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此新冠大疫流行之際，但見歐美報刊多邀請哲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等連篇撰寫哲學沉思一類文章。貌似小眾，實則時需，因為驚魂未定的人們需要哲學沉思，需要短暫的停頓，來弄清我們人類的處境和景況，以明白向何處去，即死亦須死得明白，活也活得更有意義，所謂“人是有思想的蘆葦”也。循此，本編輯邀請居住紐約的年逾九旬的作家王鼎鈞，居住德國的波恩大學教授顧彬以及居住臺北的作家、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楊渡諸先生，用漢語展示我們的疫之沉思。
2020年4月1日，醫護人員為一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做診治。 （新華社記者 沈伯韓/圖）
每一個人都充滿了成見，德國當代哲學認為這是正常的。很難理解，對嗎？伽達默爾（Gadamer，1900-2002）的解釋循環(hermeneutic circle)闡述了我們從成見到判斷的認識過程：我們從誤解到認識、再從認識到誤解。因此我們經常說:啊，原來是這樣！其中隱含的意思是，原來不一定是之前那樣。我來說四個從“那樣”到“這樣”的例子吧！
拉丁美洲偉大的作家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ia Márquez，1927-2014）最有名的小說之一叫El amor en los tiempos del cólera(1985)，翻譯成《霍亂時期的愛情》。了不起的題目，對嗎？作者真是天才。不過，咱們的馬爾克斯用這樣的書名，其實是模仿了別人。奧地利的作曲家約瑟夫·海頓（Joseph Haydn，1732-1809）1796年發表了他的Missa in tempore belli,這是拉丁文，可以翻譯成“戰爭時代的彌撒”。誰更偉大呢，海頓還是馬爾克斯?
中國開始抵抗冠狀病毒，德國衛生部長說：做得太過分。但是目前意大利開始學中國封閉一些地區。中國人在國外也帶口罩讓外國人懷疑他們帶來病毒。但是國外的中國人考慮到身邊的人，他們非常無私。外國人用敵意的闡釋學來“瞭解”他們，其實是全面誤解。
中國發明的漢語拼音在我看來是中文最好的拼音。奇怪的是還會有人用19世紀的威氏(Wade-Giles)拼音。如果人家把它用得對的話，那麼還可以。不少美國的漢學家因為意識形態的緣故寧願選威氏拼音系統，錯誤是少的。但是在海外跟美國盲目跑的中國人，用威氏拼音用得亂七八糟。臺北街上看到的拼音很多是錯的，如果連用漢語拼音也亂，也許那裡的人需要一個外國人給他們說清楚中文的發音是什麼。更糟糕的是，我所有臺灣來的學生護照上姓名的拼音是錯的。他們還會訴苦，說我從北京的拼音來看他們的名字。我回答錯就是錯，先好好學中文再試試看拼音。
一個印度尼西亞來德國的華僑老不高興我叫她Meihua。拼音沒問題。但是這個優秀的漢學家說：你汙衊我，我叫……她的信上寫著不清楚的拼音，誰都不明白怎麼念。德國人懂，也用漢語拼音，但是無法把什麼GoatKoei弄清楚！她對漢語拼音的態度是敵意的，而她的敵意斷送了正確交流的可能性。
總的來說，如果有D，前面肯定有C。有C，前面必須有B。反過來看，哪裡有A，後面會出現B。也可能今天還有作家想寫“病毒時代的愛情”這類的小說。因此我們不能把現象隔離起來看。無論是什麼現象，它的前面和後面還來其他的。因此當我們看見或者聽到什麼，應該問我們自己，看到了什麼、聽到了什麼。伽達默爾說過一句奇怪的話：“聽很難”。我想加上一點：看，也很難。
從中國古代來看，聽力與認識有密切關係。請看“知音”這個詞，如果要認識到一個真正的朋友，耳朵好像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們聽見什麼呢？我們希望假如有什麼E，我們就能夠認識到E的本身。根據法國當代哲學，這個盼望是一種夢，因為每一種現象是“開放的”(open)，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也可以那樣理解。這也就是我為什麼總是說，“除了‘這個’以外還會有別的，一種別的認識”。我們“這樣”認識到的什麼，最好還是給“它”留點餘地，想想也可能會“那樣”。
“西方”記者大部分的問題在於，他們感覺自己是世界的評判者，老主張中國就是“這樣”。目前美國有人拼命地挑孔子學院的毛病，把現實變成虛假消息（fake news）。有什麼現象，就把它從否定的角度來解釋，然後把交流的門關閉。山姆大叔（Uncle Sam）這樣做，是害他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目前什麼都是複雜的。因此我們需要的是友好的解釋學，我們需要的是友好的交流與合作。
顧彬（波恩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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