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那個世界，已經回不去了。
疫情帶走的不僅僅是生命和財富，還有從環境到心態，從宏觀到幽微的許多變化。
疫情加劇了各國之間的不信任
也加深了各國對全球化的懷疑
經濟損失很多人已經有切身感受。雖然還有爭議，但很多專家都認為，這會帶來一場經濟危機。
就連昨天美聯儲推出史無前例的“無底線”救市方案，開啟無限量的量化寬鬆模式，都沒有立刻止住市場的恐慌。
但最糟糕的，還不是經濟，而是各國之間不信任的加深，是對全球化態度的懷疑。
這一點本來就是這幾年來的重要現象：封閉，民粹，民族主義，幾種趨勢合流，貿易衝突不斷，碳減排的目標也要求很多公司減少對長距離供應鏈的依賴，但在利潤的支撐下，這個過程在來回拉鋸。
疫情意外地加劇了它的進展。
舉個例子來說，本來這幾年人家就嚷嚷著要把工廠搬回去，結果發現這次連口罩都保證不了，還要被嘲笑沒有口罩，這種情況自然不會想要一直持續下去。
當然，（投黑馬Tou.vc專注於文創領域的眾籌平臺） 政治和貿易不是小孩吵架——雖然現實裡有時挺像的。
20世紀下半葉和21世紀初的繁榮，主要是受益於全球化的國際分工和資源配置。中國，正是這個進程重要的建設者，也是受益者。
不過，這段時間，支持全球化的人都難免垂頭喪氣：疫情終究會過去，飛機會再啟程，郵輪會再遠航，但分開的手，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再牽上。
世界著名智庫Chatham House的首席執行官羅賓·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直言不諱地說：
“我們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終結”。
疫情之後，“如果沒有動力保護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共同利益，那麼20世紀建立的全球經濟治理結構將很快萎縮。領導人需要巨大的自律才能維持國際合作，而不是退縮到公開的地緣政治競爭中。”羅賓說。
而如果應對疫情失敗，領導人很難抗拒將失敗歸咎於其他人的誘惑。我們已經在不斷見證這樣的事情。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幾位專家對全球化的觀點高度一致。
副主席香農·奧尼爾（Shannon K.O'Neil）認為：
新冠病毒正在破壞全球製造業的基本原則。很多公司將會考慮縮小規模，並佈局多個國家的供應鏈。對於戰略性行業，政府也會進行干預，制定國內後備計劃和儲備。總之會犧牲一部分利潤，來換取供應的穩定性。
高級研究員勞裡·加勒特（Laurie Garrett）與此觀點類似：
“全球化使公司可以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生產，並將產品及時交付市場，從而避免了倉儲成本。擱置超過幾天的庫存就被認為是市場失靈。但新冠病毒證明，病原體不僅可以感染人，而且會毒害整個實時系統。”
“在這種影響下，全球資本主義會出現一個戲劇性的新階段——供應鏈離家更近。這可能會削減公司的短期利潤，但會使整個系統更具彈性。”
而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認為：
“冠狀病毒危機至少會在幾年內，導致大多數政府轉向內部，專注於本國境內發生的事情。
鑑於供應鏈的脆弱性，我預計將朝著選擇性的自給自足（以及隨之而來的脫鉤）邁出更大的步伐。
會更加反對大規模移民。考慮到需要將資源用於家庭重建和應對危機的經濟後果，各國會降低解決區域或全球問題（包括氣候變化）的意願或承諾。”
布魯金斯學會主席、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四星上將約翰·艾倫（John Allen）直言，這種變化：
“對於發展中國家，和貧窮工人比例較大的國家，風險尤其巨大。”
雖然在疫情中，國際社會正在加強合作，有識之士也都很清楚，合作才能共贏，但應對危機的壓力，和政治運作的邏輯，還是在不斷蠶食這種信任和合作的基礎。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說，這場危機可能會加劇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和歐洲一體化的減弱。
對於政客來講，掄起種族歧視和民族主義的大棒，可以轉移內部的矛盾，掩蓋自己的不足。
而對於民眾，相對的衰落和絕對的被剝奪感，都容易導致它去尋找外部的敵人，釋放自己的困窘，疫情的恐慌，也會給陰謀論、非理性提供溫床，於是各自信著各自的神，攻訐不斷。
歐盟對外指責俄羅斯傳播虛假的疫情消息，對內則面臨各國優先自保、各自為戰後帶來的壓力。如果意大利、西班牙這些疫情嚴重的國家不能從布魯塞爾獲得足夠的支持，歐盟的合法性也會受到質疑。
疫情使美國和歐洲之間也出現分裂
這種分裂也出現在美國和歐洲之間。
“特朗普總統領導下的美國有一種新的自私。”（投黑馬Tou.vc專注於文創領域的眾籌平臺）柏林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揚·特肖說。
他認為，特朗普毫不掩飾的民族主義和“美國優先”的口號，先把新冠病毒歸咎於中國，後又歸咎於歐洲，“意味著美國不再為這個星球服務。”
《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也認為，在2008年經濟崩潰以及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危機期間，美國都承擔了全球應對措施協調者的角色，但在新冠危機中，美國放棄了這個角色。
既然飽受指責，那麼特朗普的支持率是不是在下降呢？
根據美國ABC新聞和益普索調查機構進行的一項最新民意調查顯示，有55%的美國人贊同特朗普的危機管理方式，有43%的美國人不同意，支持特朗普的比例比上週增加了12個百分點，出現了逆轉。
與之類似的還有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支持率從41%上升到了46%。民眾的心態可見一斑。
學者米歇爾·蓋爾芬德將國家分成兩類，一類是“緊密的”，更重視規則，民眾習慣於被監管，一類是“鬆散的”，更重視自由，氛圍更為寬鬆。
疫情證明了“嚴密的規則和秩序可以挽救生命”。她認為，受疫情影響，美國的政治會走向一種更收緊的文化。
疫情將創造一個
開放度、繁榮度和自由度降低的世界
在哈佛大學教授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M. Walt）看來，為了應對危機，各種類型的政府都在採取緊急措施，而危機結束後，他們不會放棄這些新權力。
他認為，先前的世界沒有因為瘟疫迎來全球合作的新時代，這一次也不會。”隨著公民們尋求政府的保護，以及企業尋求減少未來的脆弱性，我們將看到全球化的進一步退縮。“
“簡而言之，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將創造一個開放度、繁榮度和自由度降低的世界。”
印度學者Shivshankar Menon曾是其總理辛格的國家安全顧問。他也認為，在所有政治實體中，都出現了向內的轉變，轉向尋求對自己命運的控制權。
“我們將走向一個更加貧乏、吝嗇和狹小的世界。”
之所以連續引用這麼多觀點，是因為他們來自不同的身份和機構，這樣的參考也更立體一些。他們看上去對全球化的前景都比較悲觀，或者說，認為它會有非常大的調整。
這種信任和合作的衰減，已經體現在很多方面，廣東、江浙地區的工廠，不少反映訂單減少，不得不縮減工人；針對中國人的歧視和排斥也在加深；當然，國內也有類似的現象，雖然不是主流。
《人類簡史》的作者尤瓦爾·赫拉利連續發文，他擔心目前國際合作的不足，不僅使得遏制疫情困難重重，這種負面影響還會在未來幾年繼續毒害國際關係。
這位歷史學者還擔心各國政府快速出臺的措施，會留下很多隱患，比如以健康為由，控制公民的隱私，比如選擇民族主義孤立，而非全球團結，“公眾和政府在接下來幾周所做的決定可能會影響世界未來幾年的樣貌。”
這樣的聲音當然稱得上明智，但落實到現實層面，道阻且長。
不同的力量還在角逐，合作和排斥交錯上演，世界到底是走向合作、共情多一些，還是封閉、排斥多一些，仍然是未知數。
但有一點是確定的，也是一句老話：要怎麼收穫，就怎麼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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