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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馬史詩《伊利亞特》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
當勇敢而重情的特洛伊王子赫克託耳從腥風血雨的戰場上回來，向他的兒子阿斯蒂亞納克斯伸出雙臂時，阿斯蒂亞納克斯卻驚叫著躲開，並緊緊地抱住了他的乳母。原來，孩子被父親的盔甲和以馬鬃為頂飾的怪異頭盔嚇壞了。赫克託耳與妻子相視一笑，他摘下頭盔，放在地上，然後再次伸出雙臂，抱起兒子，用他無限的關懷將兒子高高地舉過頭頂……
這是一個帶有濃郁隱喻意味的場景。
被譽為唯一純粹、永遠的史詩般英雄的赫克託耳也許不會料到，他把兒子舉過頭頂的姿勢，在接下來的所有時代，會成為父親的一種經典象徵。
然而，當穿越時空隧道回到現實中來時，每一個父親都需要捫心自問：我有多長時間沒有把我的孩子舉過頭頂，用手或者用心？
當代知名心理分析家魯格·肇嘉給出的答案是：“我們確實生活在父親缺位的時代。”
這句話頗有點危言聳聽的味道，但魯格·肇嘉顯然是一個“直男癌”，他底氣十足地提示我們，大量的研究結論給世人敲響了警鐘，父親的缺失已經成為一種史無前例的弊病。
這位有著“人類心理學家”之稱的意大利學者寫了一本書《父性》。
這本書最大的特點是從心理學的角度，在西方歷史和文化的層面，對父親這一角色的變遷作了詳盡研究。從盤古說到當下，很燒腦，也蠻驚心。
2
父親有兩層涵義，一種是生理學意義上的父親，另一種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父親。
“有娘生，無爹養”，有的地方又曰“有娘生，無娘養”，是一句罵人的話，雖然不帶髒字，但很惡毒。意思是說一些不學好的渣渣從小就缺少了父母的教養，其中主要指的是缺少了父親的教導。
對此，魯格·肇嘉義憤填膺：“一個男人生育一個孩子，然後逃離成為父親的職責，這是所有時代中最經常發生，也是最陰險的罪惡之一。”
顯然，在魯格·肇嘉看來，對孩子而言，父親不僅是物質需求的提供者，更是心理需求的依靠者。
然而，不幸的是，父親正在成為奢侈品。
這其中一個最顯著的標誌是，父親陪伴孩子的時間越來越少。魯格·肇嘉提供的一個證據是美國的父親和孩子在一起的時間平均為每天7分鐘。
不知中國有沒有類似的統計數據，但考慮到有大量的父親背井離鄉外出打工，長年與子女異地生活的現實，估計最終的結論也好不到那裡去。
所以，《父性》對工業革命時期父親狀態的描述，特別令人感懷。
雖然父性的消失在一千多年前開始了，但作者認為工業革命初期是父親“最黑暗的時代”，他稱這一時期的父親為“隱形的父親”。
因為，父親從扔掉手中的鋤頭，走進工廠大門的那天開始，他也突然而徹底地走出了孩子的視線，失去了對孩子的權威，也讓孩子失去了心目中固有的父親帶來安全感，他的工作、生活、感情都開始遠離孩子，甚至與孩子的生活無關。他為孩子提供生計來源，卻不再被作為榜樣，不再成為孩子的直接教育者或引導孩子進入社會生活的引路人。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龐大的農民工群體應運而生，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隱形的父親”。
有一位攝影記者曾深入到湖北一個偏遠的山村，帶回來一組留守兒童的紀實圖片。
這些孩子的父母都外出打工了，他們留守家裡，長年跟隨年邁的爺爺奶奶生活。除了破舊且不合身的衣服，消瘦的身體，最讓人不忍直視是的他們的眼神，本該清澈陽光的眼睛，流露出的卻是與年齡極不相符的茫然與失落，完全找不到快樂的影子。
顯然，任何一點社會進步都伴隨著犧牲，而留守兒童犧牲是寶貴的父愛，還有母愛。因此，解決農民工子女隨父母生活、就讀問題，讓父親不再隱形，應該是改革進入深水區以後亟待重點解決的突出問題之一，不然，改革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
3
對父親而言，他承擔著對孩子十分寶貴的教育任務，其作用是各類教育機構無法取代的，就像學校教育不能代替家庭教育一樣。
但現實總是出乎意料的骨感。
魯格·肇嘉指出，父性的退卻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在實際生活中，父親比以往更少在場；二是在象徵意義上，他們的儀式功能——舉高、祝福和成人儀式——已經不再起作用。他同時指出，母親可以填補前一種空虛，但後一種很難填補。
在我看來，面對子女，大多數的中國父親無論在實際生活，還是在象徵意義上都存在先天性的發育不良。
在實際生活中，很多人不知道如何當父親、當好父親。尤其是面對青春叛逆期的子女，他們要麼百依百順，要麼強勢主宰，而當兩者都難以奏效，甚至發生衝突時，他們又會走向另一種極端：放棄父權，選擇逃避。
在象徵意義上，很多父親更是不懂幽默、不諳浪漫、不善表達的木訥人。西方人的那種激情表達，大多數中國父親受傳統文化的制約，根本學不來。他們又如何能夠像赫克託耳那樣在兒子和眾人面前脫下盔甲？
如果說赫克託耳的盔甲是關於父性制度的複雜隱喻的話，那麼對中國父親來說，這副盔甲就顯得格外笨重。
每一個父親，無論是自我心理慰藉，還是包括與家庭成員在內的社會人際交往都本能地需要一套盔甲。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讓他對長期緊緊籠罩在身上的盔甲變得無感。
在這種情況下，當孩子迫切需要父親的鼓勵與祝福時，身穿著無形盔甲的父親卻因為內斂或不屑而往往忽略了富有儀式感的“舉高”表達。結果，既傷了孩子的自尊，也敗了自己的形象。
因此，中國的父親們需要補課：果斷地脫掉冰冷的盔甲，向子女敞開溫暖的懷抱。
4
我注意到，魯格·肇嘉在《父性》中從心理學的角度歸納了兩個父親形象，一個是“希臘父親”，另一個是“羅馬父親”。
魯格·肇嘉認為，從荷馬史詩到幾部著名的悲劇，古希臘歷史圍繞的都是強大、完美的父親形象，或者說因父親離家而引發的鄉愁。古希臘人的個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感情以及社會生活建立的都不在於男人與女人的關係，也不在於男人與男人的關係，更不在於男人與神的關係，而在於父親與孩子之間的愛。
因此，“希臘父親”的形象是豐滿的、完整的，既有公共性，又不乏人性。
有趣的是，“希臘父親”強有力地出現在社會、神話和文學中，卻唯獨沒有出現在孩子的教育中，他把孩子的教育託付給了妻子或家庭教師。更有趣的是，儘管“希臘父親”經常遠離家園，但是如果沒有他，家庭將不可想象。所有的家庭情感都與父親有關，都以父親為軸心，就像車輪的車軸聚集在軸心。
魯格·肇嘉還特別推崇尤利西斯，就是那位獻計“特洛伊木馬”，讓希臘最終贏得特洛伊戰爭的伊塔爾島之王，稱他為權力與溫情的結合，體現的是“希臘父親”的本質。
古羅馬竭盡所能地吸收了古希臘的文化，“羅馬父親”就是其文化延續的另一種形式。
與“希臘父親”不同的是，“羅馬父親”是建立與維護羅馬社會秩序的支柱，這既包括公共秩序，也包括家庭秩序。他自己充當孩子的教師，有決定孩子生死的權力，也就是說，他對孩子的權威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魯格·肇嘉認為，延續一千多年，橫跨三大洲的古羅馬的強大與複雜也體現在“羅馬父親”形象上。
“羅馬父親”的身份被明確地用社會和法律的概念進行定義。男人與一個女人生下了一個孩子並不意味著就擁有了父權，父權的獲得在於這個男人要明確表達做父親的願望，即通過當眾把兒子舉到空中，或叫人去餵養女兒的富有儀式感的舉動，來表示他願意承擔責任。顯然，“收養”是確定“羅馬父親”身份關鍵詞。
對照“希臘父親”、“羅馬父親”，“中國父親”長什麼樣？我們該如何給“中國父親”畫一幅像呢？
我無法給出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個問題很複雜，也很重要，尤其是身處社會大變革之中，父子關係已令許多家庭近乎處於萬箭穿心的境地，這更值得我們去深度思考。
因為，魯格·肇嘉斷定：“一個民族的成功與一個堅強的父親形象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繫”，合上《父性》，我也堅信：一個孩子的成長與一個睿智的父親形象之間有著必然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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