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衣食住行乃萬民之本，而隨著人類文明的深刻演變，先飽後安，又決定了“住所”這一個重要的人類社會穩定的根源。從最早的風餐露宿，到後來經濟生長，人類中心的密集出現，房屋的覆蓋率也同樣多了起來，且不論現代密佈的鋼鐵叢林，早在唐代的長安、洛陽，也已經存在著完善的“住所”選擇供給唐朝人往來的定居或停留，從租到售，從自由交易到中介聯通，都有著健全的服務讓唐朝人民安居樂業，而這一因素，也是構成“盛唐氣象”最主要的”一部分。

天子腳下，購地造房（一）

唐朝長安城自貞觀年間慢慢成為亞洲大陸最繁華的中心城市，隨著李世民的擴張，加之寬鬆的邦國、鄰國往來貿易制度，長安城也是唐代世界的人口中心。因此，也形成了長安極高的“居住成本”，但這也並不能阻擋萬千唐朝人，嚮往長安，來長安“買地”、“築房”的決心，唐朝人在長安有一處私有的宅居，更比現代社會的我們，在北上廣深有一套“蝸居”的意義重要得多。

唐代的大部分時期，土地貿易都十分發達，初至長安，買地並不是大問題。但也因為長安的土地有一大部分是屬於“政府規定禁止交易”的性質，所以在長安買地，物價波動極大，在從貞觀年到開元年，不斷在升值。但也因為“買賣雙方”特定的因素，價格又有一定的自由性，可能略低於市場價，也可能略高於市場價。買好了地，就到了備案階段，唐代的“首都”巡邏比較密集，所以備案時不必反覆往來，在相應的“工部”下屬部門進行報備，就可以開始動工造房了。據《新唐書》的描述，外郭城東西南北交錯的”二十五條”大街，組成唐朝人民集“居住、商業”一體的基本城市，而九成九的長安人，都落住於這個範圍。

釐清了位置，最後聘“工人”築房。築房所用到的勞動力主體，一般都是在當時長安“西市”等活兒的工人，這可以自由尋找，也可以在“坊市”找到相應的“建材銷售”檔口，完成購買和建造的一條龍服務，折騰幾番下來，一所在長安城的“私有房屋”就已經建好了。

適用群體：“士農工商”裡的富有者

唐代長安城“自建房”的一些“雷區”

①、買地前，需弄清土地的“貿易權限”

唐朝早期的土地貿易是嚴格的，自唐高祖到唐玄宗，百餘年的時間裡，才緩慢地開放。但購買土地時，卻不能鑽漏洞。如武德年間的規定，《唐律疏議》有講：賣“永業田”以“家貧供葬”，在這種尊重“孝”的前提下，才可以出售土地，不然則屬於非法貿易，都要受到嚴重的處罰。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重要的位置，土地因為是“世襲”的屬性過重，更是不得隨意貿易，即便到了經濟最開放的“開元天寶”年間，唐玄宗都仍強調非法土地買賣“無官者決杖四十，有官者錄奏取處分”，雖然實際上，非法貿易已經十分氾濫了。

②、弄清自身地位所能購買的土地額度

唐朝的“四民”分化十分嚴格。唐的經濟十分發達，但仍然不能改變商人的社會地位，因此，以商人為職業的唐朝人又被稱為“賤民”。除了賤民之外，不為官吏，則為平民，但包括官吏在內，大部分又都是以“平民”總稱。唐玄宗時期有所規定，貿易土地，“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這就意味著，不同的社會地位，所擁有的人均土地面積也有所不同，若違反了規定，必然會受到“決仗”的刑罰。

③、在長安城“自建房”的高度限制

長安城的基層管理十分嚴厲，因為唐代律法中有明確規定，“坊市”裡的任何建築，都不得眺望南北的“宮城”與“皇城”，因此，就對自建房的高度有著很嚴格的限制。如現在所能看到的一些“長安復古建築”，很明顯的趨勢都是由內向外，建築樓層都不會高於一層和二層。所以受到限制的唐朝人民，在這片炙手可熱的“長安城”安居樂業之時，也有著一定的壓抑性，房屋的高低並不在於財富。

尋找中介，買房租房（二）

中介這個行業，任何年代都不曾缺席，特別是自由經濟較為開放的“唐代”，因為貿易地位的形成，唐代的“牙人”更是達到以前從未有之多。“牙人”即中介，他們手上掌握著十分之多的“需求資源”，其中房屋的租售便是一大項。

“牙人”更是有自由職業或供職於“牙行”之分，但這並不影響貿易的正常進行，他們是“資源與手續”服務業的主體，初到長安，無論是買房還是租房，都可以通過詢問的渠道找到這些中介，通過他們手上的資源進行租購。這為進京的官吏或討生活的唐朝人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因為“舉目無親”的情況總是多數的。

適用群體：官吏、比較懶的唐朝人、長安無親屬者

關於“牙人”和“購買規定”

①、牙人的作用

唐朝在一段時間內，曾掀起長安城的“租房潮流”，這其中，牙人的功勞是不可取代的，他們加快了資源的流動效率，也同樣令長安的房價進行了快速的“增值”，因此，白居易、韓愈當年所面對的“高房價”，與他們的存在是離不開關係。可是牙人的存在又是“盛唐”不可缺少的一環，他們在各個領域，合法非法，層面鉅細都有涉略，與其說是中介，只要有足夠的財支撐，牙人又相當於完整的生活管家，指引初來乍到長安的唐朝人快速地適應長安城的生活。

②、購買規定

但在買賣的過程中，牙人卻又不能替代一切。買賣雙方除了在正式金錢交割前需拿著“地契”、“房契”到相應部門報備之外，也還需要完成一些特定時期的嚴格規定。如在唐朝的中後期，長安城的土地房屋貿易出現了極大力度的緊縮政策，賣方在出售房屋前，需要一定數量的鄰居“簽字畫押”才可生效，這就造成了房屋貿易的一定阻塞程度。不過這項嚴格規定卻是不能違反，不然也同樣會受到相應的刑罰。

睡遍長安，旅業客棧（三）

唐朝的“羇旅”文化達到極致。羇旅的根源不是單純的風餐露宿，而是走遍天下。從唐朝的任何一個地方出發，前往長安，中途的食住都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根據《舊唐書》的記載，唐朝天下的驛站最高峰曾達到1700之數，按照人口密集地區的劃分，就代表著十五公里左右，就有一處完備的驛站供以居住，這為趕路到長安的唐朝人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到了長安城，若不是長時間居住，或者打算在長安工作、謀生。那麼客棧這種類型的“旅業”則是最為合襯。長安的自由經濟極為發達，這是國內外貿易、人潮來往所造就的一種結果，而客棧作為適應消費者的一種“居住銷售”，也同樣有著高低檔次之分。無論是進京趕考的學生，還是遊玩到長安的旅者，亦或是走遍天下的貿易商，都有著很大的消費空間。客棧文化也同樣不凡，往往客棧都是“食住”綁定，這等於在人的生活中，解決了最為基本的兩個問題，這種更加貼切，提高消費者工作效率的模式，最是受人歡喜。

適用群體：旅者、考生、商人

發達的交通所打造的“客棧文化

盛唐的亮點在於繁華，但繁華的根源在於人口集中的“渠道”，總而言之，便是發達的交通。唐朝的陸路上有驛站，這是服務交通的巨大社會功能場所，而除了陸路之外，自李世民時代開始大興的水路交通，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唐朝中前期的官員，崔融所描述的天下航道：

在盛世之下，客棧文化所代表的不再是“窘迫”或無奈，反而是各種人開放思想，遊戲人間的載體。因為交通促進旅遊業的發展，文人的流動性和相交概率提升，在唐朝的諸多風情歲月裡，也曾有不朽的篇章。如唐朝許渾的描述：“窗下覆棋殘局在，橘邊沽酒半壇空”，這就體現了客棧裡文人交融，閒暇的一種文化。

當然，文化旅者無論再多，終究也是少數。客棧文化除了有閱遍人間風情的溫暖之外，更重要的還是發達的商業所造就的城市景象。先是國內商人的流動，因為長安是對外貿易的一箇中心口，地位類似於現世的紐約及上海，國外的人來，國內的人也來，就這樣，打造了“短居”的巨大市場，當時唐長安的諸多坊市中，最不缺的便是客棧，而最熱鬧的也永遠是客棧。

結語：安眠的唐朝人（四）

李唐所構建的社會，是數千年時光中，最讓人嚮往的一種形態。在如今看來稀疏平常的“住”，在古代凌亂、生產力低下的環境來說，是奢侈的。李唐驚豔了一個世紀，也稱霸了數個世紀，從唐朝人，到四方國，長安，都是美好歸宿的代名詞。他們可以在長安，享受從未享受過的服務和商品，可以找到專屬的方式，住在長安，度過北方的春夏秋冬。

所以來到長安，唐朝人第一反應大約應該是，熱淚盈眶大於震撼。唐朝經濟的開放，得益於李世民寬鬆的促進制度，這讓唐朝人走出了諸多束縛的陰霾，也造就如今回首，那些令人好奇的光年色彩。所謂夢迴大唐，大約就是，在某個睜開眼的早晨，看著窗外，恰好是西市最喧鬧，也最樸實的人潮來往。

參考史料：《新唐書》《唐律疏議》《唐會要》《長安志》《太平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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