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省地形圖
雲南，作為中國西南邊陲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區，在中國歷史發展的整體性的大框架裡面，雲南獨特的地方性有其突出的地位。因為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雲南在中國歷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何耀華先生所著的《雲南通史》中就說過：“中國統一時，一定據有雲南；中國喪失雲南，時，統一就受到破壞；據有雲南，就一定能統一天下，失去雲南，就一定失去統一”。
中國西南邊陲的雲南地區，自古因為崇山、險河、瘴氣等阻隔，遠離中原王朝政治文化中心，但是自秦漢時期“大一統”後，西南夷地越來越被重視，秦漢王朝在此設郡縣，到了元朝之後，雲南被列為了內地行省，到了清朝，更是中國內地十八省之一。
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其實熟讀雲南歷史後，便會慢慢發現，這不僅僅是雲南的發展歷史，這段歷史後面所展示的，更多的是古代中國邊疆治理的影子。雲南從“外”到“內”，在中國古代邊疆治理之路中，是比較獨特的，可以說，這是古代中國邊疆治理中的“雲南模式”。
秦漢時期的雲南地區
“雲南模式”在中國古代邊疆治理上的展開
關於雲南在中國歷史上的最早記錄，《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到：“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也就是說，在戰國時楚威王時代，雲南地區就和中原文化有過交往，楚威王曾命楚將莊蹻帶領一支軍隊平定了西南夷地，這支外來的軍隊後來還成了滇地的領袖，並且按照從俗從宜的原則，變換了服飾，入鄉隨俗，逐漸融入了當地。
眾所周知，交流一般都是相對的，楚軍融入滇地，而西南地區的人民自然也會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雲南模式”在中國古代邊疆治理上也就此拉開了序幕。
秦統一中國後，在大一統的潮流下，雄才偉略的秦始皇自然不會視雲南而不顧。秦朝的徭役雖然繁重，但是對於秦始皇來說，他有一個特點，就是熱愛修路，也就是修直道。對於秦朝來說，道路就是人體的血管，只有修通了道路，統治才能四通八達。
所以秦朝對西南地區的措施，可以概括為“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因為西南地區山高嶺峻，開山築路相對困難，所以就只修築了五尺寬的棧道，在能夠通達聲教的基礎上，還派遣官吏，實行有效的管轄。
西漢時期平定西南蠻夷後設置益州郡
秦朝對西南地區的措施雖然短暫，卻為漢朝進一步加強對雲南的統治打下了基礎。漢朝對雲南地區所貫徹的國家意志，或者說是中央政府在雲南的施政，相對秦朝來說是往前跨了一大步，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大修道路。《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鉅萬計”。漢朝動員數萬人，耗費巨資也要打通通往西南地區的道路，這可以說是一個大一統國家意志的有力體現。
司馬相如影視劇照
其二，置吏設郡。漢承秦制，在雲南問題上也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公元前135年，派遣唐蒙通夜郎，設置了犍為郡；公元前129年，命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出使到西南夷邛、筰，設置都尉領十餘縣，後來這些縣統統歸劃到蜀郡之下。秦漢時期，西南地區存在著不少的地方勢力，即“夜郎最大，邛、筰稱雄”的局面，漢朝在派遣官吏的同時，也派遣軍隊以武力平定各個地方小國，最後將此設置為七郡！
在雲南地區設置郡縣，是古代中國治理邊疆的重要舉措，這使得董仲舒“大一統”觀念在邊陲地區得到普及，也就是政治統一、地理統一、思想統一的觀念深入人心。秦漢時期打造的“雲南模式”，為後世在雲南的統治合法性打下了堅定的基礎。
“雲南模式”在中國古代邊疆治理上的掙扎與昇華
在提到邊陲地區與中原王朝這個問題上，有一點是不得不去討論的，那就是“向心力”。雲南地區有一段歷史是比較特殊的，那便是隋唐時期。
在隋唐之前，由於魏晉南北朝的紛亂，雲南地區因勢形成了白蠻和烏蠻兩地。白蠻的漢化程度比較高，主要是由當地部落與遷徙的漢人融合而成；烏蠻漢化程度偏低，主要以保留當地族群特質的人為主。
無可厚非，這是歷史規律下的表現，中原王室強大，邊陲向心力則強，反之亦然。唐朝前期，雖然國力沒有達到頂峰，但是對雲南地區的統治仍然屬於合法的，但由於箇中原因，唐朝只能在雲南地區採取羈縻州縣制度的策略，比如公元618年設南寧州後改為南寧都護府、公元624年復置戎州都護府。
所謂羈縻州縣制度，及時以當地的酋長為國家之官，相當於今天的自治區，以從俗從宜的原則治理。
唐朝時期的南詔
唐朝在這種管理的模式下，使得地方勢力越做越大，以至於南詔在這種情勢下成長起來，並佔據了雲南之地，與唐朝分庭抗禮。
話說回來，南詔之所以發展起來，前提是得到了唐中央政府的支持。比如當時雲南較為發達的洱海地區共有六詔，隨著吐蕃的興起，有五詔勢力紛紛歸附了吐蕃，只有蒙舍詔（南詔）奉唐為正朔，後來在唐朝的支持下，蒙舍詔兼併統一了其他五詔和洱海地區，後來漸漸做大，威脅到了唐朝在雲南的統治。天寶年間，與南詔的幾次戰爭，均已唐朝失敗告終，安史之亂後，唐朝更是再也無力顧及雲南了。
南詔由此在雲南統治了254年，公元937年，段氏取代南詔建立了大理國，直到公元1254年被蒙古攻陷。
在中國古代邊疆治理歷史上，“雲南模式”在唐朝似乎“拐了個彎”，也就是出現了南詔和大理這樣的割據政權。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正是這種對雲南的小一統，成為後來元朝全國大一統的重要步驟。
“雲南模式”拐了個彎後重回正軌，期間保持對中原的向心力發揮了不可置否的作用，縱觀南詔和大理，其實他們的通用文字都是漢字，其中的六曹制度也是模仿中原王朝的六部制度，統治者也稱為皇帝，也有廟號和諡號等等。
中國古代邊疆治理歷史中的“雲南模式”，在元朝迎來了昇華時期，因為元朝在此設置了雲南行省。《元史·賽典赤·瞻思丁傳》記載：“雲南朕嘗親臨，比因委任失宜，使遠人不安，欲選謹厚者撫治之，無如卿者”。
元朝在西南設置雲南行省
忽必烈在雲南設置行省，並委任行中書省高官賽典赤管理雲南，加劇了雲南與內地的一體化進程。賽典赤到任雲南後，將雲南郡縣改設為路、府、州、縣等機構，並因地制宜開創了流官設置的先河。
所謂流官，就是朝廷任命的不世襲，有品級，有任期的官員。賽典赤根據雲南各地人口聚集發展情況的不同，有的地方設置流官，有的地方設置土官，
雲南行省的設置，中央政府和地方府、州之間增加了一個層級，使得中央政令上傳下達保持著流暢性。而流官與土官的結合，大大降低了雲南形成一支強有力的勢力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賽典赤還在雲南進行了一項重要之舉措：清查戶口，編訂賦役。眾所周知，查戶口、編賦役是一個統一的中央王朝對一個地區統治合法性的標誌，地方有義務向中央納稅，中央也有向地方賑濟的義務。
賽典赤·瞻思丁
元朝的這些創新性政策，到了明清時期，使得雲南已經和內地逐漸雷同，雲南與內地的一體化越來越明顯。
明清兩代開國之初，國家凋敝、百廢待興，為儘快實施統治，雖然不得已實施了權宜之計——土司制度，後面雖然暴露出了一系列弊端，但隨著改土歸流的實施，中央廢止了原來土司的各種陋規，對當地民眾直接徵稅，減輕民眾負擔；任用流官，統一規制；派遣駐防兵，進行屯田，編制戶籍，興辦學校等等，中央的權力進一步滲透到了基層，不僅穩定了雲南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更是基本上確立了雲南與內地的一體化。
至此，雲南基本實現了從“外”到“內”的本質轉變，為後來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在雲南設省施政奠定了基礎。
“雲南模式”對中國古代邊疆治理的啟發
自秦漢以來，中原地區王朝更迭，而作為中國西南邊陲地區的雲南，在“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規律中，雖然也不能獨善其身，但是少數民族居多的雲南地區不管如何還是迴歸到了中原的懷抱，當中是有其特殊的原因的，總結下來，可以分為三點：
語言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傳播的重要體裁
一、雲南始終以漢語為官方語言
先秦時期楚將莊蹻率軍至滇池，帶去了內地文化，秦漢設置郡縣，進一步加深了雲南與內地的文化交往。
唐代樊綽《雲南志》 就記載南詔風俗曰：“凡人家所居，皆依傍四山，上棟下宇，悉與漢同”，除了風俗形同漢族之外，在語言方面也有所記載，即“言語音白蠻最正，蒙舍蠻次之，諸部落不如也。但名物或與漢不同，及四聲訛重”。可以看出，除了發音和對事物的專用詞彙與漢有所差別外，雲南很多的族群的民眾說的仍然是漢語。
語言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和傳播文化的重要載體，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從楚將莊蹻入滇，到唐朝南詔建立割據政權，相差了1000多年的歷史，可以知道，漢語在雲南長時間的通用，讓雲南對中原王朝始終有著鮮明的認同，而元明清三朝在雲南順利地設立學校、興辦科舉也從側面證明了漢語在雲南地區的廣泛使用。
民族大融合
二、雲南各民族沒有排外性，與內地的交流、交融歷史悠久
這一點，可以從移民角度來說。秦漢時期以來，歷史上無論是因為經商、流放、駐軍等因素，從北方遷入雲南的漢人代代都有。而且古代帝王對於一些犯罪的官員、貴族以及皇親國戚，不論是出於愛才還是為了皇家顏面，大多數都是不忍殺之，而是處於流放之行，而對於這些有文化的家族，大多數又是流放至雲南、嶺南地區，且還是拖家帶口。這一點，唐朝因為左降官制度的存在最為頻繁。
在促進各民族融合這方面，明朝洪武年間還發布文告曰：“令蒙古、色目人氏，既居中國，許與中國人家結婚姻，不許與本類自相嫁娶，違者男女兩家抄沒，入關為奴婢”。
北方世代的移民、國家政策的規定，加上雲南各族群不為人設置界限依歷史潮流而動，使得雲南地區在歷史上一直保留著與中原地區的交流與融合，逐漸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朱元璋影視劇照
三、北方中原政治王朝在雲南治理上與內地一體化的努力
《漢書·賈誼傳》記載到：“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秦漢時期在雲南設官置郡，唐朝在雲南設置羈縻州縣，元朝設雲南行省，明清時期改土歸流，清朝將雲南列為內地十八省之一，歷代中央政府，無不視雲南為中央的“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在“大一統”的思潮之下，堅定非有云南不可。
而只有使邊疆地區與內地趨向一體化，才能使得國家這副身軀、這支手臂更加運用自如。
結語
“雲南模式”在中國古代邊疆治理歷史方面的獨特性主要還是相對於東北、蒙古等地區而言。清末時期，由於列強的入侵，清朝陷入了被動局面，以至於失去了諸多的土地，不得不令人痛惜。清末民初外蒙古的獨立，和清朝時期沒有在外蒙古推行全國統一的國家通用語言漢語有著莫大的關係；而外興安嶺的流失，難免不是受到清朝對東北地區實施封禁政策限制了各族群群眾自由流動的影響。
縱觀雲南歷史，其實就是一部中國古代邊疆治理史，其中的關係正如前文所說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雲南是中國古代邊疆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古代邊疆治理史當中也無法抹去雲南地區的身影。語言文字的普及、各族群眾的交流融合以及國家政策的推行，造就了中國古代邊疆治理中獨有的“雲南模式”，而這一點，無論過去，還是將來，都會為我國邊疆地區的施政提供了鮮明的借鑑意義！
（完）
參考資料：《雲南通史》、《史記·西南夷列傳》、《元史》、《漢書·賈誼傳》、《雲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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