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急速蔓延，超出很多人的想象。隨著確診病例、死亡人數的攀升，疫情會對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產生多大多久的影響，是縈繞在許多人心頭的疑問。就此，人民日報海外版微信公眾號“俠客島”與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鄭永年教授進行了一番長談。IPP評論授權轉載。
鄭永年
1. 俠客島：新冠疫情爆發到現在已經幾個月。您對各國應對疫情有何整體觀察和評價？如何看待不同國家在疫情防控上舉措與效果的差異？
鄭永年：總體來看，西方國家應對疫情的表現令人失望。西方擁有最發達的經濟體系、公共衛生體系和龐大的中產階級，所有條件都很優越，為什麼還是失控狀態？如果要我來打分，滿分十分，西方國家連五分都不到，最多拿四分。
現在西方一些人怪中國，這沒道理。要知道，新冠病毒是人類此前未曾見過的，抗擊疫情是全新的挑戰。中國迅速行動起來並獲得成效，實屬不易。相較之下，歐美說不過去，他們有足夠時間，為什麼沒準備好呢？
新冠病毒是人類此前未曾見過的，抗擊疫情是全新的挑戰。圖：網絡
比較來看，東亞國家和地區防控做得比較好，至少有幾方面的原因。
第一，體制動員力。從東亞戰後的發展史來看，包括日本、四小龍、中國在內，多數屬於“發展型政府”，政府比西方強勢；西方是資本主導的秩序，美國現在還在討論，甚至說“犧牲生命也要維持經濟運作”，“保經濟更重要”。
第二，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任度更高。東亞社會的民眾普遍更守紀律。政府要求居家隔離、不要恐慌、不要搶購、按時量體溫，絕大多數民眾都能做到。對東亞社會來說，“生命安全”和“自由”不需要比較——命都沒了，還有什麼自由呢？
西方則不同，現在還爭論“權威主義”，認為政府權威過大，就沒有自由了。至於“群體免疫”這話，放在東亞不可想象，會使政府丟掉合法性。
在這個意義上，東西方都有“契約”，但是形式不同。西方的契約是選票，選上就可以。但問題是，
政治是治理，不是選出來就高枕無憂了。天天指責別人，或者提前佈局拋售股票，這樣的政治人物不會取得什麼實際治理效能。
人們在新加坡中央商務區的辦公樓外排隊等候測溫，圖源：彭博社
但疫情防控也不只跟體制相關。說到底，西方國家應對疫情不力，是資本和社會失衡的結果。
他們確實有最發達經濟體、最發達的公共衛生體制，但口罩、防護服、洗手液等基本醫療衛生物資都不能生產。不是沒有這個技術，而是生產能力流到其他國家了。
反過來也一樣。中國抗疫能有今天的成效，除了有效動員、一線醫務人員捨生忘死付出，還要歸功於物資生產能力。中國最值得重視的抗疫經驗，是“制度資源”和“經濟資源”配合、統一，西方的制度和經濟資源則產生了錯位。
中日韓三國在抗疫初期合作很好，跟產業鏈密切配合有關係；歐盟沒有產業鏈，就合作不好，所以很狼狽。美國也是。
新冠病毒，圖源：美國FDA官網
2. 俠客島：不少機構及學者都在討論疫情對世界經濟帶來的衝擊。有分析說會造成全球性衰退，有人拿疫情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相比，甚至與當年的“大蕭條”相比。您怎麼看？
鄭永年：全球化條件下就是這樣，第一季度中國幾乎停擺，好不容易慢慢恢復，訂單卻大幅減少了。所以有人說，只要世界不變好，中國也會很難。這有道理。
但要思考的是，疫情衝擊之下，還有“世界經濟”嗎？新加坡147架飛機，現在只有9架在飛；旅遊、餐飲等服務業更不必說；製造業也沒有需求。因此疫情之後，肯定會有很多反思，尤其是一個問題：全球化到底為了什麼？
在我看來，經濟全球化還會繼續，但不會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每個國家都會把事關國家安全和民眾生命安全的生產能力留在國內。
上一波經濟全球化，很多國家失去了“經濟主權”，稅收、就業等都轉移出去了，國內產生了很多矛盾，社會差距拉大，中產階級規模越來越小，這都是現在西方民粹、保護主義的產生根源。所以，未來的“全球化”概念可能會發生變化。
疫情對世界經濟的衝擊可能超過“大蕭條”。當年大蕭條几乎隻影響西方國家，但現在主要經濟體都受到影響。大蕭條時各國同意用凱恩斯主義解決問題，但現在呢？一些國家便開始印錢、寬鬆，只顧解決自己的問題。
更大的問題在於：如何控制社會恐慌？在中國這個問題幾乎不存在，黨的系統、行政系統就夠了；但很多國家都已經出動了軍隊來維持社會秩序。
歷史上，瘟疫和戰爭幾乎是孿生兄弟，如果社會恐慌控制不住，民主政府和法西斯政府幾乎只有一牆之隔。必須看到，這次是“綜合性危機”，是經濟危機、社會恐慌、國家治理危機的“三合一”併發症，在西方尤其明顯，要非常警惕。
3. 俠客島：國內公眾比較氣憤的是，在中國抗疫吃緊的階段，西方輿論冷嘲熱諷；西方疫情蔓延，一些政客甩鍋、指責中國，大搞汙名化；中國支援國際抗疫，西方又說這是“外交攻勢”“掠奪式捐助”。您如何看待這些政治操作和輿論聲音？
鄭永年：確實要看到深刻危機。疫情引起的海外的、我稱之為“反華為核心的民族主義浪潮”已經浮現。一方面，這是政客無能、推卸責任的做法，但更重要的是背後隱藏著“議程設置”。
二戰前法西斯的崛起，是用右派民粹主義反對他們所謂的左派民粹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等），這個大的局面到今天沒有變化。西方民間的反華事例這次能看到很多，Anti-Chinese，華人、華人企業已經感到壓力，留學生、出去的學者也是；精英階層，則非常意識形態化。
疫情受控以後，還會有這樣的浪潮。按說，世衛組織定義了病毒名稱之後就應該按世衛組織的定義來，但是蓬佩奧、美國的反華議員到現在還在講“中國病毒”，這是故意的，遠超出“推卸責任”的範疇。
反過來，中國在行動上、動員上做得很好，反而被說得很差。西方一直有偏見，他們說援助是稱霸，應該怎麼回應？我們現在還是習慣“國際合作”“大國責任”的說法，這種說法多少西方民眾真正理解？這是很精英的話題，但精英階層非常意識形態化。
在我看來，不如迴歸最基礎的，就是人道主義。這本身就是戰後國際秩序的起點。疫情導致多少人感染和死亡？死亡是全世界的公敵，沒有人能置身事外，這就是弘揚人道主義最好的場合。
中國領導人說，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難道我們不知道封城、封省、停擺會造成多大的經濟損失？為了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就這麼做了。這是地地道道的人道主義。這個文章做好了，軟力量就有了。
至於病毒起源於哪裡，科學家都不知道，政治人物怎麼知道？一句話就懟回去了。中國政府現在對12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援助，這還不包括各地政府和中國企業的捐助、援助行動。人道主義、救死扶傷就是最好的話語，也是最通用的可以接受的話語。
3月25日，中國援建伊拉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核酸檢測實驗室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揭牌。圖源：新華社
4. 俠客島：回到中國。疫情已經對中國的經濟、企業和人造成衝擊，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時也提到，“危和機總是同生並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機”。國內疫情逐步穩定之後，下一步您覺得可以如何佈局？
鄭永年：要提前思考未來經濟佈局。
前面提到，疫情之後會是新的全球化階段，各國都會強化自己的“主權經濟體”，恐怕要回到80年代以前“有限全球化”的階段。並不是說什麼東西都要自己生產，但大多數東西還是要自己生產，靠內需，要在自己的產業鏈上向上爬升，提高技術含量。
我看到國內有些地方又在用老思路搞傳統基建項目。問題是，同樣的財政支出，是不是可以向社會公共事業多做投資？比如農田水利、醫療衛生，這都是內需、剛需。舊的思路主導下，總以為等著，國際經濟就會好起來。但我認為這次疫情是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大事情。美歐都會一定程度地恢復“自食其力”。
因此，要有新的“主權經濟觀”和國際經濟觀，才能知道下一步我們的經濟該如何佈局。要考慮“需要一個怎樣的內需社會”。要救企業、救老百姓，也要把我們自己的中等收入人群規模做大。大規模基建可以解決一定的就業，但不是什麼時候都有效。
我們也看到，社會力量在疫情防控中發揮了非常好的作用。企業家捐款、志願者做事、企業和政府合作，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按理說，西方是小政府大社會，但是他們的民間力量發揮了這麼大的作用嗎？所以，如果在中國的制度設計中給社會力量更大空間，政府的負擔會大大減輕，社會力量發揮的作用也不會比西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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