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逍遙於天地間，帝力何有於我哉”，在上古時代人們往往有如此的理念。於是在堯舜時代，便有許由洗耳的故事。莊子對此做了形象的闡述，堯想要把天下禪讓給許由，許由不僅對堯冷嘲熱諷一番，還到河邊去洗耳朵，認為聽見這種關於政治的話簡直就是對自己的一種侮辱。因此自己逃到深山老林中隱居終老。隱士傳統自始就是與政治相關聯的，隱士往往也是比較排斥政治參與的。
然而韓非子卻從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說明，上古競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很多看似高尚的行為不是人真的多麼高尚，而不過是社會發展的形勢使然。何以言之？韓非子舉例說，在上古時代，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當官真正是“為人民服務”，無異於一種苦役。因此，禪讓不過是想逃脫苦役，沒有什麼可稱道的。並且，上古時代人口較少，物質資源相對充足，無需競爭。但是到了後世則不然。人口越來越多，相對物質資源越來越少，競爭則成了必然。而當權者卻掌握了大量的資源，因此人們便很難再去禪讓辭官。因此所謂的禪讓隱居，不過是人們理性的選擇罷了。當然，對於後世的人們來說，如果能真正做到輕於去就不為名利動心，那就更顯得人品高尚。因此，在人們的印象中，隱士往往也是淡泊名利的高人。
譬如戰國時代的魯仲連，胸懷大志腹有良謀。在強秦圍趙，趙國束手無策準備帝秦之時，魯仲連一番慷慨陳詞，使強秦為之後撤五十里從而解了秦軍之圍。為此，平原君趙勝欲以千金為魯仲連壽，魯仲連說：“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於是辭去，終身不復見。高尚的人格由此可見一斑。
再如，東漢時期的嚴光。在少年時代，嚴光和光武帝劉秀是同學。後來劉秀起兵之際，嚴光還曾相助。後來劉秀登基稱帝，而嚴光卻選擇了歸隱著述。劉秀念及少年同窗之誼，欲召嚴光就官，苦於嚴光隱姓埋名而無跡可尋。後來就派人給嚴光畫像按圖索驥，終於在富春江邊看到有人反穿著羊裘垂釣，才發現此人就是嚴光，因而才把嚴光接到了洛陽。晚上，光武帝劉秀和嚴光又和少年之時一般同榻而眠，嚴光也不客氣，睡覺時就把腿壓在劉秀肚子上。以至於第二天，太史官上奏稱有客星急犯帝星，而劉秀笑說那不過是因為我倆睡在了一起罷了。後來劉秀又想授官給嚴光，可是嚴光還是推辭不就，歸隱於富春江。後來范仲淹寫了《嚴先生祠堂記》稱頌嚴光：“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可見，嚴光的高風亮節也是很受後人推崇的
在後世文學中，和隱士聯繫最密切的往往要數山水田園詩人，二者幾乎是等同的。山水田園詩的興起，在魏晉南北朝之際。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要而言之，第一，戰亂的連綿不斷以及政治的黑暗，使士人對於政治失望而遠離（仕途受挫也是原因之一）。第二，“人”的發現，使人們開始追求關於政治以外的生活的意義。這其中，貫穿在裡面的是深層思想的變化。在魏晉之前，儒家內聖外王的傳統是主流，也是士人們畢生的追求所在。而到了魏晉之際，隨著儒家的衰落，道家玄學的興起，人們在政治之外發現了更有意思的東西，這就是生活。而山水田園則是生活的詩意所在。雖說，在此之前的隱士往往是排斥參與現實政治的，然而，士人出世入世之矛盾，和現實政治之間必然是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結關係。
歸隱與否，本來是人的自然選擇，正常的參與政治，是無所謂可恥與否的。心存君國入世為政，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也是值得稱讚的。問題在於虛偽。明明是醉心於功名，卻把自己打扮成淡泊名利從而沽名釣譽，就不那麼厚道了。因而隱士之可貴，正因為有真假之分。比如對於嚴光之歸隱去就，也不是完全無懈可擊的。宋人有首詩說：“一著羊裘便有心，虛名傳誦到如今 。當時若著蓑衣去，煙水茫茫何處尋。” 是真名士自風流，然而真實本色，又何其難。
閱讀更多 總有故事蔓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