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在寫宋代玉器的文章中提到，唐代是浪漫張揚的時代，而宋代是內斂寫實的時代，是因為宋代對於武力、武器的恐懼，設計了一整套制度把人弱化了，今天就來說說唐代的粗獷豪放怎麼就變成了宋代的內斂細膩了。
我們都是知道宋代是怎麼來的，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當了宋代的開國皇帝，而後“杯酒釋兵權”，迅速解除了幾位最有實力將領的兵權。他在後周最後一個職務就是“禁軍統帥殿前督檢點”，也就是皇城和皇帝的警衛司令，是皇家最後一道保證。趙匡胤他自己就知道這個職位何其重要，於是乎宋朝建立後，他就把這個職務給取消了（再來個和他職位一樣的人搞政變怎麼辦？那自己要多危險）。
而趙匡胤因為對武力的恐懼，他就想著改變人們對於軍事和武力的崇拜，每個人看起來都文質彬彬、柔柔弱弱的，那誰還有力氣造反。所以在宋代的官僚體系中，武官見了文官是要主動避讓的。他就是要讓世人感覺到武官要比文官低一頭。哪怕是樞密使一類的高級武官見了士大夫也要主動避讓。
除了對武力的恐懼，對武器也是相當的害怕，宋代的幾乎每個皇帝都頒佈過武器禁令。趙匡胤在宋代建國後不久，就頒佈了武器禁令，凡是京城人士以及老百姓，都不能私藏武器。而趙匡胤、趙光義兩兄弟（宋代第二個皇帝）的後代子孫們，對這條祖訓那可是體會頗深，在北宋年間先後七次頒佈了武器禁令，禁止的範圍也從京城擴大到了全國，武器的種類也是從兵器發展到了老百姓家中使用的普通刀具。一旦查出百姓家中有刀具，不但使用者有罪，連造刀、賣刀的人也要連坐。
禁令達到這種程度就很可笑了，這沒有菜刀怎麼做飯呀，沒剪刀怎麼做衣服呀。禁令最嚴重的時候，凡是開了刃的傢伙一律不準使用。在祭祀或是唱戲的時候使用刀、槍，一律不準用真傢伙，都要用木頭來代替。可以說宋代帝王們已經被刀光劍影嚇破了膽，對武力和武器的恐懼達到了神經質的程度。要知道趙匡胤本人那是以一條哨棒和一套“太祖長拳”打下了四百八十座軍州的人，他可不想再有第二個使用哨棒的人，把他的皇子皇孫們趕下皇帝的寶座。
弱化武力、禁止私藏武器、讓武官比文官低一頭，這對宋代武官來說已經具有很大的限制力了，而趙匡胤也沒忘了防範文官。
作為一位資深的政治家，趙匡胤對權利的分散和互相制衡那是十分精通的。在中央他首先把宰相的權利劃分成幾塊，把部分的行政權交給新成立的部門“參知政事”，讓這個新成立的部門給宰相分權，讓它來做副宰相。這行政權劃分出去了，接下來當然是財政了，又成立了“三司”專門管理負責財政，這樣又把財政大權從宰相里分割出來。
中央搞這一套，地方上也要這麼搞，這地方官首先由中央派出，每個地方的官員任職最多三年，三年到了換人，再由中央派另外一個人來做此地的官員。一個官員在一個地方的任職只有三年，哪有時間培植自己的勢力，就這樣咱們的“老趙”還擔心他會一家獨大、隻手遮天，於是他給每個地方的知州還設立了一個副手，叫“通判”。說是你的副手，其實就是來監督你的。跟中央一樣，行政權分了，還要分財政權，“老趙”又在地方設立了轉運使的官職，專門管理地方財政。（這不禁讓人想起了電視劇“軍師聯盟”裡面曹操和他兒子曹丕的一段經典對話。當時楊修因為誣陷司馬懿的父親司馬防，而被抓了起來，但是曹操最後卻沒有問罪楊修，而是把司馬懿和楊修同時收為己用，曹丕體會到了曹操用意，就說既然啟用了楊修，那最好再啟用司馬懿，好讓楊修有個對手，讓他們相互制衡、相互爭鬥，讓他們對曹家的些許賞賜就感恩戴德，最終誰也不能一家獨大。看來精明的帝王君主都會這套對臣下的分權制衡之術，而互相制衡爭鬥的臣下們只能可憐的當做君主手中的棋子了）。
這樣一套搞下來，可以說“老趙”的皇家對權利達到了乾綱獨斷的境界。天下只能是我皇家一家獨大，沒有人會因為自身武力的強大，而威脅皇權。可以說，繼秦朝之後，宋代實現了封建專制集權制度又一次重大升級，而趙匡胤也在專制集權制度的方向上，做到了他那個時代的最大極限。而這樣做的代價就是使得的宋代形成一套臃腫、複雜、繁瑣的官僚體系，辦事效率低的驚人。趙匡胤可以說是設計制度的天才，這樣做雖然穩固了皇權，但是這樣一套複雜的、辦事效率極低的官僚體系在後來也成了官場頑疾、尾大不掉，為後來北宋的滅亡埋下了深深的禍根。
正是因為宋代這一套重文輕武政治制度，從而讓使得唐代中國人的那種尚武精神消失殆盡，民間甚至流傳著“做人莫作軍”的民間諺語。有宋一代，軍人們不管立了怎樣大的軍功，很沒有中個進士風光。這種思想深深的影響了宋代中國的男人們，當個兵那是丟人的職業，不如好好讀書，寫點詩詞歌賦。於是乎這些原本有著血氣方剛的男人們沉迷於案頭簡牘當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中國人的體質那是越來越差，性格越來越內斂細膩。連梁啟超都說宋代的男人們“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
這就是重文輕武的惡果，英明神武的趙匡胤肯定沒有想到，他制定的這套制度，導致整個中華名族喪失了戰鬥力。大家都知道，仗打最終打的是一個國家的財力、物力，而且宋代的國力和實力那是遠遠大於當時遼、金、西夏、蒙古的，但就是打不過這些北方的少數民族，不得已只能是以割地、稱臣、歲供來換取短暫的和平。最終在公元1126年，北宋的東京汴梁被金國的鐵騎叩開，史稱“靖康之恥”，北宋滅亡，趙宋王朝被迫南渡。徽、欽二宗、文武大臣、後宮嬪妃通通被俘，一路押解北上，當時的慘像就不多描述了，總之很慘很慘。
說來也很奇怪，就是宋代人一直對於北方的少數名族心存忌憚，就是一說起來就怕的要死，那是一種打心底裡的畏懼，根本就沒有想著怎麼去打敗人家（明朝雖然比宋朝黑暗的多，但好歹也有天子守國門，絕不稱臣、絕不納貢、絕不和親的勇氣）。宋代人好像自始至終都有著一種悲觀的亡國滅種的心理，他們對未來的期望是悲觀的、是灰色的。
宋代文人最喜愛梅蘭竹菊這四種植物，就是喜歡它們的氣節。梅花在大雪嚴寒中獨自綻放；蘭花生活在幽靜的山谷之中；竹子是一節一節的，象徵氣節；菊花也是在深秋之中才開放。其實這四種植物都是在極其嚴酷的外部環境當中生存，宋代人喜愛這植物，以這些植物來比喻自己的節操，就是感嘆自己的未來所要面對的嚴酷環境。正是因為這種嚴酷的環境，才用這四種植物武裝自己的精神，給自我做精神做動員。
大家想想唐代人喜歡什麼？熱烈奔放的牡丹花、飲酒高歌、出塞入關等等。他們熱烈、自由、浪漫、歡樂。而宋代人沒有了跨上戰馬的動力，沒有了為國出戰的勇氣和信心嗎，有的只是老老實實的在家中、在案頭玩物之中、在詩詞歌賦之中消磨自己的時間，沒有勇氣和信心面對未來。宋代人的敏感和脆弱也體現在很多的作品之中，少有的豪放派詩詞也只是“空悲切、白了少年頭”“夢迴吹角連營”“可憐白髮生”，也只能在夢裡、在心裡出征邊塞、馬革裹屍了。
對未來沒有期望，害怕亡國滅種，一天老活在這種陰暗灰色的心理之下是不健康的。怎麼辦呢？那就只能尋找一種心靈的慰藉，一種擺脫對死亡的恐懼，從而使得理學在宋代應用而生。那句著名的“存天理、滅人慾”便是宋代人活生生的寫照。宋代人相信，只要擁有強大的意志力，剋制自己的慾望（私慾、淫慾、貪慾等等），遵守聖人規定的生活準則，那麼亡國滅種的災難就不會降臨在自己的身上。這種心理上的誤區，使得宋代人給自己以及自己的親人們提出了很高的、近乎於苛刻的生活準則要就，不允許自己哪怕是犯一點點的小錯誤，只有這樣做了，他們才能讓自己的內心安定。
我們都知道，古代是男權社會，男人這樣要求自己，同樣對女人的要求更加嚴格，唐代婦女可以畫著濃妝，騎著馬招搖過市，宋代婦女只能是在厚厚的簾子背後，偷偷的看一眼外邊的世界。唐代婦女可以像男人們一樣打馬球，而宋代婦女只能是裹起了三寸金蓮，笑不露齒的藏在深閨之中。唐代婦女以豐腴、健碩為美，宋代女人看起來都是一種瘦弱、病態的美。唐代婦女寬袍大袖、袒露胸襟，宋代婦女窄瘦貼身、交領深掩。而最可氣的就是宋代理學宣稱女性的貞潔那是關乎國家和世俗的大事，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一套整下來對女性身體和心理的打擊，遠比男性要大得多。男人們規定的制度，以及男人世界的戰爭，往往受害最深是女性。
正是因為宋代統治者重文輕武的制度，對武力和武器的極度恐懼，以及理學對人本身的束縛，從而使得唐代到宋代，中國的文化以及中國人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缺乏自信、沒有勇氣、內斂含蓄、追求內在美宋代人，創造了我國封建社會文化和經濟的最高峰，但是終其一代對北方的遊牧民族都是在做被動的防守，最終在公元1279年的“崖山海戰”之後，偉大燦爛的宋代文明被蒙古人摧毀殆盡，可謂是“崖山之後無中華”，令後人唏噓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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