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自興盛以至衰亡，經歷290年。在前期124年中，封建統治者承隋之弊，政尚清簡，納諫用人，輕徭薄賦，綏撫親附，人民生活由動亂趨於安定，從而促使社會經濟繁榮發展，出現國家財賦比較盈足的局面。但自玄宗天寶年開始至憲宗元和15年的79年間，承盛世餘緒，晏安耽毒，朝政失理，佞臣附幸，地方跋扈，變亂四起，賦役繁興，人民逃亡流徙，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國家財賦處於收不抵支極為睏乏的境地。
轉入穆宗至昭宣帝的後期八十七年，更因宦官與士族間權力鬥爭不已，地方割據勢力坐大，中央權力旁落，賦稅更為苛濫，社會經濟走向崩潰，終於在農民起義浪潮中衰亡。可以說，有唐一代，它的賦稅制度的變革與起落，始終是隨著政治狀祝的好壞而轉移變化的。
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學家，他生於唐中葉安史亂後的憂患之世，從政期間，即抱興利除弊，變革腐政之志，曾參與順宗時王叔文集團進行的“永貞革新”。貶官流徙後，在詩文中對唐中期出現的弊政和賦稅苛虐所造成的民生疾苦情狀，多有抒發。從其詩文中、更為後人揭示了賦稅必須寄重於治政，致意於民生之理，而唐代賦稅之所以初平終亂，大抵亦緣因於此。這裡就讀後幾點隨想，歸結唐代賦稅稱平稱亂的原因所在。
隨想一：治政重在養生，治賦重在安民
賦稅和兵役(包括勞役)，是歷代封建王朝統治賴以維持而作為治政要略的兩大基礎。封建經濟的根本在於農業，唐初百餘年盛世的出現，除了政尚寬簡等外，主要是實施“均田法”，使民有可耕之田，大量荒地得到墾種，和推行“租庸調製”，在編造人丁戶籍基礎上，較合理地規定賦役負擔，使政府有可靠的財力來源。重視農業生產，減輕民力負擔，社會經濟就得以穩定發展，加上統治者能以戒奢崇儉列為《帝範》，國家財力也就出現盈足局面。
但是，中期後情況變了。統治者在蓄積殷富的陶醉下，不能“慎終如始”以至治安則驕侈生，驕侈則危亡至，權力下移，變亂踵起，募兵擴增，賦役加重，人戶離散，農業經濟惡化。在官吏逼索賦稅刻剝下，農民生計無著。這些情況，在柳宗元的詩文中都作了深刻的揭露。農民們終年累月的勞作，得到的是“盡輸助賦役，聊就空舍眠”“蠶絲盡輸稅，機抒空倚壁” 等了無遺存的悲慘結局。
“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一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
柳宗元《捕蛇者說》一文中的捕蛇者訴說：這種苛政苛徵，重賦重斂之毒已甚蛇。問題在哪裡？即在治政不重養生，治賦不重安民，不圖發展經濟，但求增賦斂稅，上焉者好煩其令，不問財源培養，下焉者借旨逼索，不顧民力負擔。出現
“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薐，繰而緒，早織而縷，字而幼孩，遂爾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
種種唯恐羅掘不足的苛繁督責現象，政失養生治平之道，賦去安民生財之源，禍亂自然產生。柳宗元的這些詩文，說明作為封建治政要略基礎的賦役制度，在統治機體腐朽性日益暴露中，已經走上了絕途。
隨想二：只有變革政治，才能變革賦稅
國家賦稅制度因勢異情變而須作相應的變革，它既須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更須合乎安定統一政局的要求，後者更是其能否取得變革成效的前提條件。唐初一百幾十年中，鑑於隋末重奢重賦之失，務以撫輯流亡休養生息、輕賦治安復甦社會經濟為重。統治集團內部雖也有權力爭奪，但基本上是求治求安，並在“中國既安，四夷自服”下擴大了疆土，出現了盛世。一個安定統一的政治局面，是“租庸調製”得以較持久推行的重要前提。
大唐朝政圖
安史之亂後，皇帝荒政，潘鎮擅權，官員貪賄公行，中央權力被分割了，雖然創立了鹽茶榷徵，推行“兩稅法”變革賦稅舊制，更興舉了一些工商雜稅，力圖擺脫財政困境，然而，最終成為苛斂之政，賦稅增繁，財政困難反而加劇。原因何在？用柳宗元在《封建論》中ー句話，是“失在於政，不在於制”。針對唐王朝當時的情況，他認為制亂為治的根本是“善制兵，謹擇守”，也就是首先制兵擇守，解決潘鎮擁兵自重和朝廷中吏治不振，斂財阿佞的風氣，輔之以“去貪賄，平徵賦”，禁絕貪賄營私之途，廢除苛雜擾民之徵，才能扭轉敗局。
在“永貞革新”中，柳宗元和王叔文等人即曾採取剝奪臣官干政權力，抑制潘鎮勢力，廢罷掠奪商貨的“官市”，揭露京兆尹李實貪殘逼稅，頒令天下諸道，除正勅率稅外，禁斷各種苛什，除上供外，不得別有進奉，以及降低鹽價，免除民間欠稅和青苗錢以及任用杜佑為度支，鹽鐵轉運使，積極整理財賦等措施。這一革新，雖從治政整飭著手，然而封建政治的頑症是根深蒂固的。在頑固勢力的阻撓下歸於失敗，發起者遭到了貶徙。
永貞革新圖
從而也說明了國家的賦稅總是從屬於政治，治政混亂，賦稅整頓難期有成，而變革政治，往往涉及封建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在事權分散不能集中統一領導下，施行賦稅變革，即令定有善制，也難免在各種掣肘中，遭到失敗。“兩稅法”如此，“永貞革新”更如此。唐中期後政弊賦亂的愈演愈烈，其癥結也不外乎於此。
隨想三：徵取賦稅當以“富庶且教為大任”
賦稅作為一種強制性的徵收，是國家產生後必然的產物，為了維護階級統治的需要，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賦稅徵收範圍也必然日益擴大。徵取賦稅的目的究竟是為了什麼？從歷來封建王朝來看，不外乎為君為民兩條途徑，為君也就是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或用於豢養大批皇室官僚貴族，或用於黷武用兵擴張強權勢力，或用於帝王宮室奢修私慾需要。
大唐宮殿圖
為民則必重視社會經濟穩定發展，重視人民生活安定富裕，重視民力負擔的均平合理。唐王朝由前期之盛，轉而為中期之衰，到後期之亡，從賦稅徵收的變化來看，是從較重視為民而逆向於為君的必然結果。
柳宗元在《答元饒州政理書》中，正是就徵取賦稅目的，針對時弊，提出了“不唯充賦稅養祿秩而已，當以富庶且教為大任”的看法，是富民之政還是虐民之政，可以說是唐代近三百年賦稅發展變化的一個分界點。如何從賦稅徵收上體現富民還是虐民？除了苛徵暴斂的種種繁雜的額外逼索不論外，主要是如何使貧富之間做到均平合理負擔。對此，他在談及政理問題中，認為元的“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的主張，是不可取的。
柳宗元談治世圖
它只有在政理治平之世，或尚可以，而當政弊賦亂之時，已是“貧者無貲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指官吏地主豪富們將賦稅負擔強加在貧者身上)”而“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指以經營非份所得賄賂庫員)，則無富之名，而有貧之實(通過逃避賦稅負擔而取得應屬於貧病者減兔之實)”形成了“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的情況，仍然倡言“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如何能達到合理負擔？並舉列了唐王朝當時雖屢頒免賦之令，事實上受益的是地主富戶，因為“富戶可以戶獨免”，而貧苦的佃戶既不免交租服役之苦，還承受高利貸剝削，以至拾穗充飢，處處存在而無申訴之處，如此情況，又如何能達到合理負擔？
造成這種負擔不合理，根本關鍵是必須改變土地分配製度，使耕者都能得到作之田，並認真核實丁田之數，均納田稅戶賦的同時，還必須對富者徵收工商稅和財產稅，以益富者稅來抑富者財，是限制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兩條可行辦法。否則，只會擴大貧富差別。那麼如何“益富者稅”?
大唐盛世圖
有兩種選擇：一是
向他們徵取“市井之徵”(工商稅)和財產稅，可以按十徵一，使無害於其經營，“猶足以安其堵(居住生活)”。因為徵稅後，仍有利可圖，“雖軀之不背易也(趕他跑也不會跑)。”二是如認為徵工商稅，易有逃稅隱匿，徵財產稅，又怕“殺畜伐木”吃光用光，影響社會生產，則可退而“舍其產而唯丁田之間”即通過查實其土地農業稅。不論採取哪種辦法，最重要的則在政府要統一法制，嚴肅法紀，整頓地方基層組織力量，樹立敢碰硬、不徇私、依法辦事的作風，賦稅既得均平，“富庶且教為大任”的目的也就可以達到，政理賦平，自然可期。充分抒發了國家治亂與賦稅均平相互關聯的重要思想。政理則賦平，政弊則賦亂，揭示了唐王朝賦稅興革演變的一條軌跡，也為後世封建王朝賦稅繁簡輕重轉易不常，提出一條可供探索的規律。
柳宗元《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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