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拜托于朱生豪先生这“信达雅”的传神翻译，上面这句台词成为了绝大部分国人最熟悉的也是唯熟悉的一句莎翁台词。然而时至今日，世人好似再也不把“生存”当做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来看待。
在刘慈欣的《三体》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出自女性化的智子口中：
“生存本来就是一种幸运，过去的地球上是如此，现在这个冷酷的宇宙中也到处如此。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类有了一种幻觉，认为生存成了唾手可得的东西。”
看到疫情当下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各种行为，越发地感受到大刘对人性的理解是那么通透。人类在面对可能是近现代史上最严重疫情的情况下，除了那些躺在病床上或棺木里的人，依旧没有把生存当成一个问题去思考。自由放在生存之上，仍然是西方主流的政治正确。不知如果疫情继续，全球农业、工业供应链中断，出现农业与工业的产出不能满足供给全人类的情况时，“自由大于生存”这个故事还能不能继续讲下去？当然，我并不是说集体主义的政治正确就是一贯的。偏激地坚持某个主义，都是不理智的。这是我想表达的观点——偏激让人们失去了思考“生存”这个问题的能力。
进入20世纪，意识形态的差异可以让父子因选举反目，可以让两国举兵戈而相见，可以让数百万人被清洗屠杀，可以让世界面临被核弹毁灭的危机。如果这样看，某些西方群众在当下疫情中的神操作似乎也就不值一提了。然而反观国内的舆论，我们的“集体主义”又一次战胜了“个人主义”，大批民众在为此欢呼雀跃。细思之，怪之又怪，无论东方西方，在舆论中似乎“生存”这件事变得无足轻重。或输赢，或强弱，或自由，或集体，唯有生死是一串冰冷数字。
现代人何时变的如此偏激？“主义”一词，诞生于西方一神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皆为一神教），本是用于区分其思想与宗教之差异。然而在今天这个各种“主义”满天飞的年代，似乎某人相信了“XX主义”就等于了某人的价值观。国外如此，国内亦然。如此“主义”，又与宗教有何差异？要知道，各种“主义”都是有其适用条件的。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怕是各位看官现在读ぶんしょう。让唐太宗实行“共产主义”，怕是唐明皇压根儿就没有出场的机会。让20万年前非洲某个采集者部落实行“自由主义”，怕是今天地球上的统治者会是只大橘猫。人类有幸生存到今天，绝不是因为相信了某个“主义”，而只是因为我们不想被毁灭。活到今天的生物皆是如此，君不见蚂蚁是如何渡过小溪，君不见驼队是如何越过沙漠。生存在这个星球上本就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人类，或者说吃饱了的那部分人类，产生了一种幻觉——生存是想当然的事。于是他们打着各种“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名号，一次又一次的浪费“生存”这种世界上最高级的幸运，将人类一次次的推向毁灭。当然，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暂时还在生存，然而那数以亿计的、活生生的人却再也没有这种幸运。
西方文化我研究不深，不知何解。但我们国人为什么抛弃了传承千年的中庸之道，也陷入了这种偏激的漩涡当中，我甚为不解。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这是孔老夫子两千五百年前的话，经过这两千五百年的风雨轮回，于今时正当振聋发聩。
但求天下勿以“主义”为道，人乃世间之根本。
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自从人类种出的粮食够全世界的人吃饱以后，所有的战争都是吃饱了撑的。——名落侃山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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