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歷史評論》2020年第1期（創刊號）
現代新儒家試圖在古代中國“尋找”現代西方價值的源種，因此不得不在“崇洋”與“復古”的兩個方向上左支右絀。
現代新儒家的一些人主張“中國必須再儒化”，意圖在現代中國“繼承發揚儒家的核心價值觀”，以儒學構建現代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一些人甚至將儒學奉為“國粹”“國魂”“國學精神”，主張立儒學為“國學”“國教”，由孔孟之學主導現代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重建儒教社會”。嚴格地說，這樣的現代新儒家不是一種單純的學術思潮，他們的根本目的是論證唯有孔孟之學可以解決現代中國面臨的重大問題。
這一主張在論證上是面臨困難的。現代新儒家必須設法把孔孟之學從封建專制的意識形態及官方學說中解脫出來，將孔孟之學的本質屬性及核心價值觀與封建專制歷史切割開來，論證孔孟之學天生具備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現代因素，讓人們相信孔孟之學是解決中國問題乃至世界問題的靈丹妙藥，甚至讓人們相信“儒學實際上就是‘中華文明與中國之學’，是名正言順的中國‘國學’”。然而，這種論證曲解了儒學的本質屬性，也過於誇大了儒學的歷史價值和現代意義。
現代新儒家沿襲、重複乃至“發揚”古代儒者虛構歷史的方法和觀點。通過虛構歷史來論證並張揚己說，乃是傳統儒學一大流弊。這導致儒者“經”“傳”中多有不實之詞和虛妄之論。東漢王充對此有著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在《刺孟篇》指出，孟軻關於“聖王”的言論是“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唐代劉知幾也一針見血地指出，《堯典》《論語》關於堯舜禪讓的記述是“徒虛語耳”，孟軻多有“烏有之談”和“虛美”之言。一批尊崇四書的儒者建構“道統”之說，以抬高孔孟之學的歷史地位，堪稱虛構歷史的典型例證。現代新儒家沿襲“孔孟道統”之說，進而演繹所謂的“中華道統”，沿著古代儒者虛構歷史的道路愈走愈遠。牟宗三主觀設定“中華道統”的“內在超越”路向。面對質疑，他辯稱：“即令沒有，我們也應當使它有。這是我們作歷史的回顧時，作為黃帝的子孫所應當有的責任。”錢穆聲稱不對本國曆史秉持“溫情與敬意”，就會被“文化征服”，為此，他極力證明帝制是“君主立憲”而“絕非君主專制”。然而，無論是“使它有”的“責任”還是“溫情與敬意”，都與史學“不虛美、不隱惡”的基本遵循相違背。
一些主張在現代中國推行“儒家憲政”的人，明知“古今‘三統’非一脈相承”，且“道不同”，卻基於“如果儒家想在現代社會贏得生存權利，就必須有效地吸納民主”的考慮，宣稱要以“引進民主憲政要素”的方式，“彌補古典儒家的不足”，將“儒家”和“民主”整合在一起，以“重建中華道統”。顯然，這是要將儒家“虛美”成與其本質屬性截然相反的東西。
現代新儒家以“隱惡揚善”美化儒學，刻意掩蓋孔孟之學服務於封建專制統治的本質屬性。為了論證《孟子》的“民貴君輕”為“世界民主論之先驅”，乃是“民主政治思想根源之所在”，他們隻字不提《孟子》主張王權至上的“天作君師”和“民無二王”之論。又如，為了論證“天人合一”是“國學精神”，他們也隻字不提《禮記》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論證人類社會實行君主制度、宗法制度、等級制度是天地之必然。又如，為了論證“仁者愛人”是“傳統美德”，他們隻字不提四書五經還有“仁者殺人”的命題和“聖王之誅”的理論。
被學術界歸入“文化保守主義”的現代新儒家，深受文化決定論影響。他們濫用“文化基因”“文化之根”之類的概念，熱衷論說似是而非的“文化識別”，進而用儒學定義“民族性”，用“儒學即國學”定義“中國學術”，用孔孟之學作為判定“中國文化本位”的基準，然後打著“弘揚國學”和“弘揚傳統文化”的旗號“復興儒學”，乃至將許多現代中國學術排斥在所謂“中國學術”之外，甚至將中國的現代化說成是“自我夷狄化”。更有甚者，一些人聲稱中國革命導致“中國沒文化了”，唯有“重振儒學”才能挽回，乃至有人竟然主張在現代中國弘揚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為了論證“中國文化本位”這個偽命題，現代新儒家不惜篡改生生不息、與時俱進的中國文化及其演化過程，甚至徹底否定新文化運動的積極意義及20 世紀中國革命道路。
歷史潮流，浩浩湯湯。在創造中國現代文明的過程中，出現主張守舊、反對革新的偽學術不足為怪。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為什麼主張復古倒退的謬論影響了許多人的歷史認識和道路選擇，一些人甚至將封建道德一概視為“傳統美德”，將《孝經》《弟子規》等一字不易地奉為涵養道德的圭臬？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認識傳統、揚棄傳統、創新傳統方面，學術界還做得不夠充分，部分學者甚至跌入了“盲目弘揚”或“盲目批判”的非黑即白式的認識窠臼。這表明，客觀、全面、準確地認識和評價中國古代文明的演化過程、中國現代文明的創造過程及相關的各種思想文化現象，為人們正確地認識和對待中華民族的歷史傳統提供優質的學術資源，進而促使人們作出正確的道路選擇和文化資源選擇，這是中國學術界特別是中國歷史研究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中華文化發展繁榮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條件，而推動中華文化的推陳出新和繁榮發展，需要處理好兩個關係。一是正確看待歷史中國和當代中國的關係，要堅持“古為今用”的原則，用發展和進步的眼光，對中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二是正確看待中國文明與外國文明的關係，要堅持“洋為中用”，立足中國、借鑑外國，既不能閉目塞聽也不能崇洋媚外。而做到這兩點，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尊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然而，現代新儒家卻本末倒置，企圖在古代中國“尋找”現代西方價值的源種，所以他們不得不在“崇洋”與“復古”的兩個方向上左支右絀，強證己說，這是不足為訓的。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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