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今天18時，海外疫情累計確診705183人，34525人死亡。就在半個月前，數據看上去還沒有那麼可怕。更可怕的是，這個數據恐將一直更新下去，還會有更多的人確診、更多的病人離世。
不斷攀升的冷冰冰的數據下，每一個“1”，都代表了一張消逝了的面龐，每一個統計數字背後，都上演了一個家庭刻骨銘心的悲劇。
死與生的對話，不僅是一種個人或家庭的體驗，也往往會被塑造成一個國家的集體體驗。如何埋葬死者？如何哀悼與紀念？如何幫助死難者的家人……這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哈佛大學校長、歷史學家德魯·吉爾平·福斯特在《這受難的國度》中，以新的史學視角，著力研究了美國內戰時期人們面對死亡時的言行、態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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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
[美] 德魯·吉爾平·福斯特 著
孫宏哲 / 張聚國 譯
2016年譯林出版社
雖然美國內戰同今天的瘟疫性質各異，但對於普通人來說，兩者造成的死亡傷痛並無差別。斯特將目光聚焦在作為戰爭主體的普通人，通過福斯特的敘述，數據不再是抽象的、“客觀的”，它獲得了溫度和另一種具體。
文 | 王東傑
美國曆史學家德魯·吉爾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的《這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一書的中譯本早在幾年前已經面世，可是因為不在我的研究範圍內，當時只是翻了一下目錄。
福斯特是美國曆史學家、教育家，哈佛大學前校長（2007年—2018年），之前擔任哈佛拉德克里夫高等研究院院長。她是哈佛大學歷史上第一位女校長，也是自1672年以來第一位沒有哈佛學習經歷的哈佛校長。
直到疫情大盛時候，每天醒來，打開手機，看到一串串飛漲的確診數據，不由自主陷入忐忑不安，生與死的問題也比平日更為緊迫地逼上心頭，才取出詳讀，深感相見恨晚。
海外多國累計確診趨勢，圖片來源於騰訊新聞APP
以中國傳統的學術標準衡量，無論是義理、考據還是辭章，這本書均屬上乘。當然，19世紀中期美國的一場內戰，不同於21世紀席捲全球的瘟疫，但它們都將人拋入死亡的浪底，對於普通人的影響，並無二致。
福斯特關注的不是戰爭中的死亡本身，而是人們面對死亡時的言行、態度、思考。這是一個沉甸甸的主題，而全書篇幅不大，可謂舉重若輕。除了序言和結語，正文共分八章，處理戰場內外圍繞殺戮和死亡開展的諸種議題。我尤其被第四、八章感動，它們既貫穿起全書敘事，也指向更廣闊的歷史空間。第四章題為《尋名》，第八章題作《統計》，分別討論死亡的兩種表述方式：姓名和數據。
一個人走上戰場，其命運就無法測知，實際往往是凶多吉少。對指揮官來說，戰爭乃是敵我雙方的全局較量，重在最終的結果，不在一卒一子的得失；一個戰士，只有當他成為整體性戰鬥資源一部分的時候，才有價值，至於他個人的信息：姓字名誰、性情癖好、獨身還是已婚、喜歡吃湯圓還是餃子，皆與戰事無關，無需統帥考慮。
但在親人和朋友看來，情形完全不同。他們也會關注戰爭的勝負，但更關心身在前線的親友。即使那個人死去，也需要被惦記他的人知曉；後方（亦可能是戰場中另一處）的掛念和焦慮需要得到回聲，才能落地，或轉化為歡喜，或轉化為悲傷和痛苦。但無論如何，都不應是空落落的懸念，無處寄放。死者是一個人，不是一束火藥，並非註定要無影無蹤；他曾經活過——這個“活”需要見證。
陷入南北戰爭的美國人認識到，記錄下前線戰士的信息是那麼重要。有誰負傷？是誰罹難？誰在倖存？除了官方，人們也藉助於社會和私人的力量，探尋和報道每一個死者的身份。
詩人沃爾特·惠特曼面對死者，發出無可逃避的詢問：“你是誰……你是誰……？”我們需要死者告訴我們，他應該怎麼稱呼。
姓名只是一個符號，一個人可以有好幾個名字，一個名字也可能對應不止一人。但即便是重名者，他們也不是共享一個相同的符號，對他們每個人，這個名字都是唯一的。也許，僅僅知道一個名字，在日常交往中顯得那樣抽象，並未告訴我們任何實質的內容，但在死亡面前，即使只留下一個簡單的名號，也比無數匿名的死者更加具體，更能把捉。
1864年8月，弗吉尼亞州彼得斯堡的北方工程師
福斯特指出，直到一戰期間，美國士兵才有了標誌自己身份的徽章；直到朝鮮戰爭，“美國才首次建立起甄別並運歸每位死去的士兵遺骸的政策”。而這一切，都要追溯到內戰。從那時起，“美國政府才首次創立國家公墓系統，並正式承擔起紀念戰爭死難者的職責”。
而這又和這場戰爭的性質有關：這是一次由平民參加的戰爭，他們的目標是廢除奴隸制，爭取個人尊嚴（不過，這本書並不是完全站在北方立場上的敘述，“非正義”的南方獲得了同等的關注，使得福斯特的討論更加顯得意味深長）。
“這一對自我與身份擁有權的維護反映了人們對人類價值的信仰。”尋找死者的姓名，只有在這一信仰的照耀下才變為可能。它意味著我們對死亡的接受，但也是對虛無的拒絕。它告訴我們，一具肉體雖然消失，卻並不允許後人在其留下的空白處任意塗抹。如同北島宣佈的那樣，死亡並不等於喪失了“對證”。
美軍徽章，滑動查看更多
一個人變身數字，便很難再維持自己的獨特性。每一個“一”都可以相互替換，只有靠累積起來才能發聲。不過，這不等於統計是毫無價值的行動。尋名是為了爭奪個人的意義，統計則給出一個集體的意象。
統計伴隨戰爭就已開始，至今也還不是確切無疑。但當數字到達一定規模，重要的就不再只是細節，而是它那重重地壓在我們頭頂的力度。它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們，一場勝利——更糟糕的，也是一場失敗——到底付出了多少代價。
這本書的第一頁就說：1861—1865年的美國內戰，罹難士兵人數可能高達62萬。“這大致相當於獨立戰爭、1812年戰爭、美墨戰爭、美西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中美國殉難士兵人數的總和。”這次戰爭不僅是“美國曆史上最血腥的戰爭，它也預示著第一次世界大戰西線的屠戮，以及20世紀全球範圍的大屠殺”。通過福斯特的敘述，數據不再是抽象的、“客觀的”，它獲得了溫度和另一種具體。
左上：安提塔姆戰役（1862）後收集起來的等待埋葬的屍體
右上：1862—1865年間的亞里山大利亞國家公墓
（Alexandria National Cemetery）
左下：1867年阿靈頓宮西側的墓地
右下：1862—1869年間的亞里山大利亞公墓的照片細節，墓碑是用木製的床頭板作為標記
但是，龐大數字的震撼力仍建立在“一”的基礎上。我們被數字擊中，僅僅是因為我們知道，在它後邊，是無數實實在在的姓名。斯大林曾說：“一個人的死亡是場悲劇，一百萬人的死亡是個統計數據。”如果此言有理，那僅是因為它洩露了位高權重者怎樣操縱我們的感受，而造成了一種錯覺。
數據不會說謊，它只是被用來說謊，我們必須幫助它擺脫操縱：將之還原為一個又一個“一”，一個接一個地累積，死亡的面貌會更加具體和清晰。
福斯特引用的戰爭期間美國雜誌上的一條評論，讓我相信，一百萬人的死亡不只是一個數據：“我們說‘只有一個人’，但卻從未想過，那個人或許正是某個人的全部。如果有一百萬人陣亡了，那麼就會有一百萬個家庭‘只失去了一個親人’。”那是一百萬個死亡，一百萬個悲劇。
王東傑
河南濮陽人，歷史學博士，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曾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從事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出版有《國家與學術的地方互動：四川大學國立化進程（1925—1939）》（三聯書店，2005）、《聲入心通：國語運動與現代中國》（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論文集《歷史·聲音·學問：近代中國文化的脈延與異變》（東方出版社，2018）等。
《這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
[美] 德魯·吉爾平·福斯特 著
孫宏哲 / 張聚國 譯
2016年譯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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