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紀90年代，面臨著來自外部的可怕威脅和內部嚴重分裂的緊張氣氛，籠罩著美國這個初生的國家。美國國父華盛頓認為，如果美國能在一代人的時間內避免戰爭，那麼人口和資源的增長，加上有利的地理位置，能滋生出強大的國力，並將使美國不再恐懼地球上的任何力量。華盛頓和他的繼任者約翰·亞當斯在管理外交和國家安全政策方面樹立了重要的先例。和解與戰爭的並行，他們設法避免了與大國的敵對行動，並從英國和法國那裡爭取到了重要的讓步。他們鞏固了1783年與英國簽訂的和平條約授予的西部領土的控制權，為華盛頓所稱的"這個正在崛起的帝國未來的宏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聯邦黨人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態度極大地塑造了這個新國家的制度和政治文化。通過巧妙的外交手段和巨大的好運，美國走出了動盪的十年，開始變得強大起來。
在新憲法實施的最初幾年裡，美國面臨著各種挑戰。直到二十世紀中葉，對外關係的挑戰都是嚴峻的。1792年，歐洲爆發了一場持續20多年的戰爭，這場戰爭以激烈的意識形態和軍事鬥爭震撼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美國人一致認為，作為外交政策的首要原則，他們必須置身於此類戰爭之外，但中立幾乎無法提供庇護。歐洲列強以各種方式入侵美國，引發了人們對美國將被大國重新徵服的恐懼。這個新生國家依賴於與歐洲的貿易，主要的交戰國企圖利用美國，作為他們偉大戰略的工具，只有權宜之計時才尊重其中立性。這場戰爭還在美國國內造成了嚴重的分裂，而國內衝突反過來又威脅到美國對交戰各方保持公正的能力。美國在宣稱中立的同時，也沒有試圖使自己免受衝突的影響。相反，就像歷史上的小國一樣，它試圖利用大國間的競爭為自己謀得利益。這個國家在18世紀90年代的時候，對外界的態度有時是傲慢和自以為是的，在要求自己的權利時是堅定的，在追求自己的目標時是咄咄逼人的。有時，它的生存卻似乎是岌岌可危的。
美國在1789年仍然很脆弱。當華盛頓就任時，他管理的人口還不到400萬，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大西洋沿岸。美國聲稱在西部擁有大片領土，在邦聯時期殖民地迅速擴張，但大國西班牙仍然封鎖了通往密西西比河的道路。這些與世隔絕的邊境社區與聯邦政府的聯繫十分鬆散。英國和西班牙的特工試圖將他們與美國分離，同時鼓勵印第安人抵制美國的擴張。在經濟上，美國仍然處於準殖民狀態，是一個依賴歐洲信貸、市場和製成品的原材料生產國。華盛頓和他的一些高級顧問認為軍事力量對於維護新政府的權威，維持國內秩序，支持國家的外交至關重要。但他們建立軍事機構的努力受到財政和深深植根於殖民時代的反軍國主義傳統的阻礙。在歐洲戰爭前夕，美國沒有海軍，它的正規軍總數不足五百人。
憲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阻礙聯邦外交政策執行的結構性弱點，它授予中央政府管理商業和處理與其他國家關係的權力。雖然行政權和立法權之間的劃分有些模糊，但華盛頓確實確立了總統指導外交政策的原則。他設立了美國最初的國務院，負責處理日常外交事務，以及不屬於戰爭部門和財政部的國內事務。他的同事、弗吉尼亞人托馬斯·傑斐遜擔任了國務卿一職，由四名工作人員協助，每年的預算為8000美元(包括他的薪水)。其他內閣官員，尤其是戰爭和財政部長，不可避免地涉足外交政策。華盛頓把向整個內閣提出重要問題作為慣例，自己解決了出現重大分歧的問題。"外交事務"包括駐法公使、在英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臨時代辦和在阿姆斯特丹的代理人。1790年，美國在波爾多開設了第一個領事館，波爾多是法國大革命期間武器、彈藥和葡萄酒的主要來源地。同年，華盛頓任命了12名執政官，還任命了6名外國人擔任副領事。
華盛頓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國家目前的弱點，絕不是對它未來的偉大前景的模糊認識。新政府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標，並堅持不懈地追求這些目標。美國領導人意識到土地的異常肥沃和人民的生產力，並把商業看作是國家財富和權力的自然基礎，他們努力打破阻礙這個新國家進入外國市場的障礙。他們迅速採取行動，控制了跨阿巴拉契亞西部地區，鼓勵移民，並利用外交壓力和軍事力量來消滅印第安人和阻擋他們的外國人。即使在它的幼年時期，美國的眼光也超越了現有的邊界，將貪婪的目光投向西班牙的佛羅里達和路易斯安那(甚至是英屬加拿大)。華盛頓政府意識到，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安分的人口數量每20年就會增加一倍，這將使它在與外國挑戰者的競爭中佔據優勢，因此他接受了耐心的必要性。但它通過鼓勵解決有爭議的領土為未來做準備。美國人將他們的貪婪合理化，認為優越的制度和意識形態使他們有權使用任何他們可以使用的土地。美國人甚至開始考慮一個從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的帝國邊界的規劃。
新政府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是印第安人在西部的戰爭威脅，利益衝突和主權概念不相容引發了他們之間的衝突。大部分分散在西大阿巴拉契亞山脈的部落都居住在集體定居點，但他們以獵人的身份四處遊蕩。另一方面，美國的邊疆社會是建立在農業、私有財產和土地所有權的基礎上的，美國人認為印第安人沒有正確地使用土地，從而犧牲了他們對土地的所有權，不值得擁有腳下的土地。印第安人只是勉強地承認了美國人對他們土地的主權，越來越多地意識到他們無法阻止美國移民，他們試圖在特定的地區遏制他們，他們組成鬆散的聯盟，與美國簽署條約，尋求英國或西班牙的援助，或是攻擊暴露的邊境定居點。在殖民地政府開創先例之後，美國含蓄地給予印第安人一定程度的主權，並通過充滿繁文縟節和簽署條約的談判給予他們獨立國家的地位。華盛頓的政府將也以同樣的方式在各州內維護印第安人事務的聯邦權力。然而，從誕生之日起，美國就強烈地堅持認為印第安人在其主權之下，因此印第安人的事務是內部事務。邦聯頒佈的各種土地法令假定美國在西部擁有主權，並尋求有秩序的和平解決。但是湧來的定居者對印第安人土地的不斷侵佔引發了報復性攻擊和先發制人的打擊。
華盛頓政府竭力避免戰爭。由於國庫資金有限，又沒有軍隊，新生的政府痛苦地意識到，它負擔不起，也可能無法贏得這樣一場戰爭。當時，居住在沿海地區的美國人接受了啟蒙運動的觀點，即所有人類都是一個物種，都有能力進步。此外，華盛頓和戰爭部長亨利·諾克斯堅持認為，美國在對待印第安人的問題上必須遵循自己的原則，這是一項受到全世界密切關注的共和主義的大膽嘗試。在短期內，政府試圖通過外交手段來避免戰爭，這是建立在邦聯條約基礎上的，將印第安人和定居者隔離開來，實現廉價和平擴張的政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諾克斯推行了這項擴張政策，讓印第安人得到了美國文明的祝福，作為對他們土地的回報，這是一種表面上通過文化融合來同化安撫印第安人的方式，實質上是將西部印第安人的土地佔為了己有。
華盛頓的外交在西南地區取得了短期效果。強大的克里克人傳統上通過讓歐洲國家互相競爭來維護他們的獨立。急於綁定自治組織,由部落轉變為更緊密的聯盟，以在他的領導下,抵擋洶湧的美國拓荒移民令人生畏的氣勢湧入紐約地區。1790年,在慶祝盛典上,包括觀眾和偉大的國父華盛頓本人,簽署了一項條約，同意以300萬英畝的土地作為回報，讓美國政府承認了克里克人的獨立，承諾保護他們不受美國公民的侵犯，並同意劃定邊界。一個看似無辜的條款，卻為光榮的美式擴張提供了一個潛在的強大工具。
從短期來看，雙方都認為該條約是成功的。它提高了美國新政府的威望，吸引了來自西班牙的克里克人，並避免了與最強大的西南部落的衝突。在克里克人看來，這似乎是承認他們的主權並保護他們不受美國拓荒者的侵犯，從而為麥吉里夫雷贏得了發展部落團結和力量的時間。事實上，克里克人不尊重該條約，美國也不願或不能強迫它這樣做。邊界沒有劃定，美國拓荒移民定居者繼續侵佔克里克人的土地。然而直到1793年，克里克人的首領去世了，華盛頓的"統一"之夢也沒有實現，西南部的情況仍然很不穩定。
西北地區則更具有爆炸性。聯邦政府與俄亥俄河以北的印第安人簽署了條約，但一些印第安人拒絕同意，那些同意的印第安人也不滿意。在英國的鼓勵下，印第安人試圖在西北地區建立一個緩衝州。隨著美國拓荒移民定居者湧入該地區，緊張局勢加劇。拓荒者通常認為印第安人是低等的野蠻人，是可以犧牲的，他們寧願消滅印第安人，也不願安撫印第安人。最終，他們的觀點佔了上風。
急於避免戰爭和維護美國榮譽的華盛頓政府屈服於來自肯塔基州和其他邊境地區的土地投機商和拓荒定居者的壓力。政府繼續與印第安人談判，但卻以高壓手段對付印第安人，這使得談判不太可能成功。諾克斯警告西北部落，這是最後的提議了。如果你們印第安人現在不擁抱它，你們的厄運將永遠懸於頭上。此外，通過武力支持其外交，華盛頓政府無意中捲入了它希望避免的戰爭。1790年，為了讓印第安人感到恐懼，華盛頓和諾克斯派了1500人深入喬賽亞·哈馬爾的控區，及今天的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納州。在掠奪了莫米河附近的印第安村莊後，哈馬爾的部隊返回基地時遭到伏擊，損失慘重。為了挽回在本國公民和尋求與之談判的印第安人中的聲望，華盛頓政府於1791年將衝突升級，派遣阿瑟·聖克萊爾將軍領導的1400人前往辛辛那提以北的印第安人鄉村。聖克萊爾小而準備不足的部隊全軍覆沒，損失了900人，當時這被稱為美國軍隊所遭受的最為慘重的失敗。在歐洲戰爭前夕，美國在西北地區的地位比以前更不穩定，它的威望被粉碎了。
加勒比地區奴隸起義的可怕情況和國內奴隸叛亂的局勢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在18世紀90年代初的不安全感。1791年8月，在法國殖民地聖多明克(即現在的海地)，奴隸們受到法國大革命的鼓舞，紛紛起來反抗他們的主人。在鬥爭最激烈的時候，多達10萬黑人與4萬白人及黑白混血兒的正面交鋒。由種族對立和奴隸制遺留下來的問題所激起的憤怒導致了特別野蠻慘烈的衝突。在戰鬥中，反政府武裝吹奏著非洲音樂，揮舞著"讓所有白人去死"的旗幟，燒燬種植園，屠殺種植園主及其家人。
當然，美國人對革命的熱情遠不及暴力的奴隸起義，他們對聖多明克群島發生的事件有不祥的預感。與聖多明克的貿易很重要，1790年，聖多明克的出口額為300萬美元，是法國大都會區出口額的兩倍多。與法國的友誼也鼓勵了對種植園主的同情。一些美國人擔心英國可能會利用聖多明克的衝突來擴大其在該地區的存在。但美國對這場革命的反應主要源於種族恐懼。在這個時候，人們對奴隸制的態度仍然比較靈活，包括其中那些贊成解放奴隸的人也認為奴隸制是可以逐漸地、和平地存在的。附近島嶼上的暴力反抗引發了恐慌，擔心會陷入混亂與黑人主義，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說，肯定會出現"災難性"的結果。像傑佛遜這樣的南方人懷有一種病態的恐懼，他們害怕反抗會蔓延到美國，引發一系列瘋狂的暴力，最終只會導致"一個或另一個種族的滅絕"。州議會投票通過了幫助聖多明克種植園主鎮壓叛亂的資金。華盛頓政府擴大了行政權力，向法國墊付了72.6萬美元的債務，並向種植園主們出售武器。
這樣的努力是徒勞的。1793年6月叛軍的勝利給北方帶來了震動。戰敗的法國種植園主逃到美國，帶來了屠殺的故事，使恐慌在整個南方傳播蔓延。傑斐遜私下裡對美國人將來可能要艱難地通過某場"血腥的戰鬥"而感到不安，而南方各州則收緊了奴隸制法令，並開始積極地捍衛這一"特殊的制度"，連西北邊境的緊張情緒也被南方奴隸起義的恐懼所壓倒。此時的美國華盛頓政府局勢，一片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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