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臣中，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是三個很重要的人物。比較這三人的經濟生活，身為曾國藩弟子的李鴻章與其老師截然不同，反而是同樣出身湘軍集團，同樣位高權重，同樣晚年參與洋務的左宗棠，雖然與曾國藩理念不同，一度老死不相往來，但兩人的經濟生活狀況卻驚人的"神同步"。
兩個老鄉驚人的相似之處
左宗棠是湖南湘陰人，咸豐二年（1852），太平軍圍攻長沙，左宗棠入湖南巡撫張亮基幕，後又入曾國藩幕。1861年由曾國藩疏薦任浙江巡撫，督辦軍務。同治元年（1862）升閩浙總督。太平天國平定，封一等恪靖伯。後歷任陝甘總督、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軍機大臣。曾國藩對左宗棠同樣有提攜之恩，不過二人的關係並不像曾李那樣始終平順，因為性格、作風不同，二人一生既有精誠合作，也有重重恩怨。特別是同治三年，因為幼天王的下落如何向朝廷彙報等問題，左宗棠與曾國藩產生重大分歧，導致從此不通音訊。"曾左恩怨"因此成為後世津津樂道的一個話題。
雖然交往過程中參差不斷，但是在經濟生活上，曾國藩、左宗棠二人卻表現出諸多驚人的相似之處。
統兵打仗期間，二人對待經濟問題，做法如出一轍。曾左二人在出山之初，都曾立下清廉之志。曾國藩帶兵之初，曾通告各州縣，立誓"不要錢，不怕死"。而左宗棠入幕之始，也"立誓不以錢自汙"。 兩個人在辦理軍務的過程中，雖然都掌握著巨大財源，個人收入也不低，但寄回家的錢都很少。左宗棠"撫幕八年，籌兵籌餉，辦釐減漕，一切財政無不經心，無不經手"，成為獨當一面的將領之後，薪餉更為優厚，但每年只寄二百兩回家。同治元年，他在家書中這樣解釋原因：
念家中拮据，未嘗不思多寄，然時局方艱，軍中欠餉七個月有奇，吾不忍多寄 也。境遇以清苦淡泊為妙，不在多錢也。
曾國藩在軍中，"躬尚約素，所衣不過練帛，冠靴敝舊，與士卒臥起同時，不苟安逸"。而左宗棠則如此自述：
自入軍以來，非宴客不用海菜，窮冬猶衣縕袍，冀與士卒同此苦趣，亦念享受不可豐，恐先世所貽餘福至吾身而折盡耳。
兩個人軍中收入所餘，都經常慷慨地捐助地方慈善事業。曾國藩常賙濟困苦流離的紳民。而左宗棠在同治二年家信中說：吾在軍中自奉極儉，所得養廉銀，除寄家二百金外，悉以捐賑。
治理地方期間，曾左二人在吏治上的觀點和措施也幾如一人。曾國藩認為當時天下一切問題根源都在吏治，因此挽救危局必須從吏治入手。"務須從吏治上痛下功夫，斯民庶可少蘇"。"若不從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滌腸蕩胃，斷無挽回之理。"左宗棠也說："嘉、道以來，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講求吏治。""惟吏治不修，故賊民四起，此時再不嚴治奸民，慎擇牧令，事更不堪問矣。"
曾國藩從不收屬下的貴重禮品，只收價值菲薄之物，左宗棠也是如此。胡雪巖從上海給遠在甘肅的左宗棠寄送金座珊瑚頂、大參等貴重禮物，左宗棠只留下了一點食物，其餘物品全部退回，並且回贈了一些甘肅的土產。
左宗棠對陋規的看法與曾國藩相似，他認為此項用之辦公，或者官場上的應酬，尚為合理。但是巧立名目，納入私囊，或者以此款為私事行賄，則是"贓款"：
相沿之陋規，或藉以辦公，或取以充交際之用，尚可謂為應得之款。至因巧取而創立名色，因營私而潛通請託，則贓款也。若亦指為應得而以陋規寬之，是夷、蹠可同科，貪夫多僥免，法未立而弊已滋矣。
因此二人在太平天國戰後的善後工作中，都以整頓吏治、裁撤陋規為核心，他們大幅度整頓舊有稅收制度，降低了民眾稅負。
在治理地方的過程中，曾左二人都非常重視對下屬的耳提面命式的廉政教育。曾國藩曾作《訓誡淺語》等頒屬下，左宗棠則將清初名臣汪輝祖的《佐治藥言》和陳宏謀的《在官法戒錄》分發給官吏，"俾其知所儆畏"。他還於同治十一年（1872）在蘭州精心選編了陳氏的施政文書、汪氏的《稱職在勤》以及清朝專論吏治的文章共十八篇，編成《學治要言》一書，"頒諸寅僚"。
和曾國藩一樣，左宗棠不厭其煩地在對屬員的批答中進行訓諭。他在批覆臨潼縣知縣伊允禎稟接印視事情形的批札中說：
做官要認真，遇事耐煩體察，久之無不曉之事，無不通之情。一片心腸都在百姓身上，如慈母撫幼子，寒暖飢飽，不待幼子啼笑，般般卻在慈母心中，有時自己寒暖 飢飽翻不覺得。如此用心，可謂真心矣。有一等人，其平日作人好，居心好，一旦做官，便不見好。甚或信任官親幕友門丁差役，不但人說不好，即自己亦覺做得不好。……今以百姓之事交付官親幕友門丁差役，若輩本非官，官既非真，心安得真耶？
這些文字，放到曾國藩批牘當中，相信大部分人無法辨別出來。曾左二人的家庭教育理念更是出奇地一致。咸豐十年四月初四日，曾國藩在日記中記載，他與左宗棠聊天，左宗棠說"凡人貴從吃苦中來""收積銀錢貨物，固無益於子孫，即收積書籍字畫，亦未必不為子孫之累"。這正是曾國藩一貫的思想，所以他評價此語為"見道之語"。
曾左二人都從自身成長經驗總結出，大富之家並非是一個人良好的成長環境。曾國藩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五日給紀澤家書中說："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錦衣玉食而後謂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輿馬僕從習慣為常，此即日趨於奢矣。見鄉人則嗤其樸陋，見僱工則頤指氣使，此即日習於傲矣。"因此他要求"子侄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從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須一一為之，插田蒔禾等"。左宗棠家書中也常見這類語言。比如在給兒子孝威的信中，他說："吾家積代寒素，至吾身上膺國家重寄，忝竊至此，嘗用為懼。一則先世艱甘太甚，吾雖勤瘁半生，而身所享受常有先世所不逮者，懼累葉餘慶將自吾而止也。爾曹學業未成，遽忝科目，人以世家子弟相待，規益之言少入於耳，易長矜誇之氣，懼流俗紈絝之氣將自此而開也。"他要求兒子在官屬中不可擺少爺排場：
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規模，不可沾染官場氣習、少爺排場。一切以簡約為主。署中大廚房只准改兩灶，一煮飯，一熬菜。廚子一，打雜一，水火夫一，此外不宜多用人。
曾左二人都願意讓子孫居守田園，不願他們到官署，怕的是他們習慣了大城市的生活，沾染了富貴習氣，耐不住鄉下的清苦。同治六年五月，曾國藩在家書中勸告歐陽夫人說："居官不過是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長久之計，能從勤儉耕讀上做好規模，雖一旦罷官，尚不失為興旺氣象。若貪圖衙門之熱鬧，不立家鄉之基業，則罷官之後便覺氣象蕭索，凡盛必有衰，不可不預為之計。望夫人教訓兒孫婦女常常作家中無官之想，時時有謙恭省儉之意，則福澤悠長。"
而光緒二年左宗棠的一封家書，與曾國藩的口氣一模一樣：
子孫能學吾之耕讀為業，務本為懷，吾心慰矣。若必謂功名事業，高宮顯爵，無忝乃祖，此豈可期必之事，亦豈數見之事哉！或且以科名為門戶計，為利祿計，則並耕讀務本之素志而忘之，是謂不肖矣。
曾左二人都不願"營田宅以為子孫計"。曾國藩因為家中修建住宅花去錢七千串而大發雷霆，左宗棠也因為兒子沒經自己同意改建房屋而痛責。
正因為不想遺子孫以銀錢，所以二人在督撫生涯中，廉俸所餘大都"隨手散去"，捐給了地方慈善或者用於其他公用開支。同治八年，湘陰水災，左宗棠捐銀一萬兩："今歲湖南水災過重，災異疊見，吾捐廉萬兩助賑，並不入奏。回思道光二十八九年，柳莊散米散藥情景如昨，彼時吾以寒士為此，人以為義可也。今養廉歲得二萬兩，區區之賑，為德於鄉，亦何足雲。有道及此者，謹謝之。"光緒三年，陝甘等地大旱，左宗棠帶頭捐給陝西一萬兩，甘肅慶陽三千兩。光緒五年，左宗棠的老部下劉典去世，家中老幼無以為養。左宗棠拿出六千兩薪俸，為劉典治喪並接濟他的家人："克翁……至其身後一切費用……共六千兩，均由我廉項劃給，不動公款，恐累克翁清德。"
除了以上諸大端外，在其他一些細節上，曾左二人舉動也不謀而合。比如兩人在處理家庭經濟事務中的一個相同原則是對家人要求甚嚴，而待親族則較厚。曾國藩在道光年間，寧可先不還家中欠債，也要儘早救濟親族。左宗棠也一直要求子女在"崇儉"的同時，對族人"廣惠"："其自奉也至薄，其待人也必厚。"
他們均不好女色。曾國藩因為老年病痛無人照料，才納了一個小妾。左宗棠則在青年時代因為婚後夫人遲遲沒能生育，置過一妾。去世前幾個月，也因為生活起居需要，在福州納了另一妾章氏。兩人妻妾數量在當時大員中都屬極少者。
兩人身後所遺，也相彷彿。曾國藩身後留下了一萬多兩遺產，而左宗棠任總督多年，遺產只有兩萬五千兩。在家書當中，左宗棠這樣談及自己身後的分家計劃：
吾積世寒素，近乃稱巨室。雖屢申儆不可沾染世宦積習，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節之勢。我廉金不以肥家，有餘輒隨手散去，爾輩宜早自為謀。大約廉餘擬作五分，以一為爵田，餘作四分均給爾輩，每分不得過五千兩也。爵田以授宗子襲爵者，凡公用均於此取之。
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的相似與不同
曾左兩人在經濟生活上這種高度相似性，基於相同的出身和相似的教育背景。曾左二人年齡相仿，曾國藩僅長左宗棠一歲。出生地一為湘鄉，一為湘陰，相距不遠。出生時家境也相當，都是所謂"耕讀之家"的小地主家庭。二人性格雖然一內向一外向，反差很大，但皆屬方剛強毅之人，為人治學均深受倔強自強的湖南文化性格和經世致用的近世湖南學風影響。
與其他區域文化相比，經世思想傳統在湖湘文化中表現特別突出。嶽麓書院傳習理學，以經世致用的學風著稱於世。湖湘文化培育出來的強悍性格，"所表現的內 涵是積極的人生觀，是強烈的權威感，是高度的成就需要"。受這種學風薰陶的曾左身上皆有一種胸懷天下、不以個人得失為念的大氣。左宗棠雖然屢試不第，但並不以個人境遇為憂，而是時時為將來有功於天下做準備："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 卷，神交古人。"曾國藩也認為，立志之時，不必謀及個人利益："做個光明磊落、神 欽鬼服之人，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不必愛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說，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偉人，人生日用、建功立業自然也就不在話下。曾左二人一生，都很少以物質條件為念，精神專注於大事。
和李鴻章一樣，左宗棠晚年也深度介入洋務運動。1866年，左宗棠創建馬尾船政局，正式建立了近代中國第一個大型的新式造船廠。1871 年，他在蘭州建立甘肅製造局，自造槍炮。1880 年，他又創設蘭州機器織呢局。此外，他還鑑於西北地區旱災頻仍、水利不修的情況，多次託人在上海購置西洋開河、鑿井等新式機器，運到甘肅，發展農田水利事業。可以說，洋務運動中，他和李鴻章一樣掌握了大量經濟資源，但是我們找不到他參股其中以謀私利的記載。同樣，曾國藩督兩江時，如果想發財，也是易如反掌。比如通過批鹽票一項，就可以成為鉅富。然而他卻嚴格要求家人，不得領取鹽票。
而李鴻章身上的江淮氣質則與"湖湘性格"頗有不同。李鴻章的老家安徽合肥所處皖北地區，為南北要衝，歷代大的戰亂多涉及此地，"安危治亂，與時升降"。皖北自康熙六年至乾隆四十二年之間，行政區劃變動極為頻繁，地方政府統治薄弱。在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中，土匪橫行，社會治安條件極差，所以民眾尚武，"民情好鬥"。
在這樣的人文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李鴻章，受底層文化影響比較大，性格豪邁，做事不拘一格，行動以實用主義為指針。福爾索姆在《李鴻章的氣質、性格與事業》中說："他極端實際和講求實效，腳踏實地……在會談中，他總是不拘禮儀，不讓它阻礙達成友好協議，並能以令人驚異的明晰見解，一下抓住問題的核心。……在李鴻章看來，與想象中的邪惡鬥爭是無益的。人們只能做他們能做的事。'惟有量力踏實做去。'"
"李鴻章在其密友中，以和藹可親和極具幽默感著稱。……另一方面，他也以講話魯莽（如果不說是粗暴的話）、脾氣和驕傲自大而聞名。……講話魯莽是他用於恐嚇對手的一種手段，但是當他們敢於面對他時，他就變得較溫和了。"李鴻章特別講哥們兒義氣。"……李一生中對朋友的忠誠幾乎具有傳奇色彩。……當朋友身處逆境時，也必須忠於他們，運用自己的影響幫助他們。李非常確信這一點，以至願意冒危害自己地位的風險去這樣做。在曾國藩指控李元度的事件中，李鴻章辭離了曾國藩的幕府，這與其說是支持元度，倒不如說是維護忠於朋友的原則。"與此同時，李鴻章還酷愛虛榮，喜聽奉承，善打痞子腔，這都是底層文化性格的表現。在物質享受上，李鴻章也非常現實，沒有理學家那種以物質享受為敵的行為傾向。
因此在居官操守及吏治方針上，曾左二人表現出驚人的相似性，而與李鴻章存在巨大反差。
曾國藩的低調與左宗棠的張揚
當然，除了以上諸多相同之處外，曾左二人還是有一些不同之處的。曾左雖然性格都很剛強，但是其"剛"亦有區別：左宗棠性情張揚外露，辦事凌厲果斷；曾國藩則內剛外柔，做事低調。
曾國藩不想居清官之名。他資助很多慈善事業，都是隻做不說，深恐為人所知。
而左宗棠性格凌厲外向，樂於顯揚自己的清廉之名。郭嵩燾說左宗棠在軍中，"日以吾無一錢為言"，唯恐自己的清節不為人所知。曾左二人都拒絕下屬送自己貴重禮物，曾國藩通常是通過自己的門子家人代為拒絕，左宗棠卻高調地發佈公告，以"通飭"的方式，要求"文武印委員弁刪除慶賀禮節勤思職守"："照得新疆軍務未竣，本大臣爵閣部堂駐節肅州，啟處不遑，所有關內外文武及營局各員，凡遇慶賀禮節概應刪除。即謂長屬分義攸關，宜隨時通候以表虔恭之意，稟啟將意亦無不可，斷不準擅離職守來轅進謁，致曠職守。其有專差呈送禮物者尤幹例禁，已早飭文武擯棄不收。各文武印委均應勤思職業，毋得非分相干，自取咎戾。懍之！"
曾國藩雖然在家書中反覆教育兒子要儉樸自持，卻從來沒有提及要將這些家書傳之後世。左宗棠則特意囑咐自己的兒子將家書裝訂成冊，以流傳後人：
曾國藩中年變法之後，對官場的潛規則採取部分妥協的策略。因此，他晚年居官，也時有"灰色"之舉。比如曾國荃經常舉薦親友到兩江總督衙門謀差事，曾國藩多數都給予了妥善安排。而左宗棠則一生基本保持了清峻凌厲的做官風格，操守之嚴，到老弗懈。在西北主政之時，有不少家鄉的親朋前去投靠，希望謀個飯碗或前程。這些人大部分都被左宗棠峻拒，所獲不過是一份回鄉的川資。僅在肅州一地，左宗棠就為這些人支付了高達四千多兩的路費。左宗棠寫信給陝甘總督楊昌濬說：我的戚族如有逗留蘭州一帶請求收錄的，決不宜用，"亦可省弟一累也"。他的夫人去世前曾請其給予湖南柳莊家中的門丁何三以勇丁糧餉，他認為何三是家人，非勇丁，而從自己的年俸中撥銀付給：
何三在家看門，老實而晚景不佳，爾母在閩時，曾說過給與一名勇價，吾諾之。惟念勇之口糧不可給家丁，是以久未給與，予亦且忘之矣。今寄信若農，劃撥養廉銀二百兩零一兩六錢，交爾給何三，以丁此項，即以踐爾母之宿約也。
可以說，在左宗棠身上，更鮮明更風格化地體現了湖南人的"霸蠻"、較真或者說"騾子"精神，而曾國藩則更大氣含元，藏而不露，以渾為用。二人官風一墨一黃，體現了傳統清官的兩種不同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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