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宣佈封城好像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很難相信它就發生在兩個多月以前。自那以後，整個世界都變了，而且，這種變化越來越被認為深不可測。
可以說，所有人都把新冠疫情看錯了。還記得1月20日鍾南山第一次在央視上說人傳人帶來的巨大震動嗎？1月23日凌晨，其實是22日深夜，武漢宣佈封城決定，那動靜更像是扔了顆原子彈一樣。短短几十個小時，整個中國社會被徹底驚醒，也陷入了一定的慌亂。人們將憤怒和驚慌全都傾瀉到了湖北省官員和國家疾控中心的專家們身上，是他們宣揚“可防可控”，是他們到了1月18號還在搞武漢萬家宴，21號還在搞團拜會，而且還在月初訓誡了8名談論“武漢發現了SARS”的醫生，人們堅信，這場危機本來可以避免，就是因為上述表現所反映的官僚主義導致了疫情的暴發。
對於武漢封城，人們的態度也不完全一致。西方出現大量針對封城的人權質問，國內也有一些人懷疑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小題大做”。接下來的抗疫是在輿論一波又一波的批評浪潮中進行的。對一些人住不進醫院和醫護人員缺少防護物資的猛烈批評，對湖北紅會行動遲緩的無情鞭撻，還有對高官在記者會上念稿子和對基層工作者行為粗野的潮水般的指責，構成了那段時間輿論場令人難忘的一幕。追責，反思，大概是當時互聯網上熱度最高的兩個詞。
所有那些批評和思考都有確鑿的來龍去脈，也是應當繼續堅持的。然而老胡必須指出一個天大的事實和它天大的影響，那就是我們誰都沒有想到，這場新冠疫情在中國上演的僅僅是一個序幕，它的真正暴發，那種全球大流行病的超級暴發，那種比武漢猛烈不知道幾倍的對經濟社會體系徹底的衝擊，隨後在中國以外的地方，尤其是在歐洲和美國接連噴暴而出。
原來這才是這場終將改變人類歷史軌跡的新冠大疫情全面展開時的樣子！歐洲一個又一個國家成為了新的湖北，不，是湖北疫情的加強和放大版。意大利、西班牙的死亡人數迅速破萬，會繼續增長到多大沒人知道。法國英國都有可能成為新的意大利和西班牙。而美國政府在吹噓了一兩個月“風險很小”“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後，眼看著轉眼淪陷成新的疫情震中，竟然直接預測可能死“10至24萬人”。現代的西方世界成為了新冠病毒對人類最為血腥的屠戮場。
在武漢所發生的所有錯誤都在西方國家重新、並且更加嚴重地又犯了不止一遍。武漢曾經上演的那些不如意，比如病人住不進醫院等等，都在那些歐美國家以極限的方式重現。所發生的這一切像一頓密集的冰雹把中國人之前對這場疫情的認識砸滿了坑。換句話說，中國人過去的所有詰問和看法都還在，然而這些強烈的事實在重置了環繞我們這些認識的大場景，我們觀察問題的格局被改變了。事情的原有脈絡依舊，然而我們認識它們的思想材料和尺度進行了質的添加和重組。所以人們的感受和聚焦的重點都在隨之變化。
3月23日，遊客們在危地馬拉等美國大使館包機回國。
我們曾經以為，問題根本出在缺少輿論監督，如果我們有那幾名醫生不被訓誡的輿論環境，以及武漢和湖北官員“大維穩”的觀念能夠不那麼強烈，這場悲劇就完全可以避免。然而從歐洲到美國，都是西式“言論自由”的中心地帶，那裡也沒有“維穩”的目標，但悲劇卻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把那些國家一一推倒。
那麼，是武漢更不容易避免最初的錯誤和混亂，還是西方國家更不容易避免呢？答案顯然是前者。對武漢來說，新冠病毒畢竟是全新的疾病，對它需要有一個認識的過程，這個過程出問題，首先有一個科學層面的侷限。而西方國家對新冠病毒的認識是站在中國肩膀上的，而且武漢封城又是對這種病毒不可控危險的震耳欲聾的宣告。
封城後的武漢
武漢封城時，美國只有一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英國的確診病例是零。儘管不排除一些未被發現的感染者已經進入了歐美社會，但他們無疑是少數量的，是完全可以及時篩查出來並且從容應對的。
1月23日以後，中國形成了湖北戰場和全國戰場兩大戰線，我們一邊探索，一邊上演了全國其他省區市對新冠病毒的圍殲戰。西方國家如果參照了中國從廣東到黑龍江任何一省的做法，都能夠在很短時間裡清理掉國內零星的感染病例，確保疫情不在本國大規模暴發。
然而那些國家都沒有做到這一點，不是一兩個例子，而是它們的集體陷落帶給了中國人一份原有反思之上的更大反思。看過去兩個多月，有無數角度和線索在競爭我們的注意力，然而那個最強大的事實鑄成了一個引力越來越強的重力場，強迫我們每時每刻都感覺到它的存在，它在重塑我們的思想方式。
疫情仍沒有結束，中國與外部世界形成日益強烈的反差。這個反差不是僥倖出現的，它有著強烈的制度性基因。我們前所未有地發現，中國的毛病真的有很多，但這個國家在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又是那麼的靠譜。 我們對問題的批判實為國家和民族上進的自我鞭策。是的，自我鞭策很重要，但原則是，我們不能把自己抽暈。
胡錫進微博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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