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死勸戴口罩者”事件持續發酵，涉事男子先是被挖出16年前“殺害女友”被判無期徒刑，緊接著又被指出歷經“多次減刑”（9次）數月前獲釋。坦白講，就“打死勸戴口罩者”的事情，已經是確認的事實。甚至，包括他16年前“殺害女友”的事情也是既定的事實。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積極改造”的“悔過典範”（減刑的主要依據指標），卻又再次面目猙獰，將邪惡之手，伸向他（她）者。具體的案情細節，報道已經夠多，這裡就不再贅述。但是，對於一個“罪惡的靈魂”，我們該不該去寬恕，如何去寬恕，基本的尺度是什麼，卻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法理的懲治尺度中，還不是“為懲治而懲治”，而是“為救贖而懲治”。這其中存在兩個層面的考量：其一，懲治的存在，是為保護受害者和公眾的利益，同時，也是為讓犯罪者知道後果自負的存在；其二，懲治的存在，是為救贖犯罪者，讓其知道傷害別人就是傷害自己，同時，也是對社會中有違法犯罪動機群體的一種震懾。
總的來講，懲治的意義，更傾向於“救贖和打撈”。只是，問題可能就出現在這裡，既然要“救贖和打撈”，言外之意，就是要對罪犯有信心，不去一棍子打死，由此“減刑”就應運而生。事實上，世界各國在面對罪犯的問題上，“減刑”都是普遍存在的。
但是，“減刑”既然是針對“罪犯”，那麼程序上自然是嚴格的。因為，我們很清楚，將一個曾經有過犯罪經歷的人放回社會中，起碼的前提是，他（她）不會再次對社會造成傷害。當然，這是理想的狀態，也就是“減刑”起到“救贖和打撈”作用的積極可能。
可惜的是，並不是所有的罪犯都能被成功的“救贖和打撈”，再次回到我們的社會當中。這種情況下，“懲惡”就是底線，而“救贖”只不過是可遇不可求。所以，就“打死勸戴口罩者男子”而言，他可能就是一個不知悔改的人，只不過為重獲新生，看起來有所收斂而已。並且，相關部門已經回應，將會核查“多次減刑”的情況，就說明也不排除“減刑程序”可能存在的“不合規”。
“殺害女友”，“打死老人”，無論如何也很難與“積極改造”勾連起來。作為社會來講，他“殺死女友”後，無論是道德上，還是法理上，已經給出最大的寬恕誠意。可惜的是，歷經多次減刑出獄後，卻再次犯下命案，這著實讓人感到無法理解。
說實話，這種時候，他講任何理由，都是蒼白的。如果說，16年前“殺害女友”的時候，“主動自首”是一種積極的“自我救贖”，那麼16年後打死老人的事實，他就是再怎麼表現的“真誠”，也都會顯得虛偽不堪。畢竟，在“十惡不赦”面前，所有的行為都會顯得蹩腳可笑。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他想獲得新生，這沒什麼問題。問題在於，獲得新生並非只是出獄那麼簡單，而是要從根本上改過自新才行。要不然，監獄終究會成為“故居”，“斷頭臺”終將會等到他伸出脖子。所以，做人不能太放肆，要不然終究會親手把自己埋掉。
要知道，我們期望犯罪者得到新生，但是，卻不期望犯罪者再次作惡。所以，對於“減刑”來講，如果沒有十足的把握，最好不要輕易“減刑”。因為，草率的寬恕一個“惡魔”，意味著給陽光世界按上一顆定時炸彈。就如勸說戴口罩的七旬老人，他只是講出最基本的“公共規則”，卻成為“惡魔”手下的冤魂。
不過，我們這裡還是要搞清楚一個基本事實，就“打死勸戴口罩者男子”而言，他還是絕對的惡，這也是公眾之所以質疑“多次減刑”的主要依據。因為，就常理而言，他既然能獲得多次減刑，就說明改造的不錯。可是，從他囂張跋扈的樣子來看，分明還是一個“惡棍”。
這種時候，質疑就成為一種自然而然的情緒。畢竟，作為懲治過程，最起碼的尺度，也是要限制住罪犯再次作惡的可能。至於，罪犯有沒有改過自新，又是另外一回事。因為，比起救贖罪犯，保障無辜公眾的利益更為重要。
事實上，犯罪行為有很多種類型，但是，就“打死勸戴口罩者男子”而言，他的兩次犯罪行為，都是主動的惡，而非被動的惡，這種情況下，就算再強調“脾氣暴”的問題，也不會有人去聽。甚至，作為他的家人也會因此感到“絕望”。畢竟，他是真的沒有改變，只是在監獄中度過15年而已。
主動的惡，其實就是主動傷害別人的惡行。比如他“殺害女友，打死老人”，從某種層面上而言，女友和老人都是比他更弱勢，但凡他能剋制一點，就不至於鬧出人命。甚至，作為他的女友，以及勸說他戴口罩的老人，可能只是言語上的爭辯而已。可是，作為他，卻使出致命的打擊。
而被動的惡，很大程度上，屬於失手導致的慘劇。也就是，從事情的發生上，並不是明顯存在必然性的結果。說到底，就是犯罪者根本不想傷害任何人，也根本沒有傷害人的意圖，只是隨著事情的失控，以保護自己為前提的情況下，對他（她）者造成不可逆轉的超限性傷害。
於此，在“減刑”的問題上，更適用於“被動的惡”，也就是出於無奈的一種犯罪行為。比如，“防衛過當”，或者“情勢所迫”。這類問題在具體的犯罪行為中，也是比較常見的。作為犯罪者來講，可能確實人品沒問題，只是陰差陽錯犯下大錯，這種時候，“救贖和打撈”的意義，就顯得很重要。
因為，在他（她）們的認知中，並沒有傷害人的意識。這樣的一類犯罪者，如果經過積極的改造，再次放回社會之中，應該很大程度上，不再會對社會產生危害。所以，對於“減刑”來講，既要按照既定的程序進行，也要遵循基本的人性是非。要不然，很容易讓“救贖”走樣。
當然，作為“減刑”來講，程序上一定要嚴謹合規。這並非是“看起來”表現不錯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徹底悔過”的問題。雖然，作為“減刑”的認定，並不能保證犯罪者一定就能不再犯罪，但是，如“打死勸戴口罩者男子”這樣的犯罪者，總還是有些說不過去。於此而言，核查是必須的，而且還要更加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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