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為日常生活比較貼近女人的生活經驗，並由於社會和心理的原因，所以，世俗是女人眼中的生活，是女人的另一情感世界。伍爾芙曾經分析過，由於女人的大部分時間在家庭起居室和廚房度過，天長日久，養成了在日常生活中觀察、揣摩各種人的性格、心理的習慣。所以女人對世俗的愛出自女人的“個我”與“自覺”，女作家以手寫心，寫她們心目中的世界，從而完成了並正在建構著自然隨意的女性文學。
關鍵詞：女性小說 世俗 自覺寫作
從人類產生之初，女人就是做採集工作和管理家庭及餵養孩子，因而日常生活性比較貼近女人的生活經驗，所以女人善於關注日常生活瑣事，反映在文學創作上就是對凡人瑣事、日常生活進行細緻的描繪。正如《女權主義論》裡講的：“女性寫作，更進一步說，女權主義寫作，一方面如英美女權主義者認為的那樣，是女性經驗的反映……”
當然，我在這裡，不講“女權”，只談女人寫作，也就是說庸常瑣事是女人的另一情感世界，這一情感世界的反映也是女性寫作的一部分。女作家大都擯棄宏大敘事，常從兒女情、家務事的個人角度看取社會，長於以小見大，善於以細膩的筆觸、微妙的感覺傳達內在性情和抒發個人的情感。
伍爾芙曾經分析過，由於女人的大部分時間在家庭起居室和櫥房度過，天長日久，養成了在日常生活中觀察、揣摩各種人的性格、心理的習慣。正如白燁在《解讀女性文學》中講到的：女性文學可以用這樣的公式來表示：“社會生活化——生活個人化——個人感覺化”。
明清女詩人就把注意力移到日常生活中的種種親身體驗，而且十分真切地寫出了個人得自觀察的情景及靈感。從刺繡、紡織、縫紉到烹飪，直到養花、撫育。例如，張清河在其《看蠶詞》中寫道：“閒聽食葉最關情，彷彿詩人下筆聲”。比喻新穎，情景婉然，詩中句句皆從養蠶人的生活中得來。
“五·四”女作家蘇青也曾興致盎然地咀嚼日常生活的滋味，在平常瑣碎的生活細節中寫出細密真切的生活質地，傳達著“通常的生命的回聲”。
隨著市場化深入，在文化多元選擇的趨勢下，世俗文化蓬勃崛起，世俗價值悄然生成，因此對女性個體生命的世俗形成及其意義的探尋和禮讚也是一種必然。在眾多女性作家中，王安憶和池莉尤善於關注世俗小事，在對女性個體生命的現實關懷中，她們的作品滋生出了更具實踐性、世俗性的嶄新內涵。
王安憶說：“我對生活採取了認可的態度，生活應該是這樣的，我認為一個人能心平氣和，承認現實，直面現實，就行了，就勝利了，所以我的勝利不在於我成為了一個作家，而在於我的心境平靜下來。婚姻是很具體的，但生活中有許多樂趣，承認它，面對它，平靜下來，就戰勝了自己。”這樣直言不諱她對生活的理解，看起來胸無大志，隨遇而安，如一個平庸女人的人生理想。正是這種入世態度，才使她更樂意於平凡，關注凡人生活並享受它。她們在普通生活滋潤下，智慧無限，悉心潛入文學。
王安憶筆下的平凡女性能有處變不驚的氣度，有博大寬厚的胸懷，又有經營生活的能幹務實，成了日常生活中最美的風景。《流逝》中的歐陽端麗，這個當年小鳥依人、連過馬路都不敢的女人，在那個七倒八巔的年代裡顯示了主婦的魄力：辭退孃姨，自持家務，趕大早買小菜，精打細算平衡開支；典當傢什，為插隊的小姑、小叔置辦行裝；做保姆，織毛衣，當學徒，補貼家用。這個昔日的千金小姐，大戶人家的少奶奶，如今成了裡裡外外的一把手，家裡的靠山。
再看那昔日滬上淑媛、人盡皆知的三小姐，女寓公王琦瑤在失去靠山後，給人打針維持生計，儘管弄堂內外的運動空氣已經翻江倒海，可她仍然可以守著爐邊的小天地，做自己可口清爽的家常菜，翻新下午茶的點心花樣，和康明遜由朋友而情人乃至王琦瑤意外有了身孕，一個人生養孩子，無怨無惱。更有那弄堂米尼，在婆家態度冷淡、孃家斷絕關係的情形下，連偷帶騙地養活自己，餵飽孩子，鼓勵著服刑的戀人；《小城之戀》中的她在迷亂的情慾消散後，自承後果，帶著兩個孩子勤勤懇懇地過日子。
王安憶讓這些普通的女性經歷為生存而奮力鬥爭的平凡實際人生，曾養尊處優，曾輕鬆自在，曾歡愉興奮，歷史和命運又把她們推到生活中突然鮮明暴烈出的缺口。女人們坦然地接受變故，一改對丈夫、情人的依賴，獨立擔負著由家庭（或事實上的家庭）帶來的責任，饒有興味地品嚐人生五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愛家庭，家庭裡的每一個成員——她覺得自己是他們的保護人，很驕傲，很幸福。”這些平民女性蟄居狹小、淺陋的弄堂，不問世事，直麵人生，只管柴米油鹽，她們獨立、堅韌的精神之美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一方面，這些受儒家思想薰陶的傳統女子儘管勇敢堅強，卻依然非常渴望男性堅強的臂膀，渴望迴歸到由男性支撐的家中。作者承認女性的柔弱，聽任男子對她們的護愛，似乎捨不得把她們推進世事的漩渦，讓其跌跌撞撞地成長。然而就是因為王安憶把自己沉到生活中，敢於直面現實，目睹了生活的本來面貌，洞察是是非非，經歷風風雨雨，清醒地認識到生活的不易。歷史中多少大風大浪，當時轟轟烈烈激動人心，過後回想起來，卻原來違背了生活的本質，只有平淡世俗才是千年如一日的真實。
王安憶認為：“歷史的本來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構成的，歷史是日復一日，點點滴滴的生活的演變。”因為日常生活是歷朝歷代、海闊天空都無法避免的經歷，是光陰如梭、歲月荏苒都要流逝的過程，每一個時代更替都蘊含在這日復一日的尋常生計中，每一次歷史轉折都是平常人情浮沉的折射。
如果說王安憶著重表達日常生活中的柔韌美，那麼池莉則擅長於表現市民家庭生活，反映世態人情、下層人民的生活壓力和精神心理。她的小說語言細膩平實，結構舒緩有度，情節起伏不定，記錄發生在身邊的人生故事，反映各具特色的當代男女在時代大潮中的恩怨往來，並且從中映射出和包含了社會的、政治的、歷史文化的意味。
她所寫的人物都是一身“俗”氣的凡夫俗子，所寫的事件都是生活中的雞毛蒜皮，總之，她關注的不是時代英雄、社會精英，注重的也不是人生中飛揚的一面，而是日常平庸生活本身。因為離開了世俗生活不會有真正的“現實感”，脫離開普通人物的命運，她們的人生歷程、基本需求、慾望與困惑便也喪失了普遍現實意義。池莉對於市民生活、市民文化心理予以充分理解，擁有理解中的同情及同情中的表現，從下層市民的生存實際出發，尊重他們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樂趣，其中包含著人性健康的活力和質樸的情感。
池莉的小說特別青睞普通人的生存境況，貼近世俗生活，講述凡夫俗子庸繁瑣碎的人生故事。於她而言，印家厚、吉玲、李小蘭等便是構成“芸芸眾生”的分子。總體來看，缺少了她們，不會有地球從此不轉之憾，也就是說他們沒有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氣概，但他們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能使世間充滿生機，使淡然無味的人生有滋有味，有情有理。文學介入與普通人的生存息息相關的日常風景，正是文學的社會正義所在，而如果對錶現現實生活興趣寡淡，與社會、廣大讀者關係疏遠，實際上就是正義心枯涸。
池莉在《太陽出世》出版後記中就說過：作家有責任讓越來越多的人讀小說，讓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表現更文明一些。而要讓讀者接受你的勸告，你就必須很親切地接近他們，深入地表現他們的生活，目的是整個人類得到提高。”難怪她那麼津津樂道於平凡人物日常生活圖像的堆砌：《不談愛情》中的莊建非並沒有驚天緯地的才能，吉玲甚至是一個再典型不過的小市民；《一去永不回》中的溫泉是一個對生活不屈不撓的平凡女子；《太陽出世》中趙勝天、李小蘭是一對活得很不容易的年輕的工人夫妻，在柴米油鹽、奶瓶尿布的圍困中磕碰和成長；《煩惱人生》中的印家厚因住房、工資、老婆、孩子而產生種種煩惱，卻仍然頑強地過著日子。這些作品無一不指涉平凡人家不見經傳的生活。
如女作家們本人所說，這樣的生活缺乏浪漫詩意，然而，吃喝穿戴、娶妻生子、家長裡短、吵架鬥嘴等等庸常內容，恰是真實人生的縮影，是生活痛苦之源也是昇華生活的快樂家園。池莉她們藉此揭示出生存的殘酷本相，指出人生是煩惱的，生存是艱辛的，種種煩憂和磨難總是如影隨形般糾纏相伴，逃避不能解決問題。惟有認同它們，直面煩憂與磨難，相信“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才能體味生活，明瞭生活的意義。
總之，情是女人生理天性的一部分，不管是愛情還是對庸常瑣事的愛，女人註定在情上不可救藥，因此女人對世俗的愛出自女人的“個我”與“自覺”，女作家們以手寫心，寫她們心目中的世界，從而完成了並正在建構著自然隨意的女性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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