”。隋文帝“於是乃更建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
一個連年有戰事，且大賞軍功的朝代，國庫的絹布居然越來越多，豈不蹊蹺？
所以對於隋朝的富庶，岑仲勉先生在《隋唐史》中一針見血地指出：
經濟相當進展，吾人固不否認。然此只官家從嚴重剝削所表現之一面，百姓方面並未作平行式的推進，或者官家愈肥，民間愈瘦，唯其如此，才曉然隋末革命何以發生急劇的變化，亦即由遲緩的量變進到迅速而突然的質變。
隋文帝拼命斂財積糧，結果卻是幫助敵人，埋葬自己，想來真是諷刺。
隋煬帝窮奢極欲、好大喜功
其實，隋文帝留下的鉅額財產，首先引來的倒不是外賊，而是隋煬帝身體裡的心賊。唐太宗曾分析隋煬帝的滅亡之因，《貞觀政要·辨興亡》：
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煬帝失國，亦此之由。
隋煬帝是出了名的窮奢極欲。他即位後乾的第一件事，便是營建東都洛陽。整個洛陽城規劃面積非常大，“東都大城週迴七十三里一百五十步”。雖然工程浩大，但修建速度奇快，僅僅用了一年零兩個月的時間便告完工。因為每月役使民丁高達200萬人，而且官吏督促得非常嚴急，“僵仆而斃者，十四五焉”。縱使有些誇張，可就算死十分之一，亦是個嚇人的數字。
同年，隋煬帝又在臨淮建都梁宮，大業三年（607）八月，又在太原修建晉陽宮，四年四月，汾州起汾陽宮，十二年正月建毗陵宮。此外涿郡有臨朔宮，北平有臨榆宮，渭南有崇業宮，鄠縣有太平、甘泉二宮，江南有丹陽宮，可以說是無日不營宮室。
隋煬帝到處修行宮，自然是為了巡幸。他即位僅三個月，便幸洛陽，第八個月，又跑江都去了。有人計算過，隋煬帝在位將近19年，可呆在長安的時間，居然不滿1年。真可謂不是在巡幸的路上，就是在準備巡幸。
窮奢極欲，往往與好大喜功相表裡。在修建洛陽城、都梁宮的同一年，隋煬帝又下令開始修建運河。運河前後修了6年，這項工程究竟動用了多少民工，史書上沒有具體記載，只是說“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按大業五年（609）全國人口4600萬，除去婦女、小孩、老人，男丁怎麼也得有1700～1800萬。可這麼多的男丁，居然還不夠役使（當然，不只是修運河），這是一種何等景象？不論運河給後世帶來了多大便利，隋煬帝出於何種修建目的，修運河絕對是促成隋亡的重大原因。
民力已經被透支到了極點，隋煬帝猶自不知。運河剛竣工，隋煬帝馬不停蹄，又調動了100多萬的軍隊，於大業八年（612）春，征討高句麗。最終到達前線有35萬人，結果被打得只剩下2700人。隨後又於大業九年、十年兩徵高句麗，好處依舊沒撈著，可連年不斷的徭役、兵役，他的子民實在活不下去了，於是迎來了起義大爆發。隋朝就此覆滅。
隋文帝在攫民之財以富國的同時，也在積累社會矛盾。隋煬帝既接下了他老子留下來的財富，也接過了社會矛盾的擔子。隋煬帝恃國之富，窮奢極欲，好大喜功，完全是在舊有矛盾上火上澆油，其亡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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