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之寶”
“1958年，我決定離開我的第二故鄉西雅圖，回到我的第一故鄉上海，希望能對新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今天來看，我從小就有的、以及回國時的為國為民服務的願望，已經實現了！”他確實實現了畢生的夙願。從參與開放浦東的決策開始，社會科學院被賦予了思想庫和智囊團的功能，張仲禮也有了更能“大展拳腳”的舞臺：他主持了多項諮詢項目的研究，為上海在當時的發展戰略定位和浦東開發提供智力支撐。
張仲禮特別注重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相結合，利用自己的學術研究，在國家重大戰略上發出智庫的聲音，發揮哲學社會科學的決策諮詢作用。有學者認為，雖然那個時候還不叫“智庫”，但實際上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他就已經有意識地在這樣做。
“智庫之寶”，張仲禮也因此在上海社科院有了這樣的美稱。
【學術檔案】
張仲禮(1920.4.10-2015.9.19)，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家。江蘇無錫人，1941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經濟系，1948年、1953年分別獲得美國華盛頓大學經濟學碩士、博士學位。1952年獲得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獎，1982年獲美國盧斯基金會中國學者獎，2008年獲得美國亞洲研究學會“亞洲研究傑出貢獻獎”。第六至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歷任華盛頓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遠東研究所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在美國時期，用英文著有《中國紳士》、《中國紳士的收入》等；還有《英美煙公司在華企業資料彙編》(四卷本)、《沙遜集團在舊中國》、《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等30餘部著作和編著在國內出版。
大師
【“要有坐冷板凳的習慣”】
◆今天翻閱《中國紳士》的讀者，很難不被其中旁徵博引的史料所折服。對於該書的寫作過程，張仲禮曾回憶，華盛頓大學圖書館豐富的資料儲備為他的研究帶來了便利條件，如獲至寶的他幾乎天天都泡在那裡，一本本翻閱摘抄。“做學術研究一定要能坐得下來，要認真、嚴謹，還要對國情、世情、史情都能瞭解”，這成為他日後從事學術研究的座右銘。
【愛逛菜場的“議案大王”】
◆20年間，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張仲禮提交了61個議案，8個是年度的“一號議案”，因此獲得了“議案大王”的稱號。他說，“社會科學工作者主要研究的是人文社會科學，這涉及到人的問題、民生問題、法治問題，需要不斷推進它們的建設，人代會有很好的機會來發揮他們的潛力。”他在80多歲高齡時還堅持自己上菜場買菜，實地調研民生問題。
【“化作春泥更護花”】
◆2004年，張仲禮榮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貢獻獎，獎金有5萬元。生活節儉的他將全部獎勵貢獻出來，設立了“張仲禮學術獎勵基金”，用來獎勵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青年學者，促進科研後備力量的成長。那些在學術道路上曾獲得過“張仲禮獎”的學者也如他所願，大部分都成長為今天的學術骨幹、學科帶頭人。
《中國紳士》：用西方看得懂的方法，講述中國故事
“他是真正有世界影響的中國學者。”這個“他”，就是張仲禮。2008年，他獲得美國亞洲研究協會頒發的最高榮譽“亞洲研究傑出貢獻獎”，也是首位獲此獎項的中國學者。其實，早在上世紀50年代，在美國華盛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憑藉著學術處女作《中國紳士》的開創性研究，就一舉奠定了他在中國學研究領域的獨特地位。
多年來，海外中國學特別是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幾乎沒有不參考張仲禮的這部著作，其影響力之大，不可估量。為什麼一部著作會產生如此廣泛的國際影響？《中國紳士》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把經濟史的研究和經濟計量結合起來。有學者認為，這是用西方看得懂的方法和術語講述中國故事，因而讓中國學者在海外中國學研究中有了話語權和影響力。
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張道根進一步解析到，《中國紳士》專門研究儒生尤其是科舉功名制度有成就的獨特社會階層，分析中國封建社會晚期這個社會階層的作用及收入。
雖中外學者很關注這個獨特而重要的群體，有論著描述過中國紳士，但深入系統研究尚屬空白，張先生乃深度開拓者和系統研究者。他查閱中國19世紀甚至整個清朝大量歷史資料，包括官方文獻、中國省、府、縣誌以及家譜和族譜並中國、日本和西方學者眾多著述，長期積累，潛心研究，綜合比較，數年磨一劍，成其大作。“學習張仲禮先生，就要像他那樣潛心治學。當代中國，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功底紮實、思想深刻、創新開拓的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像張仲禮先生那樣，聚焦新時代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大實踐和理論問題，拒絕浮躁、專心致志、勇於創新，拿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他這樣說。
歷史學家王家範也認為，選擇“紳士”作為研究對象是非常有智慧的。“在中國特殊的社會背景下，紳士是傳統中國社會關鍵性的、樞紐性的社會階層，這個群體能夠聯動上下、帶動四周，無疑是研究‘社會運作’問題非常理想的研究對象。”但是，進行群體研究又是頗為需要勇氣的，必須擴展到儘可能多的人，把這個課題的重要資料全部梳理。在張仲禮那個時代，將數量分析應用於處理豐富而複雜的中國史料還並不常見，因此，今天翻閱這本書的讀者，很難不被其中旁徵博引的史料所折服，研究中所用的每一個看似簡單的數據，其實都是建立在對卷帙浩繁的地方史乘“進行細心鉤沉和耙梳之上”。
對於《中國紳士》的寫作過程，張仲禮曾回憶，華盛頓大學圖書館當時豐富的資料儲備為他的研究帶來了便利條件，如獲至寶的他，幾乎天天都泡在那裡，一本本翻閱摘抄。1952年，張仲禮榮獲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獎金，他得以用國家級學者的身份造訪美國主要學術機構，獲得了更豐富的館藏史料。“做學術研究一定要能坐得下來，要認真、嚴謹，還要對國情、世情、史情都能瞭解。”這也成為他日後從事學術研究的座右銘。
也正因為如此，這樣一本研究對象新穎、資料翔實、方法先進的學術成果，自1955年一經出版，就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巨大反響——
“這些研究為19世紀中國紳士在社會中的地位勾勒出了一些大綱。”他的導師弗蘭茲·邁克爾在該書導言中指出其作為“開山作”的歷史地位。後來，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費正清教授在《美國與中國》所附文獻選讀中也對這本書讚賞有加：“《中國紳士》是一本從有功名的人的意義來研究中國紳士的最透徹的統計研究著作。”《美國曆史評論》更是稱此書是“一本對中國近代制度史做出重大貢獻的研究著作”。
在學術界一舉成名，使張仲禮很快當上了華盛頓大學的教授，併成為中國學研究的中流砥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批四本有關中國問題的書《中國紳士》、《太平天國史》、《19世紀中國重要官員的奏稿提要》、《中國紳士的收入》，都出自他之手。到1958年底，38歲的他已經晉升為副教授，獲得終身教職。同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國防教育法案》，美國許多基金會開始大力贊助對中國的全方位調查研究，以培養為其服務的“中國通”。可以預見，張仲禮未來的學術前景會是多麼的璀璨。
但也是在這一年，他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回國。
推動社科院的國際化，讓上海研究走向世界
多年後，總有年輕人問張仲禮：“你在美國有名有利有地位，為什麼還要回到中國？”而對於歷經舊社會風霜、渴望祖國強盛的他來說，這個今天年輕人或許會難以理解的問題，是不難作出抉擇和回答的。
“知識總是可以報效祖國”，這是他畢生的信念。他說，早年在上海讀中學和大學時，自己就已經立下了報國之志。中學是育才中學，大學是聖約翰大學，這些“都是與外國人合辦的名校。在學校我學習外語，但沒有忘記我是中國人。”1941年，畢業後的他滿懷幹勁地奔向社會，卻發現經濟落後的舊中國並不需要經濟系畢業的大學生，整整五年，他同經濟理論沒有打過交道。恰好1946年夏，國民政府在上海舉行了一場赴美留學生選拔考試，張仲禮參加了這場考試，“要是我能出洋留學，得個碩士、博士學位回來，或許我的經濟專業就可以被用上了。”1947年初，他如願乘上前往美國的貨輪，來到位於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經濟系，攻讀碩士、博士、留校任教……
但遠在異鄉的張仲禮，始終惦念著大洋彼岸的這頭。祖國，新生了！為了解新中國的情況，他常常去圖書館翻閱經常報道祖國訊息的《華僑日報》。懷著對新中國的憧憬，他和夫人還給家裡新添的兩個孩子，取名為“國亮”和“國強”。1955年後，中美關係有所鬆動，張仲禮收到了父親的來信，信中詳述了新中國的變化，以及黨中央“向科學進軍”的號召，自此，他下定決心要回到祖國去。
1958年底，完成了在美國全部工作的張仲禮，不顧學校的勸阻，放棄終身教授的職位，賣掉剛剛分期付款購買的房子，只用了三天時間整理行裝，按美方規定忍痛留下他辛勤蒐集的全部史料，就和夫人帶著三個孩子踏上了回國的路。當時，歸國的人還是鳳毛麟角。他在美國的同事、朋友疑惑不解，甚至連移民官也覺得不可思議，以至於回國前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美國移民官將他們夫婦分開徵詢是否真的“自願”回國，只要一方承認“不自願”，就不放人。
回國後不久，張仲禮就加入了剛成立僅三個月的上海社科院。由於社科院的建院與他的回國幾乎是前後腳，晚年他不止一次說過，他彷彿就是為了它才回來。在上海社科院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展歷程中，張仲禮也從經濟所研究員開始，一直做到副院長、院長，共同度過了“風雨同舟的半個世紀”。
最初，張仲禮被分配到的是史料整理工作，一開始進行無錫榮氏家族企業史料的研究，後來著手英美菸草公司在華企業檔案的整理。面對一箱箱堆滿灰塵的史料，整天的工作就是記錄、查閱、再記錄的無限反覆，旁人看來很無聊的事情，張仲禮卻說，要有坐冷板凳的習慣。當年與他共同參與史料整理工作的陳絳教授曾回憶，他還將自己在研究《中國紳士》時得到的經驗與方法傳授給同行，運用到當時的企業史料，提高效率，更加務實地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發展軌跡。
“文革”中，張仲禮比常人受到更大的衝擊。即便這樣，回來報效祖國的信念，從來沒有因為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減少過。
1978年，張仲禮重新回到復建後的上海社會科學院。再次拿起《英美煙公司在華企業史料》的案卷，上面已蒙上了厚厚的灰層，整整十年浪費了。但“惋惜是無濟於事的。唯一的出路，是把失去的時間補回來。”當時的社科院提倡以集體的力量做資料工作。集體完成任務，不允許有出頭者，但張仲禮絲毫不在乎名譽，通宵達旦地工作，很快，他們在“文革”前從事的《英美煙公司在華企業資料彙編》《沙遜集團在舊中國》等史料整理工作相繼完成，並陸續出版。
1984年1月，張仲禮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主持工作)；1987年6月，升任院長。展望未來，他非常激動，這並不是源於他的個人野心，而是因為，這個新的職位，能夠更好地實現他想為上海社科院的復興竭力貢獻的願望——
他也的確為社科院注入了新的活力，讓它發揮出了全部的學術潛力。擔任院長後，他發動經濟所和歷史所的中青年骨幹，組織了一支長期合作的研究團隊，開展“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綜合研究了上海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問題，成果被業內一致評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批單個城市研究的代表作。以上海為起點，他又將研究範圍拓展到東南沿海城市，又進一步擴大到長江沿岸，先後出版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研究》《長江沿江城市與中國近代化》。這三本著作，被海內外學術界稱為“中國城市研究三部曲”。“做研究就是要有團隊精神”，他所開創的“跨所結合”的團隊研究方式也就此成為社科院的傳統。
與此同時，他還不遺餘力地推動社科院的學術國際化，利用自己在國外的人脈與學術成就影響，當起了中外學者的“紅娘”。他說，“年輕學者多到世界各地去接觸比較好的學院，接觸他們優秀的教授，面對面地聽課，參與他們的學術討論會，對進一步提高學術水平和研究能力都有幫助。尤其是學習國外是如何研究問題的，學習他們探究問題的精神，從而加以借鑑，對年輕人進一步開展研究絕對有好處。”當時出國的條件有限，為了將更多的青年人送出國，張仲禮堅決不坐公務艙，“我每坐一次經濟艙，等於是三個人可以出國。我要把這筆錢省下來，給我們的青年人去美國用。”
學術交流是雙向的，在鼓勵並派遣中國學者去國外交流的同時，張仲禮也著力邀請國外的大咖學者到中國來，實地考察中國，加強合作。在亞洲研究學會授予張仲禮“2008年亞洲研究傑出貢獻獎”的表彰信中，除了提及他的中國紳士研究以及後來對上海外國企業的研究之外，還有以下一段話：“被任命為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後，在他慷慨包容、充滿激情和前瞻性的領導下，上海社會科學院向外國學者敞開了大門，使上海研究的光輝從伯克利延續到了劍橋，從巴黎延續到了東京。”
在美國，他讓世界認識了中國；在中國，他讓上海走向了世界。
讓社會科學在重大現實問題上發出智庫的聲音
“1958年，我決定離開我的第二故鄉西雅圖，回到我的第一故鄉上海，希望能對新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今天來看，我從小就有的、以及回國時的為國為民服務的願望，已經實現了！”2008年，年事已高的張仲禮不便親自前往領受“亞洲研究傑出貢獻獎”，在事先錄製的答謝詞裡，他這樣動情地說道。
他確實實現了畢生的夙願。畢竟，對於從小就胸懷強國之志的張仲禮來說，他“註定是要創造歷史，而不僅僅是研究歷史”。
1984年，剛剛“新官上任”的張仲禮，接到了時任上海市市長汪道涵分派的任務——接待前來上海考察經濟發展的中央經濟學家智囊團。正是在這次會議上，他們第一次提出要開發開放浦東的設想。他曾回憶，“當時，我們開了整整兩天的研討會，討論很熱情。當時浦東還是一片農田，我們堅持認為在此基礎上新建一箇中心要比在浦西改建好得多。"
也就是從參與開放浦東的決策開始，社會科學院被賦予了思想庫和智囊團的功能，其角色不僅僅是“大討論”，而是直接為政府繪就發展草圖了。這意味著張仲禮也有了更能“大展拳腳”的舞臺：他主持了多項諮詢項目的研究，為上海在當時的發展戰略定位和浦東開發提供智力支撐，如1994年的《浦東開發與上海貿易中心的重建》，1996年提出的《應及時制定“保稅區管理法”》的“一號議案”，還為上海建設生態城市“疾呼”，提出舉辦世博會的設想……這些卓有遠見的建議獻策，毫無疑問，都融入在了上海這座城市日新月異的發展軌跡裡。
在“亞洲研究傑出貢獻獎”的答謝詞中，張仲禮還提及了自己從1983年到2003年作為中國全國人大代表的經歷，他心滿意足地說，終於“實現了我年輕時報效國家的理想”。20年間，他提交了61個議案，其中有8個是年度的“一號議案”，他也因此獲得了“議案大王”的稱號。
回過頭來看，當年張仲禮提出的那些議案，在今天有的已轉化為法律載入在冊，有的則成為公民普遍的社會意識，影響深遠。但他也坦言，參政議政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最初，他也不過認為當選人大代表“是一種榮譽感”，直到1987年他第一次提交議案——那時，知識分子隊伍人才老化的狀況十分嚴重，其原因是職稱評定週期的不確定。在六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張仲禮提交了《關於科學技術專業職務聘任經常化制度化的建議》，後被列為“一號議案”。提出後不久，有關部門就落實決定，以後專業職稱評定每年都進行一次。這讓他真正意識到，“當人大代表更是一種職責”。
20年間，無數次被問起當人大代表的感想，張仲禮總是說：“社會科學工作者主要研究的是人文社會科學，這涉及到人的問題、民生問題、法治問題，需要不斷推進它們的建設，人代會有很好的機會來發揮他們的潛力。”正因為這樣，人們也看到了他極為“接地氣”的另一面：為了更好地瞭解民意，他在80多歲高齡時還堅持自己上菜場買菜，實地調研民生問題。
張仲禮特別注重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相結合，利用自己的學術研究，在國家重大戰略上發出智庫的聲音，發揮哲學社會科學的決策諮詢作用。有學者認為，雖然那個時候還不叫“智庫”，但實際上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他就已經有意識地在這樣做，這為我們今天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開闢了先風和先河。“智庫之寶”，張仲禮也因此在上海社科院有了這樣的美稱。
即便是卸任院長職務後，張仲禮仍會堅持每週到社科院上班兩天，親自佈置、討論學術事宜。晚年，他牽掛最多的是人才的培養。談到年輕學者的發展問題，他毫不諱言自己的要求：“不能不費多大工夫，也不進行多少思考，就開始寫東西。一定要紮紮實實地進行研究，並且一定要有創新精神，有新的資料、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思路，才能開始寫。東抄西抄、匆匆忙忙，肯定是站不住腳的。既然寫，就一定要寫有生命力的著作。”
張道根認為，學習張仲禮先生，要像他那樣實在做人。先生宅心仁厚，樸實無華，很關愛年輕人，對年輕科研人員寬容有加、厚愛有加、指引提攜有加。他回憶說，上世紀80年代末他在上海社科院讀博士學位期間和在經濟所做研究期間，有機會去美國斯坦福大學做訪問學者，有機會多次同國際著名學者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一道學術交流，都靠張仲禮先生支持、幫助和安排。
在提攜後輩上，張仲禮還做了一件令所有人感動的事情。2004年，因“19世紀中國社會紳士階層的原創性研究及學術成果的國際聲譽”，張仲禮榮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貢獻獎，獎金有5萬元，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收入。生活節儉的他卻將全部獎勵貢獻出來，在院領導、全院職工和部分院外人士的支持捐助下，設立了“張仲禮學術獎勵基金”，用來獎勵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中青年學者，促進科研後備力量的成長。那些在學術道路上曾獲得過“張仲禮獎”的學者也如他所願，大部分都成長為今天的學術骨幹、學科帶頭人。
每年的社科院研究生開學典禮，張仲禮都會被邀請去為新生講話。每年，他都會勉勵師生，“熱愛祖國、熱愛上海、熱愛社會科學事業。”在這“三愛”裡，包含了他全部的人生選擇，而他對後輩和未來中國社科事業的期許，也完全凝結在這句樸素的格言中了。
■本報記者 陳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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