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盛唐畫風突變：從貞觀時期的“幾至刑措”到武后時期的腥風血雨

中國古代曾是世界上刑法最發達的國家。

西周時期即有刑書《甫刑》，號稱“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漢成帝時代發展到“大辟之刑千有餘條。”死刑條目比西周時期增加了5倍以上。

到了唐朝貞觀年間，太宗皇帝認為人命至為寶貴，以寬省刑罰作為法治思想，對於判處死刑尤其慎重，採取多次覆奏制度，反覆校驗，“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覆奏。天下刑幾措。”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幾至刑措。”社會秩序井然，風俗醇美，成為歷史上著名的治世。

然而幾十年後的武則天主政時期，整個國家畫風突變，唐朝（本文按照史學界不承認武周為獨立朝代的觀點）司法環境急轉直下，一波又一波的冤案接踵而來，李唐皇室和官僚階層瀰漫在一片腥風血雨當中，還牽涉了大量無辜百姓。

武后主政時期冤案的規模有多大？

1. 從死刑人數來說

武則天指使酷吏來俊臣“脅制群臣，前後夷千餘族。”按照一族50人左右，來俊臣搞冤獄就殺了5萬人以上，而且大多是王公貴族大臣之類的豪門。博州刺史琅邪王李衝起兵，武則天派丘神勣去討伐。來到博州時，當地老百姓已經把造反的李衝殺掉，穿著素服迎接官軍，丘神勣誣陷他們協同謀反，把他們全都殺死，“神勣盡殺之，凡千餘族。”把一個州的1000多家族屠滅，殺5萬人以上。

簡單相加，僅被來俊臣、丘神勣兩個酷吏殺掉的就有10萬人左右。

2. 從被殺的皇族宗室群體來說

有中宗李顯嫡長子邵王李重潤、鄭王李璥、琅邪王李衝、越王李貞、韓王李元嘉、霍王李元軌、魯王李靈夔、江都郡王李緒、汝南郡王李瑋、南安郡王李穎、黃國公李撰、鄅國公李昭、常樂公主、鄱陽郡公李諲、廣漢郡公李謐、汶山郡公李蓁、零陵郡王李俊、廣都郡公李、東莞郡公李融、鉅鹿郡公李晃、永泰郡主等等，以及大批李唐宗室成員。這其中，包括她親生的次子李賢也被逼令自盡，李賢的兩個兒子被鞭殺。還包括武則天自己的武氏族親三十餘人。

3. 從被殺的官員群體來說

武則天先後殺掉的宰相就有裴炎、魏玄同、劉禕之、郭正一、張光輔、騫味道、範履冰、邢文偉、王本立、岑長倩、歐陽通、李昭德等一長串名單，武則天也超越漢武帝，成為歷史上殺宰相數量第一人。殺掉的著名將領有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右武威衛大將軍黑齒常之、右玉鈐衛大將軍張虔勖、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元慶、右鷹揚衛將軍趙懷節等。其他被殺的各級官員更是數不勝數。當然，也包括武則天一度重用的酷吏來俊臣、丘神勣等人，所謂“兔死狗烹”。

唐朝是中國古代法治較為開明的時代，有一整套規範嚴密的司法制度體系，對濫殺無辜作出了各種嚴格的限制。武則天是怎麼做到“合法”、大批殺人的？

這是因為，武則天不僅敏銳地抓住了《唐律》（永徽律）中的重大疏漏，還肆意突破有關法律規定。

二、《唐律》的重大漏洞：對於謀反罪的草率處理

按照常理來說，越是重大、牽連越多的案件，越是需要慎重辦理。但《唐律》相反，它有個特殊條款，就是“十惡”罪，“十惡”罪起源於漢代（“原夫厥初，蓋起於漢”），承接於隋朝。原本隋煬帝想收買人心，廢除過“十惡”罪。唐朝建立之後，沒有選擇繼承隋煬帝的《大業律》，而是大量照搬隋文帝的《開皇律》，因此完整保留了“十惡”罪。

“十惡”罪規定的是違反名教的十大犯罪，其中第一種就是謀反罪，即謀危社稷、反上作亂，是武則天用來屠殺李唐宗室和大臣的主要罪名。

為什麼用“十惡”罪來清除異己很容易？主要有以下兩大原因：

1.“十惡”罪規避死刑覆奏制度

“十惡”罪的理論依據是“十惡尤切，汙損名教”，所以在辦案程序上有個特殊規定，“州縣論死三覆奏，京師五覆奏”的慎刑制度，在“十惡”罪中惡逆以上的犯罪（包括謀反罪）上不適用。這就給了武后指示的酷吏們草率辦案、肆意屠殺的機會。

諸決大辟罪，在京者，行決之司五覆奏；在外府，刑部三覆奏。若犯惡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殺主者，唯一覆奏。——《通典》

當初，主持制定《永徽律》的長孫無忌就是用這一法律漏洞誣陷吳王李恪謀反將其誅殺，李恪臨死前大罵長孫無忌，詛咒其不得好死。後來長孫無忌果然因反對廢立皇后一事，被武則天指使許敬宗誣以謀反，在沒有定罪的情況下即流放黔州，被逼自殺。武則天甫一出手就搞垮了唐朝的擎天一柱，後面更是有恃無恐。

2.“十惡”罪不用“八議”制度

唐朝的法治思想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根據身份來區分量刑等次，對於皇親、貴族、官僚、功臣、耆宿、賢達等權貴階層採用“刑不上大夫”的刑罰理念，歸入“八議”制度。

“八議”即“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這8種類型的人犯了死罪，量刑程序須經過“皆先奏請，議其所犯”，一般都會免死從輕發落。

但是對於謀反罪，“八議”制度卻不適用。皇親國戚和功臣權貴們犯死罪也就沒有了“免死金牌”。

“其犯十惡者，不用此律。”——《唐律疏議·名例二·八議者》

所以，武則天可以充分利用“十惡”中的謀反罪的特殊規定，大肆屠殺李唐宗室和功臣耆宿。

不過，即便武則天能夠利用“十惡”罪的漏洞，要定一個人的謀反大罪，在唐朝難度還是非常大的。為什麼這麼說呢？首先，唐朝對誣告有嚴密的“反坐”制度；其次，唐朝對刑訊逼供、羅織罪名都有嚴厲懲罰措施，而酷吏們使用的方法無非是誣告指認、刑訊逼供和羅織罪名這“三板斧”，這些法律制度是怎麼被打破的呢？

三、保護嫌疑人的司法制度體系被踐踏、被破壞

1. 誣告“反坐”制度被“鼓勵告密”所取代

《唐律》對誣告的“反坐”制度十分嚴厲，誣告別人謀反要判斬首，從犯也要判絞刑。

“諸誣告謀反及大逆者，斬；從者，絞。”——《唐律·鬥訟三》

武后為了擴充耳目視聽，脅制群臣，清洗唐室，鼓勵天下人“告變”，說誰誰要謀反，不用承擔法律責任不說，還由公家專門接送到京城，給予高規格待遇，封官加賞。她還特地在宮城前面放置一個銅箱子，鼓勵人們互相揭發，寫信告密。

“故縱使上飛變，構大獄。時四方上變事者，皆給公乘，所在護送，至京師，稟於客館，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以勸天下。”——《新唐書·列傳一百三十四》

在高官厚祿的誘導下，社會上的地痞流氓無賴都開始投機鑽空子，“於是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揣後密旨，紛紛並興”，整個唐朝的司法系統開始群魔亂舞，誣告成風。

2. 審慎的刑訊制度被酷刑氾濫所取代

唐朝法律規定對嫌疑人是可以刑訊的，但不得逼供。刑訊的前提是必須先充分收集證據，詢問嫌疑人和各方證人，並進行詳細推理，“反覆參驗，猶未能決

“拷訊”就是用刑杖拷打，刑杖是有尺寸規制的，次數不得超過3次，總數不得超過200杖，每次拷訊間隔20天，讓嫌犯有時間恢復傷勢。這是為了防止在審訊階段就把人意外打死。

“拷囚不得過三度，數總不得過二百。”——《唐律·斷獄上》

如果辦案中刑杖的總數超過200杖，多打的部分審案官員要“反坐所剩”；如果打多了導致死亡，審案官員要被判2年徒刑。如果嫌犯傷口未好，或者正在患病，此時還加拷訊，審案官員要被罰杖一百；打死的，審案官員要判1年半徒刑。這些制度設計，都是為了防止濫施酷刑。刑訊結束還查不出案情的，就要取保釋放。

但武后主政時期，在她的默許和縱容下，酷吏們紛紛突破法律限制，絞盡腦汁設計了花樣繁多的酷刑。酷吏索元禮發明了用鐵籠子固定嫌犯的腦袋，然後把木楔子直接釘到頭頂裡；還設計了轉動嫌疑人手、腿關節的逼供手段，名曰“曬翅”。來俊臣無視法律規定的枷號規格，特製了10種大枷，名號有“定百脈、喘不得、突地吼、著即臣、失魂膽、實同反、反是實、死豬愁、求即死、求破家。”聽聽這些名字就讓人脊背發涼。還有一種大枷是直接殺人用的，“以鐵為冒頭，被枷者宛轉地上，少遷而絕。

說酷吏們“刑訊逼供”已經是好聽的了，也許“故意殺人”更為恰當。這些突破人性和法律底線的暴行，把《唐律》中保護嫌犯的規定破壞殆盡，只要被誣告下獄，就失去了任何人身保障，只有在刑訊室裡“哀告求死”和在刑場上“死得痛快點”兩種無奈的選擇了。

3. 據實依法辦案被羅織罪名所取代

《唐律》有一條文叫做“官司出入人罪”，是專門為防止審案官員通過虛構案情、偽造證據等方法誣陷好人，規定審案官員要反坐所誣陷枉法的全部罪行，這對於官員查證事實、秉公辦案是有極強監督作用的。

“官司出入人罪......虛構成罪，還以虛構枉人全罪科之。”——《唐律·斷獄下》

應該說，唐朝在法律方面，對於調查確認罪行有無、斟酌確定刑罰輕重的規定是較為完備的。

但是這些法律規定，在武后時代成為一紙空文，對於酷吏們來說，他們不是在“以事實為依據”查辦案件，而是花樣百出地“製造”案件，而且是“流水線”式地大量製造冤獄。為此來俊臣等人還專門編寫了一篇《羅織經》，指導酷吏們怎麼“流程化”地羅織罪名，搞出了一批批的驚天大案。

“俊臣與其屬硃南山、萬國俊作《羅織經》一篇，具為支脈綱由，鹹有首末，按以從事。”——《新唐書》

結束語：

武后臨朝的時代，雖然經濟社會總體還在向前發展，但在法治領域，無論是跟前朝比，還是跟唐初比，無疑是大大的倒退了，說這段時期是唐朝司法的黑夜並不為過。畢竟，武則天要成為歷史上唯一的女帝，面對的不僅是李唐宗室強大的官僚體系和民意根基，還有背後底蘊深厚的名教傳統，她通過起用社會層次很低的酷吏殺宗室、殺大臣，再利用大家痛恨酷吏的心理殺酷吏，從而達到了清除異己、進行“武周革命”、鞏固自身統治的目的。

正所謂：“非吏敢酷，時誘之為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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