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漢代蔡邕曾說：“古不墓祭”，墓祭即我們現在說的掃墓、上墳、上墓，古代皇家稱為上陵，即到逝者埋葬的地方祭祀的禮俗。古代通常有宗廟之祭來祭祀先祖，宗廟是專門為亡靈建造的居所。當然，《史記》：“武王上祭於畢。”《周禮》“成葬而祭墓為位。”《吳越春秋》：“夏少康封禹庶子于越，春秋祠墓於會稽。”等記載說明墓祭的出現還是比較早的。著名歷史學家楊寬梳理了定期墓祭禮俗的歷史，尤其是秦代、西漢、東漢時期的發展，指出：“他們常常用上冢的禮俗會集宗族、賓客、故人，作為團結和擴展大族勢力的一種重要手段。”也因此，古代上陵之制逐漸確定下來，而古代社會通常禮俗由高層而下推行迅速且有深刻影響，這對於理解民間掃墓也有重要指導意義，拋開政治因素，上墓、掃墓實際對團結親族的意義重大。
孔子聖蹟圖·子貢廬墓
原文
楊寬：上冢的禮俗和上陵之禮
從春秋、戰國之際開始出現的定期墓祭的禮俗，後世稱為“上冢”或“上墓”。至少秦漢之際已有“上冢”的稱呼。根據《史記·留侯世家》和《漢書·張良傳》記載，張良派遣大力士在博浪沙中狙擊秦始皇，誤中副車，秦始皇大怒，大索天下，張良便更改姓名，匿居下邳（今江蘇邳縣西南），在圯上（即橋上）遇見一個老父，後來從這老父得到《太公兵法》，老父說：“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谷城山下黃石即我矣。”後十三年張良從漢高祖過濟北，果然在谷城山下得到黃石，“取而寶祠之”。到張良去世，“並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伏臘，是指夏天伏日的祭祀和冬天臘日的祭祀。說明這時上冢的禮俗，已有夏、冬兩季的伏祭和臘祭。
張良像
西漢已盛行“上冢”的禮俗，常常夫婦一同到祖墳弔祭。漢武帝時，朱買臣原來家貧，靠樵柴薪出賣為生，常一路揹著柴薪，謳歌為樂。他的妻子感到羞恥，多次勸他不要謳歌，他卻更加謳歌，妻子便因此離去。後來朱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傢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飯之”（《漢書·朱買臣傳》）。說明當時已盛行夫婦在祭墓的節日一起上冢的禮俗。
西漢時已有皇帝命令臣下拜謁已故皇帝的陵寢和宗廟的。武帝時，蘇武出使匈奴被扣留，被遷到北海（今貝加爾湖）旁邊牧羊，堅持十九年不屈。到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因匈奴和漢和好，被釋回到京師。昭帝“詔（蘇）武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漢書·蘇建傳附蘇武傳》）。所謂“武帝園廟”，就是指茂陵和龍淵廟，因為龍淵廟就造在茂陵的寢園之東，連稱為“武帝園廟”。
西漢時也有皇帝遣使者祭祠臣下的冢墓的。元帝時，大臣蕭望之因得罪宦官而被迫自殺，“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漢書·蕭望之傳》）。說明這時每逢“歲時”祭祠冢墓已成為流行的風俗，皇帝追念已故大臣也要奉行這種風俗。
到西漢晚期，上冢的禮俗更加風行，而且常常被官僚、豪族利用來作為會集宗族、故人、官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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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哀帝時，何併為長陵令，有個做過侍中的王林卿，“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這時王林卿“賓客愈盛”，所謂“留飲連日”，就是連日用酒食招待和會集賓客。何並怕他犯法，登門勸他離開。在這事發生以前，王林卿曾“殺婢婿，埋冢舍”（《漢書·何並傳》）。顏師古注：“婢婿，外人與婢奸者也。冢舍，守冢之舍也。”說明當時官僚、豪族的冢墓園中，建築有守墓人居住的“冢舍”，留有奴婢守墓，家人上冢時，不但可以留宿，還可以舉辦酒席，招待和會集賓客故舊。
當時有些大官上冢時，舉辦酒會的規模已很大。例如董賢由於哀帝的寵幸，“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漢書·鮑宣傳》）。太官是宮中少府所屬主管膳食的官。董賢上冢時舉辦的酒會，竟然要由太官主持供應，這種酒會的奢侈和講究，也就可想而知。
西漢末年上冢的禮俗，已普遍成為會集和團結宗族、賓客、故人的一種重要手段。例如曾任谷口（今陝西涇陽西北）令、中郎等官的遊俠原涉，免官以後，“欲上冢（冢在茂陵附近），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會所與期上冢者數十乘到，皆諸豪也”（《漢書·遊俠傳·原涉傳》）。可知當時官僚、豪族利用上冢禮俗來會集賓客和故人，都是預先發出通知，早就約定日期的，因此到這日期賓客和故人都會從各方面趕到。
如果在中央或外郡做官而要回鄉上冢的，需要上書皇帝請求批准。例如樓護為諫大夫，“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漢書·遊俠傳·樓護傳》）。說明當時達官貴人上冢會集宗族和故人，不但用酒會招待，更有分贈禮物和錢財的。
到東漢初年，上冢的風俗更盛。光武帝常常把詔令“歸家上冢”或“過家上冢”，作為對功臣的重要恩賜。
例如王常，潁川郡舞陽（今河南舞陽西北）人，連年轉戰各地有功，建武六年（公元30年）“徵還洛陽，令夫人迎常於舞陽，歸家上冢”（《後漢書·王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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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岑彭，南陽郡棘陽（今河南南陽市南）人，連年轉戰各地有功，建武六年冬“徵彭詣京師，數召宴見，厚加賞賜，復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後漢書·岑彭傳》）。
又如吳漢，南陽郡宛（今南陽市）人，建武十二年攻滅割據益州的公孫述，次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冢，賜谷二萬斛”（《後漢書·吳漢傳》）。
又如韋彪，右扶風平陵人，建初七年隨從光武帝西巡，他建議到舊都長安追封西漢功臣子孫，光武帝“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拜大鴻臚”（《後漢書·韋彪傳》）。
再如宋均，南陽郡安眾（今河南鄧縣東北）人，因矯制調兵擊敗武陵蠻的反叛，“光武嘉其功，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後漢書·宋均傳》）。
再如馮異，潁川郡父城（今河南平頂山西北）人，從光武帝連年作戰有功，並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引擊陽翟賊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齎牛酒，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已（以）下及宗族會焉”（《後漢書·馮異傳》）。說明這時大官不僅可以借上冢這個禮俗，會集宗族、賓客、故人，也還可以會集二百里以內的地方官。
從上面引證的許多事例，可知從西漢中期以後，由於豪強大族勢力的發展，他們常常用上冢的禮俗會集宗族、賓客、故人，作為團結和擴展大族勢力的一種重要手段。看來西漢後期皇帝陵墓上也已舉行“上陵”禮，可能還不經常，還沒有把禮制確定下來。
《續漢書·禮儀志上》說：“西都舊有上陵。”劉昭《補註》引《謝承書》記建寧五年蔡邕參與上陵禮後說：“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到東漢初年，由於東漢政權以豪強大族作為基礎，皇帝和功臣都是豪強大族出身，上冢的禮俗更被皇帝用作賞賜功臣的一種重要手段。
明帝所創設的上陵禮，實際上就是把豪強大族久已風行的上冢禮俗加以擴大，搬到了皇帝陵園中來舉行，用作會集公卿百官、地方官吏以及親屬而加強團結的一種重要手段。趙翼說：“光武令諸功臣王常、馮異、吳漢等，皆過家上冢，又遣使者祭竇融父冢，明帝遂有上陵之制。”（《陔餘叢考》卷三十二“墓祭”條）這一分析，基本上是正確的。
上陵之制，的確是在上冢禮俗不斷髮展的基礎上形成的。明帝把上陵禮用作會集和團結公卿百官、地方官吏以及親屬的手段，就是取法於當時官僚、豪族把上冢禮用作會集和團結宗族、賓客以及故人的手段的。
——摘自 楊寬 《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
楊寬先生
作者簡介：楊寬，字寬正，江蘇青浦白鶴江鎮人。曾就讀於蘇州中學師範科，1936年畢業於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1953年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1960年調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副所長，1970年又回覆旦大學歷史系任教授。出版《西周史》《戰國史》《楊寬古史論文選集》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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