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人性論被廣泛應用是因為宋明儒學時期儒家要跟道、佛兩家做辯論。孟子的人性論是最能代表儒家人性論的。
其實，孟子思想最突出表現在“政治哲學”上，他延續禮樂制度，因此要格外規範在高位者，他的學說就是指導高位者應該怎麼做。在孔子培養未來政治家的基礎上，孟子更往前邁進一步，直接指導已經在位的政治家。
政治哲學的根基或許要立足於人性論——因此孟子站在哲學角度談“性”，談人之所以為人的終極可能性，做了高層級的標的，我想這是服務於他的政治哲學觀點的；而告子則站在自然科學角度探討人性本來如何，因此自然持有“性無善無不善”的觀點。他們爭論的內容完全不同。
孟子在告子“性無善無不善”的基礎上談人的趨向問題，他認為人是有可能向善的——“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同時也杜絕人以天性為由去做惡——“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理論上不給人們做惡的合理性，而告訴大家要盡其才，把先天的向善的可能性發揮到極致——這是哲學家的智慧，這是有積極意義的倡導。
孟子把本體論和人性論建構在一起：本性有“仁義禮智”，追求的理也是“仁義禮智”，這就建立起人性論了。
浩然之氣就是“利他，發心與行為正當”。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人在言語上已經無法取得正確立場，那就不要再強化必須做這件事的心理，也不要再放縱習氣薰染自己。這是保持警醒的方法。
而孟子卻站在“心”是主宰的立場上，提出要在正確時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念，不被動搖；在錯誤時不受習氣影響。孟子的心法處理的是價值意識的問題，“持其志，無暴其氣”，這就是本體論工夫的進路。
在孟子的思想中，心是主宰，與眼耳鼻舌身意等感官知覺區分開來，故而心性論、心學的地位確立。像君子和小人的區別就是“從其大體”和“從其小體”的區別，小人只滿足慾望，而君子則思考並實現最大的價值。
人生最大的價值怎麼看？從天道中領悟，是生生不息的仁德，要做有益於萬物生生不息的事情，那就是修養自身，以期讓眾人都活得好生活。
孟子建立了國家領袖和官員的模範——君子就是那些不斷推動社會穩定、和諧發展的人。而人口眾多、關係複雜的社會正需要儒家的這一套思想。
儒家樹立聖人的模範，期許國君或者下一任國君向聖人靠攏，如果國君不行，至少還有培養出來的大臣可以輔正國君，當然這種要求對國君來說不一定見效很快；法家則抓心理，站在君王角度指出厲害之處，因而見效快一點。這兩者都是期待社會變好的。
（本文作者一純，今年19歲，在家自學國學四年，有所感悟，願能與您分享交流，您的點贊、轉發、評論是我前進的最大動力，謝謝！*^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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