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 彈 一 星
反恫嚇兩彈一星樹起尊嚴
報國家隱姓埋名西出陽關
2011年1月26日，習近平同志在看望中國科學院院士、航天科技專家孫家棟時指出：“‘兩彈一星’精神激勵和鼓舞了幾代人，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
習近平讚揚的“兩彈一星精神”，是中華民族一段奮鬥歷史的昇華。
1955年1月15日下午，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很特別。毛澤東笑著對兩位列席會議的知識分子說：今天，我們這些人當小學生，請你們來給我們上一課。不過，這堂課卻不允許記筆記。
這兩個人中，年長的那位是地質學家李四光，他帶來了一塊黑黃色的放射性鈾礦石標本，向大家講解鈾礦的勘探情況。年輕點的那位是核物理學家錢三強。他講解了原子能的原理，介紹了當時各國原子彈研製的情況。鈾，經過高度濃縮，就成為製造原子彈的原料。為了講解得更清楚，他帶了一個自制的蓋革計數器，來作射線檢測演示：將標本裝進口袋，從蓋革計數器旁邊經過，儀器立刻發出刺耳的聲音。與會的中央領導人都感到很新奇。
這次會議作出一個決策：中國要發展原子能事業。毛澤東說：“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
10年前的1945年，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後，全世界都震驚於它令人恐懼的巨大能量。遠在陝北窯洞裡的毛澤東，卻說了一句名言：“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隻紙老虎。”
李四光
當美軍在朝鮮戰場上被中國人民志願軍打得節節敗退時，杜魯門就公開宣稱過要使用原子彈。當時，美國也確實已把原子彈運到停泊在朝鮮半島附近的航空母艦上。1954年底美臺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時，一顆裝有原子彈的導彈其實已經悄悄運到了沖繩島。美國還公開宣稱：如果臺灣海峽發生戰爭，美國將使用戰術核武器。
毛澤東不禁想起法國核物理學家約里奧·居里託人轉告他的一句話：“你們要反對核武器，自己就應該擁有核武器。”
看來，如果不及時採取措施，“紙老虎”就要變成會吃人的“真老虎”了。在1956年4月的《論十大關係》講話中，毛澤東對全黨說：“我們現在已經比過去強，以後還要比現在強，我們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決心下了，但是從何著手呢？
蘇聯，是當時唯一擁有核彈和導彈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發展核彈和導彈，希望得到蘇聯的技術援助。經過商談，兩國簽訂了關於蘇聯援助中國研製原子彈和導彈的協議。
但是人們都清楚，研製原子彈和導彈，主要還是靠自己，關鍵是要有自己的一大批尖端技術人才。
早在1950年，中國科學院就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幾年後改名叫原子能研究所。所長一開始是吳有訓，後來是錢三強，副所長有王淦昌、彭桓武，這裡還聚集了“娃娃博士”鄧稼先等一群“海歸”核物理學家。
1955年1月搞原子彈的決策做出後不久，錢學森乘坐“克利夫蘭總統號”輪船回到了祖國。這位聲名遠揚的空氣動力學家，曾與導師馮·卡門一道參與美國的導彈研製工程。然而他遭受麥卡錫主義的迫害，被扣押了五年之久。在日內瓦中美大使級會談中，中國釋放了11名美國飛行員，才將他換了回來。
他們最重要的行李，是錢學森給妻子蔣英的結婚禮物，一架黑色三角鋼琴。而錢學森傾注20多年心血的研究筆記，通通被沒收，留在了大洋彼岸。
錢學森
錢學森的回國，中國“兩彈一星”事業動力倍增。1956年初，根據他的建議，成立了航空工業委員會。他還受命組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領導火箭、導彈研究。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排兵佈陣，調兵遣將了。
鄧稼先夫人許鹿希回憶說：“1958年8月的一天，錢三強把鄧稼先找到辦公室，對他說：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準備調他參加‘造炮仗’工作。可是回到家裡，我問他：你要到哪兒？你要去做什麼？你要去多久？他只有一個回答：不能說。”從第二天起，鄧稼先就“消失”了。不過，他還是特意抽了個空，帶著妻子和兩個孩子去照相館，照了一張全家福。
不知從哪一天開始，一大批核科技工作者和鄧稼先一樣，陸陸續續“人間蒸發”了。他們在嚴格保密的研究所裡，沒日沒夜地工作，條件極為簡陋。古老的演算儀、手搖式計算機、電動計算機等等，全都派上了用場。
鄧稼先
1959年新年前夕，原本駐防大連的第三兵團參謀長張蘊鈺，帶著一支小小的部隊，頂著零下30攝氏度的嚴寒，冒險穿越沉寂千年的羅布泊，來到了孔雀河邊。他在勘察報告中提出：這片廣袤而神秘的“死亡之海”，正是進行核試驗得天獨厚的“風水寶地”。
張蘊鈺的報告得到了批准。他的頭銜變成了“核試驗基地司令員”。當他再次帶著勘察大隊西出玉門關，穿越戈壁，翻過天山時，看見了一片盛開著簇簇藍色小花的草灘。當地的維吾爾姑娘告訴他們：“這是馬蘭花，是吉祥之花。”於是，他為基地起了一個好聽的名字：“馬蘭”。
帳篷支起來了，飛機跑道修起來了，核基地一點點建起來了。一些在北京城裡“消失”的熟悉臉龐和身影，開始出現在基地的帳篷和漫天風沙中。
差不多的時間，在另一個荒無人煙的戈壁深處，一個導彈試驗基地也建起來了，它的名字很有時代感，也很神氣，叫“東風”。
張蘊鈺
1959年6月，蘇聯單方面撕毀協議，宣佈中斷對中國的所有技術援助，還要求中國償還鉅額貸款。西方輿論都幸災樂禍，說中國將20年也造不出原子彈。
老大哥變了心，老天爺也變了臉。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國家陷入三年經濟困難，全國人民吃飯都成了問題。還要不要繼續搞原子彈？有人提出來：總不能為了一頭牛，餓死一群羊吧?
這可把聶榮臻急壞了，他當時是兩彈工程總指揮。國家已經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工程已經有了一點模樣。第一個重水反應堆和第一臺迴旋加速器，已經建成了。當時為了從歐洲秘密引進一批大型尖端精密儀器，甚至動用了300萬兩沉甸甸的國庫黃金。一旦下馬，這一切就前功盡棄。這時，張愛萍講：“再窮也要有根打狗棒！”陳毅說：“就是當了褲子，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
毛澤東果斷拍板：原子彈不能下馬，下決心自己動手，從頭做起，勒緊褲腰帶搞！為了記住那個撕毀合同的日子，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工程，代號就叫“596”。
錢三強
話是這麼說，可怎麼幹呢？錢三強先後請來了“三尊菩薩”。
1961年的一個春日，錢三強把王淦昌約到二機部部長劉傑的辦公室。劉傑劈頭就問：你願不願意參加領導研製原子彈的工作？王淦昌當時聽了一愣。他本行不是研究原子彈而是從事基本粒子理論研究的，而且剛剛因為發現了反西格瑪負超子獲得世界關注。那時，他54歲，正是出成果的黃金年華。可是他沉吟了一下，就鄭重回答：“我願以身許國。”
從此，王淦昌就從世界物理學界消失了，而中國的核研究基地裡多了一個叫“王京”的人。他主持爆轟實驗。
錢三強又找了彭桓武。他是美國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的師弟，主攻原理研究。錢學森又推薦了他的同學郭永懷來搞力學研究。郭永懷在美國的時候，也在馮·卡門的門下學習過。
在當時，投入尖端科技戰線的何止這“三尊菩薩”。有關學科的科學家們都動員起來了，全國方方面面的力量也都組織起來了。
那時候，展開了一場全國性大攻關、大協作。這裡面，周恩來為首的中央專委，是最高決策和領導協調機構。科學家是排頭兵，又是“老母雞”，新畢業的大學生是“小母雞”，大家都指望他們在基地這個大“雞窩”裡，為國家生下兩個了不起的大“蛋”：原子彈和導彈。
結果，1960年11月5日，蘇聯撤走全部專家後僅3個月，中國就成功發射了第一枚近程導彈“東風1號”。當然這還是仿製品。不到3年，1964年6月29日，中國自行研製的第一枚導彈“東風2號”發射成功。
這時，原子彈爆炸試驗也進入了倒計時。原子彈總裝已經完成，一座20層樓高的託舉鐵塔也在戈壁灘上矗立起來。1964年10月14日，原子彈安全吊上鐵塔，住進了塔頂的一個銀灰色金屬小屋。
當時，試驗基地情況都要隨時向中央報告。規定了一些暗語和密碼，比如原子彈叫邱小姐，就是“球小姐”，裝原子彈的容器叫梳妝檯，組裝原子彈叫穿衣，原子彈在裝配間，叫住下房，原子彈在塔上密閉工作間，叫住上房，等等。原子彈起爆的時間，叫零時。
倒計時結束後，羅布泊的荒漠深處升起一團巨大的蘑菇雲。現場一片歡呼。這是各種紀錄片裡經常出現的畫面，時間是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消息傳到北京的時候，正趕上週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參加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員們。演員們興奮地聽到了周恩來公佈的一個震驚世界的新聞：“今天下午3時，我國在西部地區爆炸了一顆原子彈，成功地進行了第一次核試驗！”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當天，中國政府就向全世界宣佈：中國始終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中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就在這一天，原子彈總設計師鄧稼先，在慶祝晚宴結束後回基地的路上，接到了母親病危的電報。第二天下午，他就趕回了北京。他見到了母親的最後一面。母親見兒子回來了，安詳地在睡夢中去世。鄧稼先太累了，竟然趴在母親的病床前睡著了，是在睡夢中送走母親的。
原子彈的衝擊波尚未平息，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枚氫彈的空中爆炸試驗又獲得成功。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用了7年半時間，蘇聯4年，法國9年，而中國只用了不到3年。很長時間，國外對中國的這個高速度都感到不可思議。
其實，他們不知道，早在1960年下半年，還是原子彈研製最緊張關鍵的時候，中國就成立了一個研究組，對氫彈理論開展“預研究”。原子彈爆炸後兩個月，這個組合併到核武器研究所，大家發揮所長，協同研究。結果，很快就成功了。關鍵在於“預研究”和“協同合作”。
不過，只有實現核彈與導彈的兩彈結合，核武器才有實戰意義。1966年10月27日，我國第一顆核導彈帶著一道白煙，從東風基地的發射場向馬蘭基地的試驗靶場飛去。導彈飛行正常，核彈頭在預定的距離精確地命中目標，實現核爆炸。
兩年多後，1968年12月4日，在西北草原的試驗場，中國第一顆熱核導彈試驗，又做好了最後的發射準備。這時，身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的郭永懷帶著重要數據，急於趕回北京，他和警衛員牟方東一起，登上了夜班飛機。不料，他的這次匆匆的北京之行，卻沒有了歸程。
5日凌晨，飛機失事，他不幸遇難。人們在現場發現了兩具燒焦的屍體，他們緊緊地抱在一起，好不容易才將他們分開。這時，人們看到一個皮包緊貼在兩人的胸部，裡面裝著的一疊資料安然無恙。在生命的最後一瞬，郭永懷和警衛員牟方東，用血肉之軀保住了珍貴的熱核導彈試驗數據。
22天后，試驗成功了。
中國的兩彈結合成功以後，美國人馬上意識到，中國已經具備了打擊美國在遠東的任何軍事基地的核能力。
核壟斷打破了，但每天從我國上空飛過的那些人造衛星中，還缺少屬於我們自己的那一顆。1970年4月24日，“東方紅1號”衛星，由“長征1號”運載火箭發射升空，中國衛星上天的夢想也終於實現了。
“東方紅1號”發射成功，使中國成為繼蘇、美、法、日之後第五個獨立研製和發射衛星的國家。海外華人也覺得揚眉吐氣，稱它是“從東方升起的一輪華夏小月亮”。
那是一個條件艱苦的年代，卻也是以身許國的國防工業科學家們，幹得最歡、最帶勁、最舒心的黃金時代。
1985年，隱姓埋名“消失”了整整28年的鄧稼先，最後一次從羅布泊回到了北京的家。這時他已是一個直腸癌晚期病人。國慶節到了，他偷偷溜出醫院，來到了天安門廣場，最後一次欣賞迎風飄揚的五星紅旗。第二年，他就病逝了，享年62歲。
1999年9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隆重表彰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23位科學家。他們中的7位在頒獎時已不在人世。2015年1月9日，89歲的于敏從習近平總書記手中接過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勵證書。
于敏對製造氫彈貢獻巨大。他從來沒有留過學，號稱“土專家1號”。世界上僅有兩種氫彈構型，一種是美國的T-U構型，另一種就是中國的“于敏構型”。這個構型，是我們中國的獨創，比美國的那個更巧妙。
于敏等兩彈一星元勳“以身相許”的“中國”，是全體中國人心中必將興旺發達的中國。正如鄧小平1988年10月24日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時強調的：“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
1996年7月29日，中國進行了最後一次核試驗，從此，中國西部的核試驗基地寂靜了下來。
有一首歌叫《馬蘭謠》。它這樣唱道：“有一種花兒名叫馬蘭，你要尋找它，請西出陽關……”一望無際的原野上，馬蘭花開了，蘑菇雲早已從羅布泊上空散去。藍天下，微風圍繞著聖潔的墓地，像是在為這裡沉睡的人們唱著連綿不絕的安魂曲。
人們走過當年原子彈託舉塔的殘骸旁，可以看見一座花崗岩紀念碑，上面鐫刻著一行字：“中國首次核試驗爆心。1986年立。”
這一年，是國際和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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