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格林內爾學院音樂系副教授託尼·珀曼：當我們一家在上海隔離6周後返回美國時，親朋好友對我們終於“安全了”表示祝賀。然而，回家後還不到一週，我們對親人表現出的情緒卻不敢苟同。我們覺得在上海比在美國更加安全。
我們一踏上美國的土地就產生了焦慮。在中國的機場，醫療檢查會在我們進入公共區域之前進行。而在芝加哥奧黑爾國際機場，我們在邊檢處和數百名旅客一起排隊等候，最終才被確認是剛從中國返回。我們被一名穿著疾控中心夾克的年輕人叫到一邊，他量了量我們的體溫說，疾控中心要求剛從中國返回的旅客“儘可能隔離14天”。機場工作人員甚至都沒有問我們要去哪兒。
我已經在兩個國家度過了隔離期，鮮明的對比遠不止在機場所見。在中國，人們都覺得有隔離的義務。無論何時，人們都把消毒、清潔和保持距離作為優先事項。中國的強力措施看來起作用了。相比之下，自由放任的態度、優先考慮個人自由和完全缺乏政府的領導，使美國人困惑和暴露在病毒之中。
美國機場入關通道排起了擁擠的長隊，圖源：NBC新聞
我們可以從中國人身上學到很多經驗，包括每個人必須接受自己的責任、脆弱性以及會連累他人——要為集體利益犧牲某些“權利”，否則許多人將會死去。在上海，我們待在室內，無論何時去商店或者鍛鍊我們都戴口罩。除了雜貨店外所有餐館、公園、博物館和商店都關門了，做好了迎接一場範圍廣泛隔離的準備。每個人都努力保持安全距離。全城各處都設立了專門的發熱門診以便普通醫院能夠保護其他的病人。
在中國有一種明顯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精神。本著這一精神，在每一次遏制病毒擴散的行動中，我們感到每個人都受到了同等對待。每個人對於避免感染他人都負有同樣的責任。事實上，我在中國與數百萬負責任的上海居民沒有區別。
回到美國，我們被告知不必麻煩去戴口罩或量體溫。或許口罩不起作用，或許量體溫不足以防感染。但口罩傳遞出的是一種責任、脆弱和避免連累他人的意識以及一種敬畏疾病的共同意識。
當我們離開上海時，這座城市顯示出忽隱忽現的樂觀主義跡象。新增病例已屬罕見，人們的生活迴歸正常，數百萬居民試探性地走出隔離的陰影。
我們進入了處於恐慌中的美國。指導方針每天都在變，各個都門給的指導方針都不一樣。冠狀病毒檢測和衛生設施供應不足。顯然美國政府沒能阻止病毒傳播。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3月14日文章，原題：《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體驗（自我）隔離，我覺得在那裡比回到美國更安全》
作者託尼·珀曼為美國格林內爾學院音樂系副教授，陳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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