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在閩南人向西遷徙的路上,建了這道“馬奇諾防線”

閩北和閩東的閩越人,因戰敗而被漢武帝遷入江淮,“山居者”的倖存者不得不進入深山,如戴雲山和太姥山,更多的人則漂泊海上成為疍民,他們與漢人和平共處,各營其業,算是相安無事

。隨著福建的穩步開發,閩越“山居者”活躍於漢代,沿海閩越疍民從晉代開始大放光彩,到了唐則是閩西南蠻獠的主場,每一次光芒乍現都是一次又一次劇烈的民族融合,而這些融合便是福建四個民系形成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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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店市閩南紅磚古厝

與近千年典籍中頻繁出現的蠻獠“山居”特性所不同的,則是被我們忽視的閩越水性。《史記·東越列傳》曾有不起眼的記載,當閩越王郢發兵抵抗漢朝時,其弟餘善與宗族、臣子商討道,“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從中可知,閩越人應具有良好的水性,能把海作為退路之一。故而,從東晉一直到南朝陳,凡是閩越人參與的叛亂中,一定有近江、靠海的內容,如陳寶應“自海道寇臨安”並與之進行海上貿易。而泉州沿海歷來存在的“泉郎”夷戶,便是其原型的最好詮釋。“泉郎”又稱“遊艇子”,“其居止常在船上,結兼廬海畔,隨時移徙不常,厥所船,頭尾尖高,當中平闊,衝波逆浪,都無畏懼,名曰了鳥船”,這是典型的疍戶,乃閩越遺種,但宋人卻把他們誤認為是東晉末年盧循的遺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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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元光像

與陳政父子平定蠻獠不同,閩南的疍戶是在潤物細無聲中與閩南人融合的。泉州的“泉郎”,在唐武德八年,都督王義童即遣使對其進行招撫,並授予其首領周造夌、細陵騎都尉之職,令其用心統攝部曲,以免淪為寇盜。到了貞觀十年,原本無需繳納賦稅的“泉郎”在漸進地熟悉漢人統治後,開始輸納半課,之後,有的人則完全上岸與漢人無二,有的則繼續遊蕩在水邊與海為生。這些疍民,水性極佳,他們對福建沿海各個港灣和河口頗為熟悉,除了泉州灣之外,閩江口和九龍江口是另兩個分佈中心,他們往往以各支流為避風點,幾乎壟斷了福建沿海和沿江的一切水上活動。因北來的漢人為傳統的農耕習性,他們在進入福建後,優先選擇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河流中下游定居,對於入海口及沿海鹽滷之地,大多退避三舍,這種涇渭分明的選擇性定居,也給了漢人和疍民足夠的緩衝。因此,從晉代一直到民國時期,福建沿海的疍民仍能保持自己的個性長久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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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江漁業社區漁船

一直到大一統的唐代,開始關注海洋並利用海洋的唐王朝才真正打破福建沿海漢人與疍民之間的隔閡,福建人的海洋習性也是從此時開始養成,其中仍以泉州人最具代表性。

故事的主人公為開閩三王。時值唐末,黃巢起義的爆發,使得天下皆兵,一支源自中原光、壽二州的農民起義軍在走投無路之下被迫從江西入閩,並輾轉來到漳州。這一路南下,其所經地方早已被黃巢事先劫掠一番,糧食沒有,百姓沒有,唯有滿目蒼涼,到了漳州時,起義軍已經斷糧許久,完全是靠意志和樹皮、雜草支撐著。此時起義軍首領王緒為了生存,下了一道指令,要求將隨軍老人殺掉充當軍糧,這下可激怒了全軍將士,誰能在此絕境之下對自己的老母親、老父親下手?

於是王氏三兄弟在同安北辰山上演了竹林之變,成功將王緒拿下,扭身一變,三王的大哥王潮成了起義軍的掌舵者,於是他們轉道北上,打算從閩北出關,投靠在西蜀避難的唐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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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辰山之巔

機會總是在不經意間到來,受夠了泉州刺史惡魔式統治的泉州人,備好酒肉奔波千里在沙縣攔下了這支起義軍。經過一通頗有說服力的忽悠後,王潮一行冒著巨大風險被拐至泉州,幫泉州人改變了青天。這一仗,打的相當不容易,在長達一年的對抗中,王潮軍隊靠著泉州人的補給竟然拖垮了泉州守軍,成功入主泉州,而

這些背後出力的泉州人,便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泉郎”,即生活在海邊的疍民。在堅固的泉州城裡,鮮花、糧草、海鮮,要什麼有什麼,這群曾經只知道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哪裡曉得海鮮漁獲是什麼,它們竟然可以這麼美味,甚至經由海上,還可以換來各種生活、生產所需的物品,以及精美的舶來珍寶,這下可賺大發了。

疍民的幫助還遠不只如此,在泉州站穩之後,王潮更是雄心勃勃向福州進擊,這次除了他自己的陸地軍隊外,平湖洞以及沿海各地方畲家、疍戶也積極以兵、船相助。那些沒有上岸的“泉郎”在北伐福州時,可謂出錢出糧又出力,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泉郎”基本上全部融入泉州人中,從而助力泉州在五代以後成為航海的集大成者,這便是泉州人的由來,也是閩南海洋文化形成的源頭。隨著泉州海上事業的爆發式發展,閩南的人口急速膨脹,閩南人及閩南文化率先於五代時成型,並以燎原之勢迅速向漳州西部方向擴展,這也是閩南文化在東南沿海後來居上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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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討海人

閩南文化的昇華伴隨著閩南建置的完整化,其趨勢大體上呈現先大江大河,再由北及南的順序推進:最早是三國時期晉江中下游的東安縣,即今日的南安市;南朝時向南拓展開闢了九龍江中下游的龍溪縣;陳、隋兩代兩立兩廢,最終於唐初期在木蘭溪畔設置了莆田縣;最後,唐垂拱年間於漳江下游設置漳浦縣。截止盛唐時期,閩南沿海各主要河流便都有了閩南核心的建置縣,他們也是各區域閩南文化的中心,

前者為泉州文化,第二個為漳北文化,第三個為莆仙文化,第四個為漳南文化,除了莆仙以外,另三者構成了閩南文化的核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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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浦盤陀民居,與紅磚古厝截然不同

在四個閩南分區大框架成型之後,根據各區的發展程度,由北及南的移民富集順序,閩南內部得到不斷的豐富:最先完整化的是莆仙地區,仙遊縣於唐聖歷二年(699年)設立;繼而是泉州地區,唐開元六年析南安縣東部設晉江縣,五代時期集中設置了同安縣、永春縣、德化縣、安溪縣和長泰縣,最後一個惠安縣也早至北宋太平興國六年(981年);第三位的漳北地區,除了唐開元二十四年(736年)的新羅縣,和北宋初期,既為了平衡漳泉實力,又因為交通便利問題將長泰縣由泉轉漳外,之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漳北地區均無建置上的突破,直到六百年後的元至治二年(1322年)才設置南靖縣,最後於明代中期集體爆發,一口氣設置了漳平縣、寧洋縣、平和縣和海澄縣;

最後是漳南地區,漳南在初設漳州時,非但沒有增長,反而萎縮,懷恩縣被廢,郡城北遷,這應是漢退蠻進的結果,也是官方主導的漢化受到阻礙的表現,一直到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才有詔安縣的出現,至於雲霄、東山等縣則是近世的結果,已經沒有參考意義了。

從以上建置歷程看,閩南形成於大江大河的開發,成熟於不斷南遷的移民,因民從北部沿海而來,故而帶有濃重的海洋氣息,因此在整體趨勢上,閩南都表現出強勢的海洋文化。這種海洋文化從五代開始,便不斷向西擴散,除去大江中下游傳統的海洋文化輻射區域外,越往閩南西部,閩南人遇到的阻礙就越大。這種阻礙,便是唐代以前的蠻獠和宋代以後畲家與閩南人之間長達數百年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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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歷史演變圖

從盛唐時期泉潮之間的蠻獠之戰開始,雖然官府成功收復蠻獠中心綏安舊地,但在後來維持戰果的拉鋸戰中,卻節節敗退,到了唐代後期,完全閩南化的區域僅限於梁山以東的鹿溪流域和九龍江中下游,漳州平原及梁山以西仍然是蠻獠的天下。隨著福州對閩江支流尤溪的開發,及泉州在五代時對德化、永春和安溪的經營,戴雲山一帶開始進入官府的控制範圍,漳州北部通過北溪上游龍巖縣和下游長泰縣、龍溪縣的雙向輻射,率先打通整個北溪流域,使得博平嶺北部完全納入漳州的閩南文化範圍。但,成果也僅限於此,在接下去的兩宋時期,漳州仍然無法攻克博平嶺,該區域便長期處於畲家的自由發展空間。一直到宋元交替,羽翼豐滿的畲家終於走出大山,在文天祥和張世傑的號召下,積極投入抗元抗暴的鬥爭中。該時期,以漳州西部博平嶺的陳吊眼畲家為主力,結合了汀州畲客和廣東畲洞各路畲軍,南宋遺臣們依靠民間的力量曾給予元朝以沉重的打擊。雖然畲家起義軍最終落敗,但終元一代,整個閩西南都長期沉浸在此起彼伏的畲漢起義浪潮中,並一直延續至明代,這些起義軍的存在,也加快了漳州西部的建置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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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西部的土樓,主要為防禦目的

元至治年間,畲家李勝在龍溪西部山區舉旗起義,元朝將領使出渾身解數都奈何不了,最後在李君用的設計之下成功平叛,並促使了南靖縣的設立。起初南靖縣治設在今平和南勝,後因畲家起義不斷,官軍屢戰屢敗,為了便宜行事,官府便將縣誌遷至今平和舊縣,

最後在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遷至靠近漳州府城的今南靖靖城地。如此周折,其實也預示著元代開發漳州西部的失敗,南靖縣的設立,名義上掌控著整個博平嶺東側,但事實上其勢力所及僅在於西溪支流船場溪一帶。

到了明代,博平嶺畲家的起義更是一浪高過一浪,明初,明朝為了休養生息,採取安撫的政策,只設安撫土官對畲家進行名義上的管控。隨著明朝政權的穩固及經濟實力的提升,這種安撫慢慢變味,開始向蠻橫治理轉變。基於同時,閩粵贛三省的畲家、畲客、畲洞等原土著向事先說好了一樣,同時舉起義旗發動叛亂。這也給了明朝增加賦役人口的機會,於是就有了王陽明在閩粵贛三省設立崇義、和平、平和三縣的事蹟,從此,長達近千年的閩粵贛蠻獠之亂,徹底結束,而漳州終於將博平嶺西部納入實質上的管制範疇。以詔安縣的設立為標誌,漳州,乃至閩南正式宣告閩南文化一路向西策略的最終完成,這一路走來可謂艱辛,但儘管如此,漳州西部時至今日,也不完全是閩南文化的覆蓋區,其山區仍然有眾多的客家鄉鎮,這部分內容將於下一章節展開向西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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