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短篇小說之王”契訶夫的《吻》，一個不太受人重視的短篇，竟然看到了曹雪芹筆下“風月寶鑑”的反射光，著實嚇了一跳。

一個其貌不揚的低級軍官，里亞包維奇上尉，孤僻、自卑、不善交際。一次熱鬧的茶會上，意外得到了一個吻。於是，開始了一段幻想註定破滅的“意淫”之旅。

好在，他不似賈瑞那般“野心勃勃”，更比阿Q“消極虛無”，結局並不致命。

契訶夫一貫的“小人物”筆法，尖銳、冷峻，入木三分。這位始終堅持“必須把生活寫得跟原來面目一樣，把人寫得跟原來面目一樣”的契訶夫，只用一個“吻”，就寫出了“小人物”之所以失敗的“精神勝利法”。

這部小說，延續了契訶夫一貫的敘事手法，冷峻、客觀、尖銳，為我們揭示了十九世紀俄國沙皇統治下病態社會和病態靈魂可笑又可悲的真實面貌。

時隔千年，小說裡的里亞包維奇上尉這一形象，依然有著銳利的穿透力，驚醒著現實中每一個迷失在幻景中的人。

故事情節：一個小小的“吻”引發的意淫，揭示了“精神勝利法”的戕害。

《吻》的故事情節非常簡單。里亞包維奇上尉是一個其貌不揚的單身漢，渴望姑娘，卻羞於行動。在一次舞會上，他誤入一間黑暗的房間，被一個姑娘當錯了情人而“吻”了一下。他開始幻想，把姑娘幻想為自己的妻子，並在幾天以後回到舞會所在的莊園，試圖再和姑娘見一面。

里亞包維奇的可悲之處，正是在於他對自身的缺陷有著十足的清醒，卻同時擁有一種奇特的“精神勝利法”，使得他能夠依然幸福快樂得活著。

他深知這是一個吻錯了人的“吻”，卻把它當成了性幻想的“風月寶鑑”，樂此不疲。

他左臉上靠近唇髭，經那個素不相識的人吻過的地方，有一種舒服的、涼酥酥的感覺，彷彿擦了一點薄荷水似的。他越是擦那地方，涼酥酥的感覺就越是厲害。

這種類似“手淫”的性幻想帶給他的高潮是強烈的。他意猶未盡，“回到駐營地，趕快脫掉衣服，上了床”。他想象著“淡紫色小姐的肩膀和胳臂，穿黑衣服的金髮女郎的兩鬢和誠懇的眼睛，柳腰，衣服，胸針”，他感覺到“一種沒來由的、強烈的歡樂就湧上他的心頭”。

第二天，部隊開拔，他還在幻想，想象著姑娘脫下來的連衣裙、拖鞋，想象，著姑娘的“肩頭”“小小的腳”，想象著和她們溫存。到了新駐地，喝了一點酒的里亞包維奇，更加“起了一種熬不住的慾望”，用一種“譏誚的口吻”和同伴們講述這個“吻”，在同伴們的誘導下甚至承認“一定是個心理變態的女人”。

里亞包維奇之所以這麼“無所畏忌”地“意淫”一個陌生的、上流社會的美麗姑娘，源於他一種奇特的“精神勝利法”，神似阿Q的生存哲學。

他對自己外形的醜陋有一種“詩意的感傷”

他對單身漢的境遇有一種“樂觀的期待”。看到身邊“後腦勺很紅很醜，沒有腰身”的瓦赫捷爾大尉、“很粗野，簡直跟韃靼人一樣”的薩爾瑪諾夫，都戀愛結婚了，他便覺得自己“早晚也會經歷到大家經歷過的事”。他為自己是一個平常人自豪，為總會到來的平常願望而勇氣倍增。

他對這個錯誤的吻有一種“感激的愉悅”。他雖然知道這是一個吻錯了人的吻，但是他十分感激這個陌生的姑娘對他的溫存。儘管他覺察到了“她是帶著憎惡躲開的”，可他依然覺得這是生活送給他的禮物，他心安理得地幻想這個厭惡他的姑娘成為自己的妻子。

他對幻滅的夢境有一種“歡樂的任性”。小說最後，里亞包維奇等待了許久的將軍的邀請又一次來臨時，他對黯淡生活的憂傷情緒，一掃而光，“心裡騰起一股歡樂”，但是，為了“存心跟他的命運作對”，里亞包維奇跳上了床，“偏不到將軍家去”。

可以想象，“意淫”這把“風月寶鑑”，將伴隨里亞包維奇一生，成為他黯淡生活的快樂之源。他的這種“生存哲學”和魯迅筆下阿Q的“精神勝利法”極其相似。契訶夫和魯迅的生活年代相近，恰巧都是棄醫從文。他們的筆，就像兩把短促又鋒利的手術刀，精準狠厲地解剖了一個個“大時代裡的佛系又喪逼的小人物”。一個小小的意外的、錯誤的吻，不是生活賜予的驚喜，而是一個讓精神沉淪的“風月寶鑑”，所折射的“精神勝利法”，既可笑，更可悲。

青年契訶夫。

敘事技巧：“看/被看”模式，使得小說超越獵奇本身，充滿理性和反思色彩。

為了表現里亞包維奇的這種病態心理，契訶夫選用了“全知的主觀化”視角，描寫了大量帶有主觀色彩的自然景物，將里亞包維奇的內心變化表露無遺。

在舞會的音樂，以及春天的香氣的作用下，里亞包維奇開始春心蕩漾，他覺得花園裡玫瑰、白楊、紫丁香飄來的的氣息，“是從女人的臉上和衣服上冒出來的”。舞會結束回營地的路上，里亞包維奇看到“一塊暗紅色的光亮”，他產生了幻覺，彷彿“那一塊光在向他微笑，眯眼，彷彿它知道那一吻似的”。

里亞包維奇完全被他的意淫給誘惑住了，他所迷戀的，便是美的；他所厭惡的，便是醜陋的。他覺得這裡的一切那麼美，“黃色的教堂、房子、河、花園，都浸沉在陽光裡；那條河很美，兩岸綠油油的，水中映著藍天，河面上這兒那兒閃著銀色的陽光”

正如契訶夫在小說中所言，這種雖然看見然而不理解的情況叫做“意盲”。對於小人物的這種“意盲”，契訶夫冷峻又中立地觀察著，不置一詞、不予判斷。這是契訶夫小說中一貫的客觀化敘述風格。

契訶夫一直強調小說要按照生活的本來面貌來寫，而“最像生活進程的過程，是那種通過一個可信的人的內心，而不是通過一個不屬於人的神的內心來觀察事件的過程”。里亞包維奇這些“小人物”，就是一個可信的、沙皇俄國社會的停滯和道德沉淪的目擊者。他通過對一個上流社會姑娘略帶侮辱性的“意淫”，暴露出這些“小人物”本身道德感的低下，又進一步增強了小說的批判性。

值得一提的是，《吻》同樣出現了魯迅小說中常見的

地主、伯爵這些上層人士，為什麼會邀請這些低級軍官呢？不是因為感興趣、喜歡，而是“因為她的教養和社會地位要求她這樣做罷了”。這不過是上層社會一種偽善的表演，向這些可憐的“小人物”炫耀“名貴的畫片、古老的版畫、珍奇的武器”，以及“大人物的親筆信”罷了，讓他們產生一種“心滿意足”的快感：將來是不是有一天他們也會象馮－拉別克一樣有一所大房子、一個家庭、一個花園，即使本心並不誠懇，也能歡迎人們來，請他們吃得酒醉飯飽，使他們心滿意足呢？

隱含作者的“全知視角”揭示了沙皇俄國社會的真相。里亞包維奇這些“小人物”的“主觀視角”，則揭示了他們虛幻的滿足、歡樂，以及道德沉淪

契訶夫與托爾斯泰。

主題闡釋：一把人性的解剖刀，解剖著“一個病態社會里的病態的人”。

契訶夫寫“小人物”，絕不是為了展示“小人物”悲慘命運的痛苦。他的目的，是通過對“小人物”的思想、心理、行為等方面的探求，解剖人生與人性、社會與時代。

里亞包維奇的這種“精神勝利法”，這種看起來很辣眼的“意淫”，不只存在他一個人的頭腦中。契訶夫用一把銳利的解剖刀，展示了這一類靠虛妄的想象度日的可憐人，經濟狀況和傳統道德讓他們無處可逃，他們放棄抗爭、放棄希望，麻醉靈魂、混混度日。

正如契訶夫另一部戲劇作品《伊凡諾夫》中的一句臺詞寫的那樣：“我的靈魂被一種惰力給麻痺了”。里亞包維奇們，就是這樣一種灰心喪氣的小人物，靠著可憐可笑的“精神勝利法”，做一個有點“汙”的“夢”，在日復一日、乏善可陳的生活中，對付一生。

契訶夫曾經寫信給高爾基，談論俄國人的民族性：“他們的心理狀態像狗一樣，如果你打它，它就哀嚎乞憐，鑽進狗窩；如果你親它，它就躺在地上，四腳朝天，搖尾獻媚，這樣的人群需要在既有秩序內接受長期的理性訓練，否則只會擁戴新的暴君。”

字裡行間，透露著契訶夫對十九世紀沙皇俄國社會暴露出的民族性的強烈批判，但是在小說中，契訶夫從來不在作品中表達自己的感情傾向和主觀議論。在契訶夫的筆下，沒有劍拔弩張的情節衝突，沒有聲嘶力竭的怒罵詛咒，散漫的日常生活場景裡，散發著濃郁的生活原味氣息。他把事實和人物表現一一呈現在讀者面前後，便告辭了，讓讀者自己品讀。

這種充滿現實主義的創作特點，使得他的作品能夠穿越千年，驚醒今人。即使在千年後的今天，依然是短篇小說中的永恆經典。

結語

一個病態的社會，造就了底層“小人物”無法改變的悲慘命運；而“小人物”的“精神勝利法”又加重了時代的“病態”。在這種惡性循環中，只有療治靈魂，才是民族新生的希望所在。這也是契訶夫藉助《吻》想要表達的反思。

關照現實，這種消極的“生存哲學”，似乎又以另一種面目出現在人世間。 我們應該，警惕每一種佛系背後的靈魂上的惰性，警惕每一次跌倒之後意志上的投降。

人生就是一場修行，沒有什麼好用的“精神勝利法”“風月寶鑑”。只有努力的現在，才配得上幸福的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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