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新階 | 二 姑 父
二姑父是湖南石門人，上世紀四十年代被抓去當兵，說是當兵，其實一天槍都沒有摸過，在被服廠做過兩個月學徒，後來一個連長到被服廠催軍裝，見姑父人高馬大的，覺得在被服廠浪費了，就把他調去當伙伕，打起仗來，背起行軍鍋還加個百十來斤米麵跑得飛快，於是，拿剪子拿針線的手就拿起了炒菜的鍋鏟。
其實，他一直在找機會逃跑，又怕被抓回來吃了槍子，這樣猶猶豫豫地幹了一年多，逃跑的機會來了，部隊在湖南醴縣因為搶煤炭和另一支部隊打了一仗，他所在的部隊被打散了，他藉機逃了出來。
他不敢回石門，那十有八九還會再被抓去當兵，萬一被原來的部隊抓回去，多半會被砍了腦袋。
他就衝著湖北方向走，一路上給別人幹幾天農活，掙一點路費再往前走。不久進入了湖北的松滋，然後過宜都，進長陽，他覺得在縣城附近還是不安全，於是繼續往深山裡走，終於來到了大吉嶺，這裡雖然偏遠，但是有山有水，水田旱田都有，勤扒苦掙，餬口並不難，他就在這裡停下了腳步。在一個大戶人家做了兩年長工，掙了一點銀兩，在一個叫做牧鹿坪的地方買了兩畝荒山，開出一片薄田，還造了一間土起草蓋的小房子，算是在這裡安家了。
其時，二姑母剛好拆了婚（鄂西不說離婚而說拆婚）從婆家回到楊家衝的孃家，祖母為這個女兒暗自落淚，祖父則成天數落二姑母，他覺得天大的委屈二姑母都應該忍著受著，斷然不該拆婚，孃家的顏面掃地不說，以後還怎麼嫁得出去？本來我們溫家在這楊家衝還有些田產，日子也算寬裕，不想祖父染上了鴉片，那些水田旱田一塊一塊賣掉買了鴉片，日子已經日見緊巴，祖母常常是滿臉愁雲，現在二姑母回到孃家，又添了一張嘴吃飯，就更覺艱難。
祖母藉機要祖父戒掉鴉片，從煙槍裡為二姑母省下一口飯食，道理祖父懂，但是鴉片這東西一旦染上，想戒真不容易（當然1949年以後還是戒掉了，那是後話），二姑母也知道家裡的難處，每頓飯都吃得少，漸漸地瘦了不少。
二姑夫在這時出現了，幾乎沒費周折，祖父祖母就同意了這門婚事，沒多久，二姑母就嫁到了牧鹿坪那間土起草蓋的房子裡。
二姑夫是勤勞的，水裡泥裡農活都會做，農閒的時候，他會出門為別人縫衣裳，在被服廠幹了兩個月，到牧鹿坪以後又正式拜師學了兩個月裁縫，他做的衣服好而且快，請他縫衣裳的人就多，他有時上門給人家做，多數是別人帶了布上門請他量尺寸做衣服，這樣他就可以兼顧家裡的雜活。兩個人做事養活兩個人，二姑夫又會縫紉的手藝，多少還有些零花錢，他們的日子就比一般人好過一點，但那年月依然緊巴，時不時還要借一升米幾兩鹽的，新中國成立后土改時，自然是貧農，分了瓦房和田地，日子才真正有了起色。
二姑夫依然農忙時和二姑母一起種田，一起到生產隊出工，農閒時縫衣裳。
不能出工的雨天，二姑夫卸了火塘裡的木門在堂屋裡支了裁板，戴起老花鏡，在裁板上剪呀縫呀，除了吃飯，基本不停歇。雨水從屋簷上滴下來聲音勻稱悅耳，二姑夫剪布的聲音竟然沒有被雨水淹沒，鋒利的剪刀剪布的聲音就是那時烙印在我的腦海裡。
有一個雨天，我和母親到二姑夫家去請他給我縫一件上衣，我們學校要到公社參加匯演，有我的節目，母親要給我縫製一件新的上衣，因為時間緊，請二姑夫時間上應該可以保證，我們站在二姑夫門口的枇杷樹下，從大門往裡看，二姑夫戴著眼鏡，一根皮尺搭在肩膀上，弓著身子在裁板上剪裁，這一幅圖畫正好被大門框在一個畫框裡，在我的腦海中至今清晰無比。
我的上衣沒有按時縫製出來，因為那段日子老不下雨，生產隊又請不動假，二姑夫很是著急，後來打算打兩個夜工把衣服做出來，偏偏二姑夫得了重感，發高燒，說胡話，折騰了一個星期才稍好一些，把衣服做出來時已經錯過了我們演出的時間。
又是一個雨天，二姑夫親自把衣服送上門，說了好多填情的話，母親還是沒有放下臉色，竟然連茶也沒有給他泡一杯。我穿著新衣服自然高興，幾個口袋裡掏，除了剩下的邊角布料，還掏出了一張一元的紙幣。
母親說：“你這是？”
“誤了孩子演節目，姑父沒當好，讓孩子買幾顆水果糖吧。”
“老師說了，和我一起演對口詞的同學沒有新衣服，如果我一個人穿了新衣服，反倒不好，還得不了一等獎。”我說的是實話，沒有為二姑夫辯解的意思。
聽我這樣說，母親的態度改變了，連忙給二姑夫泡茶，還要留他吃晚飯，二姑父說要趁亮回牧鹿坪，站起來就走了。
二姑夫下了稻場坎，走過了那棵杏子樹，走進了一片暮色之中，他的身影已經有些佝僂，起風了，他的褲管在風中左右擺動……
我們誰都想不到，二姑夫會在文化大革命時參加了紅衛兵組織，他有一種說不清楚的萬分熱情，每天背一個布袋子，布袋子裡裝著熟洋芋，到處參加批鬥會，他不但參加他自己所在的二大隊紅衛兵的活動，還到我們一大隊以及周邊的三大隊、五大隊參加批鬥會,餓了，吃幾個冷洋芋，渴了，喝幾口冷水，每天清早出門，很晚才回家。二姑母完全不理解，勸了多次沒有效果，以後不再給他煮洋芋，晚上回家也不給他留飯，二姑夫餓著肚子一邊生火做飯一邊高談闊論，二姑母用自己的嘀咕來對抗他的宣講，儘管二姑母的嘀咕也堪稱一絕，但是終究敵不過二姑父的革命理論，只好獨自睡去。
不久以後，形勢逆轉，另一撥造反派貼出大字報，揭發二姑夫在國民黨軍隊裡當過排長，這可不是一般的罪名，口誅筆伐，二姑夫領略了被革命的滋味，躲在家裡不再出門，但還是被帶出去批鬥了幾次。有一回，就要架他的土飛機了，造反派中有一個小頭目請二姑夫縫過好幾回衣服，有一回他和母親去取衣服，沒有錢付工錢，二姑夫不但讓他取走了衣服，還說明了這回不收錢。這個小頭目發了話：“放他走吧，他那當排長的經歷都是他自己瞎吹的，我知道，他就是個伙伕，連槍都沒摸過。”
二姑夫縫衣服從不落人家的布，別人送布來量尺寸，他總是要別人看著他把衣服裁完，把剩餘的邊頭邊腦的布料當場帶走，有的可以做一雙鞋幫，有的可以做一隻鞋墊，他都要別人帶回去不要浪費。他縫衣服的工錢也很靈活，這次沒有的，下次一起給也行，實在困難的，少給幾毛也是常有的事，如果別人跑了兩次才取到衣服，他總是要連連說對不起，還會在工錢中減去幾毛，遇到飯口，他還會留別人吃飯。
我實在想不明白，這樣的一個人，為什麼要去參加造反，也許正是他平時的這些行為，使他免收了一次摧殘。
這件事對他震動很大，從此以後，他變得不愛說話，不愛合群，無論是在生產隊還是在家裡，搶著幹髒活重活，幹完活，一個人坐在一邊抽菸，有時忘了帶火柴，把山煙拿出來卷好，放在鼻子下聞了又聞，也不去找別人借個火點菸，把卷好的煙放進口袋，就提著鋤頭下了地。
二姑母以前喜歡嘮叨，一邊做飯或者一邊拌豬食總是一邊嘮叨，數落二姑夫的不是，二姑夫多半也不言語，聽得煩了，就會大聲呵斥幾句，他的石門話我不大聽得懂，只知道是表達不滿或者辯解的意思。自從那會兒差點被架土飛機以後，二姑夫再沒有呵斥過二姑母，二姑母繼續嘮叨了一些日子，沒有人反抗，突然覺得嘮叨得索然無味，也就不再嘮叨。這讓二姑夫有幾分感動，從此開始真正關心二姑母，二姑母有個頭痛腦熱，連忙張羅找醫生抓藥，飯桌上，還給二姑母夾菜，二姑母有些受寵若驚，忽然覺得生活有了一些滋味。
二姑夫門口有一棵嫁接的桃樹，結的桃比我們本地的野桃子鮮甜許多，每年桃子成熟，都要給親戚們分送一些。桃子快要熟了，二姑母就吩咐二姑夫送桃子，每年如此，二姑母從來沒有認真注意過桃樹開花。二姑母覺著生活有了許多滋味以後，這年春天才認真打量門口的這樹桃花。這一天，吃過二姑夫做的早飯，二姑母端著一杯茶站在稻場坎邊，一邊喝茶一邊看桃花，這桃花原來是這樣好看，白裡透紅的花瓣，襯著還沒有展開的綠葉的幼芽，風一吹，搖動著一樹粉紅，過去幾十年，怎麼沒有認真看過這麼好看的桃花呢？
沒過多久，二姑母病了，想不到一病不起，二姑夫找了好幾撥醫生來給二姑母看病，每個醫生出門時都把二姑夫叫到稻場坎邊的枇杷樹下交代一番，二姑夫聽得淚水漣漣，進屋前連忙擦乾眼淚，一邊給二姑母熬藥一邊說醫生說的不要緊不要緊……
二姑母不久撒手人寰，他的裝老衣是二姑夫這輩子縫得最仔細的衣服，每一隻扣袢上都有一朵桃花，他還別出心裁地在前襟上縫了一隻荷包，他說，二姑母喜歡流眼淚，縫個荷包好裝一方擦淚的手巾。
二姑夫的身體也一直不好，患有嚴重的哮喘病，碰到雨天，咳得喘不過氣來，過繼給二姑父的大哥精心照料，藥沒有斷過，吃的喝的不用發愁，二姑夫晚年過得愉快，越是愉快，他越是覺得對不起大哥。大哥小時候，二姑夫對他過於苛酷嚴厲，有一回大哥逃學，二姑夫用一塊篾片把大哥打的渾身都是血印子，大哥跑回我們家，父親、母親、二媽都看得眼淚汪汪的，一幫人到二姑夫家把他炮轟了一頓，並決心把大哥要回來。那一回，真把二姑夫嚇住了，連忙檢討，幾天以後還到我們家登門認錯，才把大哥領回去。從此以後，他就常想，大哥肯定記著這“仇”，怕大哥等他老了，一報還一報，他沒想到，大哥會對他很好，他就一直佷歉疚，不止一次對大哥說對不起，特別是他病重以後，我們去看望他，他說的最多的就是對不起大哥的話。
自打病倒以後，二姑夫還有一個經常說對不起的人就是我們大隊的胡書記，當年開批鬥會的時候，他被一個紅衛兵激將著打過胡書記一拳，這一拳，一直成為壓在他心頭的一塊石板，讓他喘不過氣來，一直到彌留之際，他拉著大哥的手說：“我入土以後，你去找老胡，給他說我對不起他。”
這話，大哥說給了老胡，不是上門說的，二姑夫下葬那天，老胡來了，大哥把二姑夫的話說給了老胡，然後，給他磕了一個頭。
我想，他看到了，也聽到了。
他可以釋然地上路了。
溫新階，男，土家族，1989年加入湖北省作家協會，1997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湖北省宜昌市教育科學研究院高級教師。現為湖北省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副主任，宜昌市散文學會會長。出版散文集、小說集多部，曾有多篇散文、小說被«散文選刊»《北京文學》《作品》、《讀者》《中外文摘》等刊物選載，散文«豆芽菜»曾在日本獲獎，散文集«他鄉故鄉»獲全國第七屆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散文集《鄉村影像》獲湖北省第七屆屈原文學獎。散文集《典藏鄉村》獲湖北省第九屆屈原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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