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著作进入公版领域。由于陈寅恪先生在学术界和公共话语领域，一直是炙手可热的人物，陈著的再版在今春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
3月，译林出版社率先推出《陈寅恪合集》，计九种十册，全部采用简体横排。这也是国内首套以简体横排形式出版的陈寅恪著作。
此前，大陆出版过两版陈寅恪著作集，分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由陈寅恪高足蒋天枢编辑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寅恪文集》和2001年由陈寅恪幼女陈美延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的《陈寅恪集》。两版文集皆采用繁体竖排。
因陈寅恪先生生前曾明确有“不用简体字”的嘱托，《陈寅恪合集》首批四种图书（《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元白诗笺证稿》）问世之后，在知识界引起沸议之声。
拥护者认为简体横排适用于当今阅读方式，有助于陈著的推广普及。反对者则认为，既然陈先生有“不用简体”的遗愿在先，擅用简体横排出版有失对寅老的敬意。
“须用繁体字直排出版，否则宁可埋入地下”
关于陈寅恪先生作品“不用简化字”的遗愿，主要见于1960年代他与中华书局的编辑的通信中。据悉，1960年代初，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欲刊行陈先生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和《钱柳因缘诗释证》两部著作，陈先生1962年在与编辑的通信中有言：“又两稿皆系文言，故不欲用简体字。”1965年的另一封信里再度强调两点：“（一）标点符号请照原稿；（二）请不要用简体字”。
我国于1956年开始推行《汉字简化方案》，至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文员会出版了《汉字简化总表》。作为文史大家的陈寅恪，当时对于简化字持否定态度。
吴宓之女吴学昭在《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一书中记载，“据美延回忆，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改革方案以前，寅恪伯父即对于中国文字将改为拼音而以简体字过渡，持不同意见……寅恪伯父曾托章士钊带话给毛公。章老后来告知，大局已定，不容再议。寅恪伯父反对改汉字为简体，毕生未写简体字，且留有遗言，他的著作，必须用繁体字直排出版，否则宁可埋入地下。”
关于陈寅恪对于简化字的意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青年学者武黎嵩指出，陈寅恪先生身处一个新旧过渡的时期，他本人跟新旧文化阵营中的核心人物关系都非常密切。比如，他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傅斯年、鲁迅等都有交往，与古史辨学派的顾颉刚也有往来。
“在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当中，他比较看重的是心术、人品。他也看到，从新文化运动的后期到建国以后，一些学者以‘新’为标榜，以‘新’为号召，内里却是心术不正或机会主义的投机分子。陈先生曾取龚自珍的诗‘新浦新柳三年大’加以讽刺。所以，陈寅恪先生批评一些妄谈古史的研究者是以‘明清浮浪之子，谈商周邃古之学’。对于赶时髦，陈先生本人持否定、警惕的态度。”
陈寅恪先生
武黎嵩认为，在新旧两派之间，陈寅恪先生是偏“旧”的。因为旧的主张可以见“底”，且有底线。“在1960年代，他对新派所持的态度非常谨慎。对于新派会把汉字简化到哪一步，他心里没有底。至少在当时，陈先生对简化汉字的未来是不信任的。我能够理解他在那个时代要求自己的作品尽量用繁体竖排出版。因为繁体是正字，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一直到明清，已经用了一千八九百年的时间了。”
书面文字是表意的载体，是语言中隶属于“能指”的部分，“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不仅变动不居，而且在各个文化中约定俗成。繁体字与简体字只是两种书写符号，它们所涵容和呈现的精神世界亦有所不同吗？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刘梦溪告诉南都记者，这是有区别的，而且他认为“繁体显示的文化含藏量更丰厚。”刘梦溪不赞成《陈寅恪合集》以简体横排出版，他说：“一是寅老本人，始终坚持他的著作必须以繁体字出版，而且需要竖排。二是寅老家属，即三个女儿流求、小彭、美延，也都力主要繁体竖排。三联版文集固也，我主持编撰的《现代学术经典》，陈寅恪卷由我本人编选，与美延签合同时，也是议准繁体竖排，而其他几十卷则为横排。”
事实上，在此之前，陈寅恪先生所有公开出版的著述，皆使用繁体排版。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大学陈平原、夏晓虹教授夫妇合编“学者追忆丛书”，原收入两三篇陈先生的文章，并且已经排好版，最终因陈家后人反对简体排版，又不可能在丛书中开特例用繁体，将文章临时抽去，“开了天窗”。夏晓虹教授因此对陈家后人不赞同出简体陈著印象颇深。她回忆道：“后来不断有人问原因，还以为有什么政治忌讳，其实只是繁简之争。”
在使用繁简体的背后，暗藏的是出版者对原著和原著作者的态度。刘梦溪因此特别指出，虽然五十年的著作权期限已到，陈著进入公版，但寅老的三位女公子尚健在，应在出版前征求她们的想法，这是一份应有的尊重。而此前三联版文集是迄今收录最全的陈寅恪文集，上海古籍版的蒋天枢编校本则依照寅老生前手订的体例，再版时也需给予尊重。
只是，这种尊重纯应发乎自愿，出自对当下出版需求和对原著及作者的理解，既没有法律约束，甚至也算不上道德考量。
合乎著作权法，不构成对原著的“冒犯”
在译林出版社出版顾问、《陈寅恪合集》策划组稿者江奇勇看来，从现有史料，尤其从陈寅恪与中华书局编辑的书信来看，陈寅恪对文字改革的个人态度，有合理性，但是作为“遗愿”，则言之过重。
关于陈先生1965年致信中提到的“标点符号请照原稿”、“请不要用简体字”两项，江奇勇表示，这是陈寅恪对《元白诗笺证稿》的特别交代，应该是针对学术专业而言。“不要忘记，陈先生那个时候还是学院派教授，有自己的专业要求，应该可以理解，但谈不上‘遗愿’。”
对于是否征求陈寅恪三位在世女公子的意见，江奇勇告诉南都记者，因为陈著已进入公版领域，根据《著作权法》，任何人使用无需通过著作权人许可，因此“我们认为无须打扰陈家后人”。
“此外，《著作权法》永久保护的范围，也就是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署名权显而易见不必多言。至于繁简体的转换，本不是修改，而我们在编校陈集的过程中，除排版衍字径删外，没有删去一个字，也没有增加一个字，甚至没有对原文中任何字词加注解，精心保护，何谈冒犯？至于侵犯作品完整权，即歪曲、簒改作者在作品中表达原意的说法，就更不存在了。”江奇勇补充道。
陈寅恪先生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告诉南都记者，译林根据国家现行的有关规定和标准，并结合当代人的阅读习惯，对陈寅恪文集进行了更正舛误、文字订正、调整标点符号、繁体转简体，方便当代读者阅读，应该不构成对其作品修改权的侵犯，属于正常的图书出版编辑加工行为，不涉及著作权问题。
《陈寅恪诗笺释》的作者胡文辉近日也撰文《陈寅恪论著简体化之我见》，力挺译林出版陈著的简体横排版。他表示，在传统文化雨打风吹去的年代，陈先生将繁体字视为传统的象征之一，抱持之、守护之、捍卫之，我辈当给予了解与同情。“但世事日新，在简体字已成主流的语境里，陈先生一时的意愿，不必成为绝对的教条。”
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傅斯年赞其学问“三百年来仅此一人而已”，因出生贵胄之家、学识渊博，有“公子中的公子，教授中的教授”的美誉。其学术研究横跨历史、古代东方语言文学、历史文献学、宗教学等多个畛域，其中敦煌学、突厥学、藏学等皆是专门绝学，大部分著作冷僻艰深，外行难以窥其堂奥。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寅恪文集》是文革之后出版的第一套学者文集。江奇勇当时购买了一套，但因内容深奥难懂，随即束之高阁。至1995年，陆键东所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一时畅销全国，陈寅恪因《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今年碑铭》中所述“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成为当代学术界的icon。
此时重读所藏上古版《陈寅恪文集》，江奇勇似有所感悟，依然觉得读起来佶屈聱牙，“太费劲”。“不仅是繁体字，也不仅是竖排版，还有标点，确切地说，是书名号难住了我。陈先生著作使用大量书证，且都明确标出引文原书名，但是这些著作都没有标注书名号；这些书名、篇名、卷次文字均与引文、正文混搭在一起，你必须花功夫区分开，然后才能顺畅阅读。”
江奇勇透露，此次陈著繁体字转换简体字的工作，遇到的最大的难点就是书名号的正确添加。“陈先生著作中大量的书证、大量的典籍名称，多层次分级书名、篇名、诗名及卷次，很多典籍无法查对；尤其是《柳如是别传》涉及典籍繁多，分级标题难断。”
比如《柳如是别传》中有这么一串书名、篇名：
今检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梁诗一简文帝东飞伯劳歌二首之一有“裁红点翠愁人心”之句。
这句话中，除了“裁红点翠愁人心”在阅读时无障碍，其他文字读起来十分费力。但若把长句加上书名号则一目了然：
今检丁福保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梁诗》一简文帝《东飞伯劳歌二首》之一有“裁红点翠愁人心”之句。
即便这看似简单的一句，在编辑过程中也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添加书名号的方式，经编校团队相互比对后，选取最精简扼要者。
围绕着陈寅恪，出版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销售最好的不是陈著本身，而是陈寅恪弟子万绳楠教授根据听课笔记整理出版的简体字横排版《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以及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公众对陈寅恪先生其人其说的认识都是经由二手材料获得的，而不是阅读陈寅恪原著获取的；这一现象的出现与繁体字竖排《陈寅恪集》不太友好的阅读体验不无关系。”江奇勇说。作为出版者，他希望简体字横排版《陈寅恪合集》能接近更多读者，使之阅读其著，体悟其思。
晚年陈寅恪曾与登门拜访的胡风有这样一段对话。谈到陈著出版，陈寅恪慨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期！”胡乔木回应：“出版有期，盖棺无期！”江奇勇说，陈寅恪先生生前关心著作能否出版，甚于其表现形式。
在学者刘梦溪看来，“并不是所有学术著作都需要普及，只要对陈著感兴趣，繁体根本构不成障碍”。而更年轻的学者胡文辉则认为，对于陈寅恪及其学说，首要的依然是“传播的最大化”。“通过简体字一样可以呈现那个古典的世界”，“我相信，陈著的繁体字本固然不会被取代，但简体字本的流通也终是无可阻挡。”
“史集”与“别集”之分有无必要？
为了更立体地呈现陈寅恪的学术成果，简体横排《陈寅恪合集》把陈著分为“史集”和“别集”两个部分。“史集”为纬，侧重展现先生的学术创见，“别集”为经，侧重彰显先生的学人风范。 “史集”包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讲义集》六种五册，别集包括《柳如是别传（上中下）》《寒柳堂集》《诗存》三种五册。
封面设计也堪属精心。译林延请屡获“世界最美图书”殊荣的知名设计师朱赢椿操刀装帧，以“经纬”概念为原则定义陈寅恪。全套书为精装，“别集”封面为粉色，纪念先生“晚年颂红妆”之义，饰以烫金经线；“史集”封面为绿色，饰以烫金纬线，总体看去清新雅致。
江奇勇在《合集》“前言”中写道：“综观陈寅恪的一生，有令人羡慕之才华与家学，亦有令人扼腕之失明与膑足。”遭遇的跌宕起伏，使陈著前后阶段表现出两种气象，故此分别以“史集”和“别集”呈现，以“陈寅恪合集”统摄之。
此外，江奇勇介绍，很多读者对陈寅恪晚年“颂红妆”巨著《柳如是别传》不能理解，即使是钱锺书这样的大家也认为，陈先生没有必要花大气力、大篇幅为柳如是立传。把《柳如是别传》编入“别集”，是告诉读者，这便是先生的“心史”。
然而，学者刘梦溪却认为，把陈著分为“史集”、“别集”是“一大荒唐，完全是对寅老著作的肢解。”
“难道《柳如是别传》不是史学著作？那是一部明清文化痛史，是陈寅恪最重要的史学大著述。寅老的诗也是史的一部分，更不要说《寒柳堂集》了。编入‘别集’，等于被打入另册！为寅老一哭！”刘梦溪向南都记者表示。
在《南方周末》刊发的《对新刊简体字版的疑问》一文里，学者戴建华指出，陈先生的室号“金明馆”和“寒柳堂”，都典出柳如是《金明池·咏寒柳》一词，是陈先生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的一种寄托。合集把《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等编入“史集”，把《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等编入“别集”，而几部著作性质上却并无不同。同时，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用“经史子集”，“别集”属集部，相对于“总集”而言，是作家个人创作的诗文汇编，原不应和 “史集”并列。戴建华将此编辑体例称为“别出心裁”。
作为文化符号的陈寅恪
“在21世纪初，陈寅恪先生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走进了公共视域，形成了一股热潮，谈他的家世、学术、诗文，成为能够介入文化圈子的一种基本素养，陈寅恪研究显然也超越了学术和学术史的范畴。”武黎嵩告诉南都记者。如今，人们提到陈寅恪，自然而然想到“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探访清华大学，也必到王国维墓前膜拜，甚至有“朝圣”的心态。然而，理解这位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几个不同历史时期，见惯王朝嬗变、风雨沧桑的学者，远远不止此一个维度。
关于陈先生一生的学术成果，武黎嵩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中西文化交通史，这其中包括当时欧洲比较兴盛的东方语言文学；二是文史互证的方法论，取诗歌小说等文艺作品作为史料；三是隋唐政治史研究，这是比较纯正的中国传统史学；四是先生晚年带有个人情感投射的历史学研究，如《论》和《柳如是别传》。
煌煌巨著《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晚年最重要的著述，也是被谈论最多的作品。晚年陈寅恪寄居广州，双目失明。《柳如是别传》的写作砥砺十年，其间，陈寅恪托弟子蒋天枢从上海借阅书籍寄回广州，先由助手诵读，有了写作思路，再由陈先生口述，助手和夫人唐筼笔录。“八十万字，相当于一部《汉书》的规模，但只分了五章七段，导致《柳如是别传》非常难读。”武黎嵩说。
南明史的研究在民国时是热门，邓之诚、孟森、柳亚子等民国时期的史学家都有涉足。而陈寅恪先生的“晚年颂红妆”不啻另辟蹊径。“我觉得陈先生很多研究，就像用一根针一下子刺到底，他直接抓住大家过去当作花边新闻的‘秦淮八艳’，通过对柳如是事迹的考据，来展现明清鼎革、江山易主之后，汉族的这些有知识、有爱国情怀的士大夫和知识女性，从朝廷到民间的追求民族大义和独立自主的精神。”武黎嵩说。
历史上的钱谦益和柳如是都是非常复杂的人物，评价是多元的，例如柳诒徽在《中国文化史》中对钱谦益的评价就不高，主要是他有“劣绅”的一面。而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仅展现了他们优秀的一面，讲他们对故国的忠忱之感，将他们内心中为了文化沦亡的挣扎，“这就是学者利用材料‘六经注我’，来展示自己的理想和风骨。”
陈寅恪先生在中山大学
在访谈中，武黎嵩向南都记者透露了一个至为感人的细节。晚年陈先生在中山大学执教，有门课只有一个人选。当这位同学前来上课，陈先生虽已经双目失明、腿脚不便，还是艰难地爬到二楼将短裤换成长衫，再缓缓下楼来为他一人开讲。这个学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副校长胡守为。而这个不经意的举动，折射出陈先生身上老一辈学人良好的教养、高贵的品格，以及对世代传承的为师之道的敬畏。
“陈先生本质上是中国的、是儒家的、是精英化的、是古典的。他不是一个现代性的知识分子，更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陈先生始终跟民国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如胡适等，无论从主张上还是观念上，保持了很大的距离。”武黎嵩说。正是这样一种高贵、澄明、不随波逐流、不屈尊俯就、不曲学阿世的古典精神，对一度“野蛮生长”的现代性产生了有效制约，也使陈寅恪其人近二十年来一直受到知识界的思慕和追捧。
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前言里写道：“史心者，才学、通识、博大；人心者，善良、悲悯、豁达。对于人文学者来说，两者得其一，已属难能可贵；而两者兼而有之，则是百年一遇了。”
今人谈论陈寅恪，往往借寅老酒杯，浇自己块垒。无论其著述以繁体或简体出版，当代读者都应从更多元的维度去接近、观照和理解这位已逝的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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