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畫古裝人物畫，也有一點個人的歷史原因。
抗日戰爭的最後4年，我的家鄉成為淪陷區，無處上學，就近找了一處私塾。第一位老師是位老秀才，教《論語》，每天一小段，只教字音，不做解釋，放學前必須背書。但我常背不出，老師不喜歡我，我也不喜歡他，見到他避道而行。一年後，來了一位姓陳的青年老師，他教唐詩、古代散文，全用現代文法解釋，用最明白的語言講課。我好像忽然頓悟了，一下子就愛上古詩與古文。直到考進美術學院，去杭州報到上學，還專門從家中選了一大包古書帶走。從此，我與這些書結下了不解之緣，就連“文革”那些年在農村參加勞動，總還是帶著它們。
也許作為一箇中國人，見到或遇到的磨難太多了，我對古詩文中那種蒼涼悲慨的意味，不必教就能強烈地體會到：杜陵野老吞聲哭，幽州臺慷慨悲歌，蘇東坡對月起舞……朦朧中，我似乎看到他們的徘徊與嘆息。
古裝人物怎樣現代化，怎樣重新獲得生命力，也還是個難題。如果把古人畫成一個現代人，再穿上古裝，當然不算好；就是按傳統一樣去畫，也非我的本意。我想，數千年古文化厚積的中國古裝人物，應該是既有現代文化的體現，還必須要有古文化的積澱，這樣才能有中國現代氣派的古裝人物畫。
但想象與現實之間的距離往往是很大的，改變畫風談何容易。一個已經形成某種特定表現手法的寫實畫家，要離開自己去找另一條路，是很不容易的。有一時期，不少好友來勸我，應該我行我素、堅定不移才是畫家骨氣；也有朋友說，現成的倒不要了，人老了還要另找出路，會弄成邯鄲學步，但更多的阻力是我自己身上的習慣勢力。我能離開我自己嗎？
我有時冥思苦想，有時在紙上亂塗，我體驗到一個熟悉某種風格的畫家，要走出自己特定的圈子，是多麼艱難。我曾畫了一幅神仙圖，題上一首詩：
直道艱難大道回，玄珠無奈逐靈臺。
葫蘆若賣通神藥，玉露金丹乞一杯。
實際上，我既不相信有神仙來指點迷途，也不相信有神藥能開啟靈性，這詩只能表現我無可奈何的心境。不過，我仍然相信人的能動性。只有春耕，才有秋收。即使秋獲不豐，春耕還須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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