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世英
一九八〇年，我應北京大學出版社之約，寫了一篇題為《談談哲學史的研究和論文寫作》的文章，發表於該社出版的小冊子《怎樣寫學術論文》（1981年 5 月第 1 版）上。那篇文章寫得比較長，凡是那裡談過的，我都不想再重複了，這裡只是繼那篇文章之後作些補充。
關於哲學史的研究，我想補充的一點是，在研究過程中常感具體科學知識不夠。黑格爾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史家，可是他的具體科學知識又何等淵博！ 我們讀黑格爾，一方面覺得非常艱澀，另一方面又總是感到內容豐富，意味無窮，這不僅是單純地由於他思之深切，而且是由於他的學識博大深厚。從黑格爾這裡，我認識到，即使專門搞哲學史，也該把學習具體科學當做自己研究工作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單純地研究哲學原理本身，不可能研究好哲學原理；單純地研究哲學史本身，也不可能研究好哲學史。這是我多年來在教學研究工作中積累的一點體會，也是我經常覺得沒有做到而引為遺憾的一個方面。現在年事已大，再想補課，已為時過晚，只能寄希望於 青年學者了。有的同志主張大學哲學系的學生應該兼讀一個副系，我很贊成這個辦法。哲學家宜兼作某一門別的具體科學家。
關於黑格爾哲學，我的論著主要是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想概括和評論黑格爾哲學的一些基本觀點，揭示其深刻合理的思想，及其在西方哲學史上的地位；二是講述黑格爾著作特別是解釋他的邏輯學著作。
我覺得學習和論述一個哲學家的思想，首要的是真正搞懂原著，理解原意，忠於原意。對於黑格爾的這樣晦澀難讀的著作，尤其如此。讀黑格爾， 最容易望文生義卻還不易察覺，而在察覺以後卻又最容易找理由為錯誤的理解作辯護。我在這裡說的，還不是指治學態度問題，而只是指黑格爾著作的晦澀的特點在客觀上就容易使人陷入這種境地。該怎麼辦？我想，最主要的是，不要到處都採取抓住隻言片語不放的態度。黑格爾的行文，就字句來看， 往往前後正好相反：這裡這樣說，那裡那樣說。所以我們在讀黑格爾的著作 時，特別要通貫他的整個思想，聯繫與主題相關的其他各處的講法與提法，這樣才能通曉他的真諦。遇到一個地方不懂，當然不能隨便放過，但不能老停留在那裡，死摳仍然不懂，無妨放下，繼續往下看，很可能黑格爾在另外的地方會對同一問題又從另外的角度有所闡發，這就能使你對前面不懂的地方有恍然大悟之感。我在講解和註釋《小邏輯》時，主要採取了兩種方法： 一是就同一問題，把散見在《小邏輯》各節以及黑格爾其他著作中的有關材料和論述都聯繫起來，蒐集、集中在一起，俾使讀者對某一問題的理解能從多處收到互相參照、互相發明之便，這也許可以叫做"用黑格爾注黑格爾" 的方法。二是借用一些現代西方黑格爾學者包括新黑格爾主義者的註釋和論述來註釋黑格爾，以作為我們理解黑格爾原著的參考，這實際上是一種"集註"的方法。我想，採用這兩種方法，也許能使我們對黑格爾思想的理解比較貫通，比較接近原意。
理解黑格爾原意的另一個重要之點，就是要注意到黑格爾所用術語的特點：同一個術語可以有一個基本的含義和用法，但也往往有不同的含義和用法。因此我們在讀黑格爾著作時不能拘泥於一種含義和用法，否則，就會感到矛盾，感到講不通，甚至牽強附會地曲解原意。例如"自為"（für sich） 這個術語，我們一般都知道是指"展開"的意思，但如果死抓住這個含義到處套用，就會使你迷惑不解，因為這個字在不同的場合具有不同的含義，例如它有時是指"自覺"的意思，有時是"獨立"的意思，有時是指"孤立" 的意思，有時是指"就一事物本身而言"的意思，等等，這就要聯繫上下文才能確定，決不能一概而論。
當然，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要理解黑格爾的原意，還有一個外文問題。 我在黑格爾哲學的教學過程中，發現聽眾提出的疑難問題有不少是由於單憑閱讀中文譯本而引起的。我決不是說現在的翻譯水平不高，更不是要大家不用中譯本。但是即使最好的、很有研究水平的譯文，也不能完完全全地代替原文。有時同一個中譯文的術語，原文卻是意義很不相同或者大相徑庭的兩個字；有時同一個原文字，由於兩處的用法不同，譯者用了兩個不同的中譯文術語，這在翻譯上是允許的，有時是很必要、很妥貼的，但單從中文譯文 卻看不出這同一個字的兩種譯法、兩種用法上的內在聯繫。象這樣一些地方， 如果僅僅按中譯本讀書、寫文章，就難免出差錯。這個問題，需要我們從事研究、翻譯和註解黑格爾著作的專業工作者幫助解決，但有條件的同志特別是有志於讀懂黑格爾著作的青年人，不妨利用已有的條件或爭取條件，學點外文。
如何區分一種哲學思想的精華與糟粕，在黑格爾這裡，是一個特別嚴重的問題，也是一個能否做到忠於黑格爾原意的問題。黑格爾哲學的特點之一是唯心主義與辯證法往往緊密地糾纏在一起，甚至可以說是結合成了一個內在的有機的整體。例如黑格爾哲學有兩條基本原理：一個是，只有精神才是真實的；一個是，只有對立統一才是真實的。這二者在黑格爾那裡是一件事情的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因為他認為，精神，也只有精神，才能達到對立統一。這個觀點既可以說是最唯心的，又可以說是他哲學中最富有辯證法的思想，是他的辯證法的核心。如何區分這個觀點中的良莠，決不能簡單造次。 抓住其中任何一個方面而否定其他一個方面，都會曲解黑格爾哲學的真正面貌。
我在研究西方哲學史、黑格爾哲學和新黑格爾主義的過程中，深感對某一問題的原始資料如果掌握得不夠全面、不夠準確，就很難寫出紮實可靠的研究論文。好比一個商店，如果缺貨，或者貨色很差，則無論怎樣擺設佈置， 也最多隻能引起那些隨便逛逛商店而不想買貨的人的興趣，卻決不能滿足真正的顧客的需要。對於我們搞哲學史的人來說，最重要的一項貨源就是哲學家的原著，當然也一定要掌握當前的研究資料。不先對這些東西作一番蒐集、 鑽研，就不可能提出有根有據的新見解。聯繫到這一點，我倒是很讚賞有些前輩哲學史學者的看法：寧可先多下些述而不作的功夫，然後才能有所作。 我領會這個意思無非是說，先對前人的東西、已有的東西，蒐集全面，理解準確，然後才能在此基礎上有所創新，有所發明。新見新解不同於標新立異： 前者是在祖述前人的基礎上開花結果，後者是隨風飄搖的轉蓬。我的老師，前南開大學文學院長、圖書館長馮文潛（字柳漪）教授有一次把我叫到他家 裡，指著我翻譯的巴克萊《人類知識原理》的一段翻譯文字說：這句話譯得很漂亮，但不太切合原意。接著，他提高了嗓子，借題發揮了一通，大意是說，做學問要嚴謹紮實，搞翻譯重在忠於原文，講述一個哲學家的思想也應該從原著出發，應該忠於原著。有人在寫一個哲學家的思想時可以寫得天花亂墜，立論似乎很新，但對照原文一看，卻破綻百出，所謂新論不過是空中樓閣。柳漪師平素對我親如慈母，但一遇到這樣的問題就會突然嚴肅起來。
他的這番話說得那麼斬釘截鐵，使我不由自主地忐忑起來。柳漪師去世已經二十一年了，他的告誡至今猶在我的耳邊。
我從大學畢業後幾十年來，講授過《形式邏輯》、《哲學概論》、《政 治課》、《列寧的〈哲學筆記〉》、《現代資產階級哲學》（部分）、《西 方哲學史》、《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黑格爾哲學》、《新黑格爾主義》等課程。在多年的教學過程中，我體會到語言表達對促進思想的重要性。一般地說，當然是先要在思想上把問題搞清楚，然後才有可能在語言上表達清楚。但我卻還有另一方面的經驗，就是，在對問題有了一定的研究和粗線條的想法以後，就往往急於想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寫講授提綱不過是語言表達的方式之一）來考驗這些想法的正確性和準確程度，來發展這些想法的細節。在語言表達過程中，原以為正確的，也許會證明是錯誤的；原以為是明白的，也許會證明是模糊的；原以為是充分的，也許會證明還有待補充。 例如我在講完一課之後，經常會發現一些需要進一步研究或改進的問題，有時甚至就在課堂上也能一邊講一邊意識到這樣的問題。這就促使我把問題想 得更深透。也正因為如此，我在指導研究生時，總愛強調：只有用自己的語言，概要式地複述一下自己所精讀的哲學原著，才能把這部原著掌握得更熟練、更準確。根據同樣的想法，我在搞研究、寫論文時，往往是有了基本資料、基本論點和基本結構以後就立即動筆，然後在動筆表達過程中再不斷充實，不斷修改，不斷髮展。有時，只是由於動了筆才發現問題嚴重，才有山重水複疑無路之感，這時就要不怕艱辛，停下筆來，再廣泛蒐集資料，整理自己的論點，只有經過這樣一段時間的重新醞釀，才會達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境地。這裡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馬克思的那句人所熟知的名言，就以它來結束我這篇漫談並以此來激勵自己吧："在科學上面是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嶇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勞苦的人，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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